曾国藩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后，开始留意军事问题，特别注意研究历代兵制兵法和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为后来成为著名统帅并进行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1852年（咸丰二年）下半年，曾国藩因母丧请准回籍，正值太平军全力猛攻长沙。1853年1月曾国藩被清朝廷任命为“帮团练大臣”，负责湖南团练的招募、训练和自保，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从奉旨兴办团练到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督师“剿捻”，直到1872年他死前的近二十年，他一直没离开过军事。在这期间，曾国藩历身戎马，积累了丰富的治军经验，从而形成了他的军事改革思想。

一、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产生和形成背景

军事思想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的产生同样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一）清朝的军事体制是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产生的基础

清朝的军事体制是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武官没有实质上的兵权，主旨在于防止武官造反。在国家发生战事时，均是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作为统帅，兵将则是以营为单位散驻于各地，出征时兵将则是各省限定员额临时抽调，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精锐八旗，也是从各旗中抽调。曾国藩认为这种立意防范的军事体制越来越与战争要求不相适应，其结果是“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因此，清朝旧的军事体制是他军事改革思想的诱因和基础所在。

（二）清朝军队腐朽和自办团练政策是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清朝的军队分为两种，一种是八旗，一种是绿营。八旗由旗人组成，是清王朝初建时的基本武装力量。入关后，八旗兵由部落兵制转为世兵制，他们以征服者自居，养尊处优，经过近200年的和平生活，武备废弛，筋力日懈，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因此，自康熙王朝后，清朝实际靠绿营维持统治。绿营，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沿袭明代兵制组织的武装，它由汉人组成，于“三藩之乱”后代八旗而兴。但乾嘉以后，实力也大大削弱，腐败不堪，“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势不得不募民充勇，以供调拨”。（《清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兵十一）曾国藩《议汰兵疏》说他们“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缴功”。所以，曾国藩在任京官时，就有编练新军的建议。1850年，他向皇帝上了《简练军实以裕国用事》一折，是他论述军事问题的早期之作，但那时他手中并无实权，仅是书生议兵，无法付诸实施。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清朝政府财政十分枯竭，国库空虚，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二个月都开不出，也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咸丰帝在几年间连下诏旨，任命的团练大臣有四五十人之多，平均每省有几个人。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也是其军事改革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三）太平天国运动是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形成的决定因素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2年6月清朝廷下诏，曾国藩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赴任途中遭母丧，于是按照清朝的旧制回家奔丧（这叫做“丁忧”）。恰逢此时，太平天国已打到了湖南，所至攻无不克。清廷见事态严重，看中了归乡守制的曾国藩，咸丰帝诏谕湖南巡抚张亮基曰：“丁忧侍朗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诸事宜，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年谱》卷一）。曾国藩及时地把握了这一有利于实现自己蓝图的时机，马上奉旨出山，同时，他深知绿营的腐败无能，也认为乡间的团练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决定利用受命办团练的权力和机会另起炉灶。到长沙第二天，即向皇上呈递奏折，要求在长沙建大团，成一劲旅，以剿灭“洪杨发匪”。而他所说的“劲旅”，其实质已远非“团练”所指，而是一支“正规军”了。咸丰帝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同意了曾国藩这一请求。曾国藩针对绿营兵的积弊，决心改弦更张，大胆革新，创建一支高于团练，又区别于绿营兵的新军。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是其军事改革思想得以形成的决定因素，也成就了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第一位卓有成效的军事家。

二、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是在当时历史背景和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其在军事领域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军事领域多方面的规律性认识，体系完备，内容丰富。

（一）改革兵制，严编部伍的军制思想

绿营兵所沿袭的是世兵制，入军籍的人户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成年男子不管素质如何都编入营伍，造成兵员素质低劣。曾国藩研究过历代兵制，深知世兵制的弊端，所以在创建湘军时将世兵制改为招募制，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军事制度的全面改革。在管理体制上，曾国藩针对绿营兵将脱离，平时无固定将官统领的弊端，他从中国传统的乡土、亲族和尊师观念出发，建立了一套封建家庭式的管理体制，以“兵为将有”、“事权归一”为原则。湘军建军时以营为单位，各营官都由曾国藩从门生、同乡、亲属中选用，相互之间不建立隶属关系，只绝对服从他一人。“勇营之别，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杆、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奏稿.筹议直隶练军宜疏》）这就是说，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是刻意追求节制之法，从统帅以至勇丁，每一级都由自己的上一级亲自选拔和任命，都只对自己上级负责。实践表明，这种办法在战争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湘军都忠于自己的上级。

