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一介书生从戎，镇压太平天国。他与洪秀全的那场较量，从最初形势看，湘军始建，“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当时是，太平天国却已星火燎原，如日中天。从军事才干看，规划战略，布置全局是曾所长；但指挥具体战役，曾似不及洪，他“用将则胜，自将则败”，颇似刘邦善将将而不善将兵。王闿运直言不讳：曾国藩“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从较量结果看，湘军由小到大，太平军由强到弱，最终曾胜洪败。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颇多，曾氏“尤知人，善任使”是一个重要方面。左宗棠对曾氏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吴汝纶称曾氏“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曾氏知人善任似成定论。笔者拟对曾国藩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思想与实践，进行初步考察，以便批判地吸收。
一、曾氏管理思想的灵魂——以人为本
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人力这种资源，需要开发利用。“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开发得当，效益显著，“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开发不当，得不偿失，“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曾氏指出，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曾国藩称之为“树人之道”）主要有两条：“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冶造就。”
曾氏知人善任已成不争事实，然而，要想知人善任，必须以人为本，即把人力看成一种珍贵的资源，把人力视作高于一切的财富，重视之，珍惜之。曾氏深明“英才乃制胜之本”，对人力资源问题表现出独到的眼光：早在翰林院供职之初，他就著述《原才论》予以讨论；太平军兴，他又上奏朝廷，强调“今日急务，重在用人”；湘军初创，他更是“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振拔幽滞，宏奖人才。
曾氏求才若渴，爱才如命，每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行军在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尽力延揽。在与捻军作战期间，曾氏在其所出“告示”中专门列有“寻访英贤”一条。此外，他还在军营设置一个秘密投信箱，请官兵坦承自己和地方官员的过失，以鉴别各类人才，挖掘埋没之才。为了获得人才，他还请亲朋采访物色。曾氏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其政治、军事生涯之中，无论治军治事、行政任法，他都把人放在第一位，“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
关于治军，曾氏提倡将帅“以爱惜人才为职”。他不厌其烦地教导部将说，“用兵之要，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制胜之根本，实在人而不在物”。应当承认，曾国藩是十分重视“器”的。他首倡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兵械厂，造出中国近代第一艘轮船。但是，当拿“器”与人作比较时，他更看重的却是人。曾氏将治军治饷全系于用人，认为“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必痛哭”，因为“兵事饷事，惟在办理得人”。他最忧虑的是小人得志，贤才埋没。
关于行政、治事，曾氏明确指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治事以得人为贵”；“得一人而强，失一人而弱”；“除人才外，无一事可恃”。晚清百弊丛集，曾氏却将人力资源问题视为重中之重，这充分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人重于一切的深邃洞见。不啻如此，他还将人力资源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战略高度，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手握符篆、鹤鸣九皋之后，曾国藩仍念念不忘“陶铸一世人才”，史称曾氏“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而且，他还将举荐英才视为政治家的天职，倡导“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近代名将蔡锷对曾氏“知人晓事”之说甚为赞赏。
关于任法，曾氏甚至鼓吹“任法不如任人”。他认为“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提倡应该不遗余力地“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曾氏“任法不如任人”及依赖少数“正人”、“好官”的观点明显偏狭，却也凸显出他以人为本，用人求才的急切心态。
一言以蔽之，无论戎马倥偬之际，抑或位极人臣之时，曾国藩始终怀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表现出对人力资源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极端重视。
二、曾氏管理思想的核心——四大原则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通过长期的政治、军事实践，曾国藩总结出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原则。即“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１．广收原则
关于人员的招募与选拔，曾国藩的原则是广收博取，也就是广泛访求，大量网罗有用之才。