为了使每一层隶属与最高层的要求一致，上通下达，指挥灵活，曾国藩还着手进行了编制体制改革，并在战争中逐一加以完善。湘军与绿营一样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营、哨、队建制。与现在的营、连、班类似。营为基本战术单位，战斗人员500人，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队配单兵器，哨由不同兵器的各队组成，每营另配属具有辎重兵器及工程兵性质的长夫180人。按这种营制，使用火器与使用刀矛的人各半，遇敌时先在远处以枪炮射击，然后以刀矛近战相搏。湘军的营官还掌握劈山炮8门，作为营的机动火力支援分队。后来湘军兵力增至10万人以上，又在统领与营官之间设分统一职，可统带数营之勇；在统领之上增设统帅数人，如左宗棠、胡林翼等，各统兵数万，统一服从曾国藩的全局指挥。曾国藩在湘军中后来还设立了文案、内银钱、外银钱、军械、火器、侦探、发审、采编八所，等于现在的秘书、军需、军械、兵工、侦察、军法及调查统计处。湘军的这种军制，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指挥系统亦完整而严密，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内战中战术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表现出了近代战争的意识。

（二）忠君勤王，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思想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统兵，他在组建湘军时深知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明确的建军思想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乌合之众。他继承传统的儒家思想，推崇封建礼教，将忠君勤王、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思想。

曾国藩认为忠君勤王、尽忠报国“乃臣子必尽之分”。他对湘军将士“第一教之忠君”，“望其忠信成立”，成为“忠臣之士”。他宣称，湘军众多将士所以能跟随他驰骋疆场，“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他要求将士用“忘身报国”，“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奋战疆场。这就把湘军与封建国家政权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湘军将士多重名节，轻生死，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在湘军中还涌现了一大批儒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坚。

曾国藩从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德出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上升到捍卫“名教”的高度。因为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一度贬斥孔孟儒学，宗教信仰独尊上帝。曾国藩恰恰抓住这点，从封建礼教出发大加挞伐。在出师前撰写了著名的《讨粤匪檄》，系统阐述了湘军进行战争的政治目标。曾国藩这篇檄文主要包含4层意思，首先揭露太平天国的所谓残忍残酷，贻祸人民，“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全集》诗文）接着揭发他们所谓背弃名教，毁灭人伦，“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盛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理扫地荡尽”；（《全集》诗文）随后谴责他们侮辱神祗及圣贤忠义之士，摧毁固有文化，“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全集》诗文）最后阐明他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军的目的，“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全集》诗文）从檄中可以看出，他起兵不单是为君王分忧，也是为捍卫生命所系的封建纲常礼教。这种宣传，不仅对当时中国读书人和农民有很大影响，也迎合了民间一部分守旧的心理，湖南许多读书人和农民纷纷自顾跑到湘军旗帜之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毛泽东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也曾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三）精选兵勇，慎选将官的精兵思想

提高军队素质，首先要把好兵员质量关。曾国藩筹组湘军时，鉴于绿营的冗散、骄情，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思想。他强调“善兵者，与其多而冗，不如少而精，乃可必胜”。（《历代名贤经武粹语》）他在选兵的原则上主要有3条，一要注意兵员成分。他所要求的兵是“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在上皇帝的奏疏中也曾说过“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二是“募贵多，选贵少”。在招募时可以多招一些，以便广收人才，但在选择录用时要严格，这样才能建立起精锐之师。三是对已招募之勇，“亦须精选细察”，不符合要求即行裁汰，决不允许“滥收杂蓄，以充数而塞责也”。后来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会战中大都能以少胜多，重要原因是湘军精壮且操练有素。

选兵如此，曾国藩对于将官的选择更是慎重。他选将标准有四：“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同时，曾国藩还认为治军以选将为要，一个好的将领，即使它营疲弱之兵，一入其营，不久也会变成精锐之勇。在对将官的使用上，曾国藩也有自己的观点，即观其大观，用其所长。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也就是说，选用将才要任人唯贤，宽以录用，优礼相待，而不应求全责备，唯有用其所长，才能人尽其用。可以这样说，曾国藩能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他周围有一批忠心耿耿、各显其能的将领。

（四）重视民生，严明军纪的治军思想曾国藩对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的原因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比较重视民生问题，对封建官吏的腐败亦深恶痛绝，他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是：“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遂以酿成今之巨寇”。他声称“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基于这种认识，他为湘军制定了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要求，并严禁吸食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不许部下收受贿赂。为了让将士能便于牢记军规，他常将军规编成歌谣，让官兵传唱，最有名的是他自己所作的《爱民歌》，歌词中有“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全集》诗文）这首爱民歌，又是一首白话诗，深入浅出，富于情趣，便于记忆。为减少同百姓的摩擦，以维持军纪，曾国藩在营中还设立了帐篷制，官兵宿营住帐篷，改变了过去兵到一地便强占民房的惯例。

不仅如此，每逢三、八月操演，曾国藩还亲临校场训话，“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文正公治兵语录》六）训话内容主要是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劝导士兵严守纪律。他自己感觉，虽说不让顽石点头，却也做到了“苦口滴杜娟之血”。为配合训话，他还将“四书”、《孝经》下发到士兵手中，教士卒作字读书，有时以义理反复训谕，几乎把兵营变成学校。同时，他还要求将官对兵勇要以“仁礼”相待。曾国藩这种要求爱民、爱士卒的“仁”与“礼”的思想和严明军纪的治军思想，不管其目的如何，但从治军之道这一点看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五）严格训练，齐心相顾的练兵思想

曾国藩主张一支军队只有练好“内功”，才能够做“外王”之事，他主张把兵练成劲旅才可一战，一贯强调军队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在训练上，曾国藩“仿前明戚继光束武成法”，又参照清代傅鼐训练乡兵的办法，同时结合自己练勇的经验，逐日操练。他要求各勇卒阵法技击必须操练两个月，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都陆续淘汰。由于曾国藩出身科甲，手下军官亦多是儒生，过去从未经战阵，因此主要靠实战来积累经验。他根据实战表现对湘军不断加以整训，在军中汰弱补强，并总结说：“劣弁赢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肉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曾文正公治兵语录》六）曾国藩从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的教训中认识到军队齐心相顾的重要性。为此，他首先从募兵勇、选将官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所以后来他说：“湘勇佳处有二：一则性质尚驯，可以理喻情感；一则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其次，他为湘军齐心相顾确定了基本标准：“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同时，他还作了《要齐心》的歌谣，歌词中写了“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正是由于曾国藩的不断努力，使湘军成为同仇敌忾、生死相顾战斗集体，即使今天根据现有的史料全面地看，湘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

（六）稳守稳打、灵活变通的战略战术思想

在湘军与太平军征战10余年间，从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在数量上长期不如太平军，但其战略目标却是要消灭太平天国。曾国藩根据这种情况，在用兵时采取的是“以主待客、以静制动”的稳进方式，即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则以防御为主，后发制人。战争中双方的主客是指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的问题。对于主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营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相恃，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同时，他还认为“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为客”，“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衰，主气先微而后壮”。因此，这种稳守稳打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湘军与太平军最基本的作战理论，这一理论既考虑了作战双方数量上的差距，又考虑了双方武器装备和战术特点，既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又能击中太平军的要害。

诚然，曾国藩在战略战术思想上是先求稳当，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他在《再议练军事宜疏》对用兵之道的阐述中说“臣窃谓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曾文正奏稿》卷四）这说明他并不是泥守于某一战略战术原则，而主张择善而从，因时、因地、因敌而制宜，力主灵活变通。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重视将虚实结合作为示形诱敌的重要原则，他说：“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强者多败”，“兵法最忌‘形见势拙’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态”。可见，以主待客、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灵活变通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湘军作战的基本方法。

三、结语

曾国藩应运而出现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并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军事家，是源于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开始，使清王朝自入关以来首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旧有的军制及其代表八旗兵、绿营兵在战争中表现出腐朽不堪。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不倚重新兴的汉族武装，曾国藩是其杰出代表。纵观曾国藩军事改革思想，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时代烙印，虽然他未能超出封建王朝卫道士的范畴，但他有关军事改革思想和实践，却冲破了清王朝在军事制度上僵死的局面，为军队改革与建设提出了一整套原则，包含有军事制度改革，精兵思想、军队思想品德教育，将才应具备的标准，待兵爱民的仁爱之心、治军带兵的勤慎之理和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军事斗争一些普遍规律，在军事思想上有了新发展，其思想和建军经历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