曾国藩深知：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群策群力。他说：“大厦非一木所支，庞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而可穿。”因而，他广纳贤士，博取良才，其幕府人才数量之众，范围之广，稀有其匹。这些人才，方方面面，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特点：论籍贯遍及湖南江苏等九省；论出身上至进士，下至布衣；论人缘既有曾氏门生故旧，同乡同年，也有识拔于风尘的陌路之人；论职业既有军事、吏治人才，也有洋务、外交人才，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曾氏幕府被誉为晚清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曾氏选拔人员“但求一长可取”，并不求全责备。薛福成说他“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他深深认识到，人才难得，即使大才也不会没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而反对“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提倡“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麟”。湘军将领中，李世忠、陈国瑞以桀骜贪诈闻。曾氏对他们仍予以讽勉，用其长而避其短，奖其功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在封建时代，人员的选拔与任用很讲究出身、资历，拘泥于地域观念。曾国藩却除旧布新，提出衡人“不宜复以资地限制”。凡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出身贵贱、资历深浅，他一概以礼相待。曾氏用人不拘泥时俗，聘彭玉麟于禀生，拔杨岳斌于兵弁，举塔齐布于行伍，揽韦俊于降将；曾氏荐才不拘资历，三年内举荐李鸿章连升三级。用他自己的话说：“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
曾国藩“为国得人”，不避亲仇。人言可畏，有人举贤不敢用亲；夙怨难解，有人荐能不敢用仇。曾氏内举不避亲，大量任用门生故旧，但他也不徇私情，两次参劾密友李元度。更难得的是，曾氏外举不避仇。与他过隙不浅的左宗棠，因为“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而被三次破格举荐。左氏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名满天下，威震四方。
曾氏认为：“求才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也就是说，求才要像战国时期的商人白圭经营买卖那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要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当确知某地有理想的人才时，曾氏“或奉书促驾，或倒履迎宾”，立即行动，尽力延揽。薛福成入幕便是一例。27岁的落榜秀才薛福成，看到曾国藩的求贤告示后，大胆上书，畅谈自己对军事、吏治、经济、人才等问题的看法。曾氏十分嘉许，立即派人邀薛入幕。事后，他欣喜难抑地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薛后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成为谈时务的巨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相吸是组织行为的一个规律。为了广泛网罗人才，曾氏提倡人才的互相引荐，主张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他自己经常向别人举贤，也要求别人向自己荐能。其幕府中，吴廷栋推荐方宗诚，方宗诚推荐吴汝纶；郭嵩焘推荐李善兰，李又推荐张文虎、容闳等入幕。就这样，人才之间互相吸引，彼此结伴而来，接踵而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网络。
曾氏求才，信奉一个“诚”字。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其待部下，一秉至诚。“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他还自强自砺，“不敢恶规劝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因而“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而为用”。譬如，容闳自美国留学归，满怀救国图强之愿望投奔天京，提出七条建议，却遭天国婉拒。在天京逗留月余，不受重用，容闳转而从商。曾氏获悉后，派人接二连三投书相邀。容闳为其诚意所感，乃惴惴不安而往。曾氏对容闳不仅礼遇有加，而且言听计从，欣然采纳其采购设备，开办工厂等建议，并当即委托他主持其事。后来容闳又提议派遣少年儿童留学美国，曾氏也鼎力支持。受命之日，容闳十分感奋，“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通过亲身体验，容闳盛赞曾氏“才大而谦，气宏而凝”，“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２．慎用原则
发现并网罗人才，是为了开发利用；恰当地利用，就是最好的发现。为此，曾国藩提出慎用原则。
慎用就是知人善用。曾氏一方面爱才如命，“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敢轻视”；另一方面又用人审慎，主张“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他认为，“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曾氏推崇“办事不用外人，用人必先知人”。不用外人，似乎有点门户之见，但用人必先知人，外人也就是自己不知之人，不知之人，当然不敢贸然用之。这里强调的还是一个“慎”字。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晚清以降，人才似乎格外缺乏。龚自珍曾仰天长啸：“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氏承认人才难得，但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天下无才之说，认为“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曾氏坚信“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而且，他还认识到，人的能力是有类型差异的，用人者必须量其长而器使之。“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用人若不能扬长避短，则“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下流”，因为“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
曾氏重视量才，其量才标准是“德与才不可偏重”。曾氏指出：“德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他更强调德，主张“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曾氏认为“智可因忠而生”，他说：“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这与心理学中好的非智力因素能促进智力发展之规律不谋而合。然而，战乱对人才的需求极为急切，曾氏晚年感喟“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于是，对才高德薄者，他采取“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的折衷态度。这恰好体现了其“德与才不可偏重”的初衷。
曾氏不是空泛地谈德，而是极为务实，从他看重乡气，摒弃官气就可知道。曾氏认为，乡气重的人能劳苦忍辱，遇事体察；而官气重的人却好讲资格，好问样子。由于“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减一分”，因而，湘军将士“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他拔举塔齐布，赏识沈葆桢，看重的都是一个“拙”字。曾氏这种作法难免偏激，却使湘军彻底革除了八旗军队与绿营士兵的深重官气。在才的衡量上，曾氏受以文取士的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气节、文章二者缺一不可”，但又突破苑囿，大胆吸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近代科技人才入幕，这种用人思路开了打破夷夏疆界，汇通中西知识的先河。
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先必须识人、知人。曾氏识人既富耐心又肯花时间。对广收博取的人才，他总有个或长或短的考察过程，询其事，考其言，观其行，以辨其贤否，察其真伪，然后“权其才智长短器使之”。每有赴军营投效者，他先发少量薪水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细细考察，写出评语，作为录用依据———即“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湘乡曾氏文献》里不乏此类记载，例如：“文辉，53岁，江西按察吏。考语曰：该员和平笃厚，容止安详，惟任事多倚书吏，条理未能清晰”，“杨光祖，35岁，无官衔。评语：精力充足，血气正扬，面无静色，可供奔走”等。经多年实践，曾氏积累了大量察人经验，并有《冰鉴》一书传世。
曾氏识人，途径多样，除了依靠观察，还通过文字材料。他由”花落春犹在”的诗句识拔俞樾，由朝考阅卷看中陈士杰，由万言上书发现薛福成，由美文华章而赏识吴汝纶。再就是通过面试，江忠源、李鸿章皆因言谈举止卓尔不群而受到器重。此外，曾氏还注重结合舆论评价识人，程鸿诏、王家璧入幕之前已经小有名气。真是“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评为异材”。其劲敌石达开也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
人既已知，善任也就水到渠成了。曾氏根据考察所获人才之特点，合理安置使用，使各有所长的人各得其所，“聪俊愿悫，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某人若只有哨长之才，曾氏决不让他做营官；只有营官之才，决不让他做统领。鲍超勇猛惯战，却不能运筹帷幄，曾氏便不让他“独当一面”；刘蓉长于计谋而短于兵事，就让他参与策划而不指挥战斗；左宗棠、李鸿章能驾驭全局，就让统领一方；彭玉麟、杨岳斌精通水战，就让掌管水师；郭嵩焘、李翰章善于理财，就让办理军需；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皆饱学之士，就让承担文书机要工作；李善兰、华蘅芳、容闳、徐寿长于制造与西学，就让造轮船、制枪炮、办洋务；凡此等等，不胜枚举。同治皇帝对此评价甚高，称曾氏“筹策无遗，谋勇皆备，知人善用，调度得宜”。
曾氏用人，注重实效，提倡“求才必试以艰危，用人当责以实效”。他心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不喜用纸上谈兵、言过其实之将，主张从实际出发，从实效出发，“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号称“平生帝王学”、“旷代圣人才”的王运，因不切实际地献“创业垂统”之策，平生不为曾氏重用。
曾氏用人惟才是举，非才不用。他不仅自己如此，而且教导将领，对“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其大恩人南五舅之独子，在营中表现欠佳，被他忍痛割爱，劝送回家。他深刻认识到，“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鲛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因而，真才实学之士，他量才录用；庸碌无能之辈，他决不收留。
３．勤教原则
关于人员培训，曾国藩倡导“勤教”原则。他主张育人与用人并重，反对只用不育的片面倾向。
曾氏深信“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他将人的才能分为上智、下愚、中材三类，并指出上智和下愚之人都是极少数，“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他非常重视对中材的教育，认为中材“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简言之，大多数人智力基本接近，能否成才，关键在于后天的教育培养。曾氏反对天赋论，坚信“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他特别注重“勉强”对成才的重要作用，将《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勉强功夫奉为圭臬。另外，他认为，对于有用之才，“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而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也必须对可造之才进一步培养造就。
曾氏极其重视领导人才，主张“军事以练将为最要”。他常说：“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针对“不难于勇，而难于带勇之人”的形势，曾氏的作法是边发现边培养。他在军中专门设立营务处，负责培养将才。一旦发现素质高者，立即送往营务处深造。他教导其弟曾国荃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氏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人的重大影响，从大处着眼，将转移习俗作为陶冶人才的首要条件。他认为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他祈盼有一二贤人出现，以其人格力量劝导民心，从而使众人影从，风俗革新，社会振兴。曾氏如临深履薄，刻刻自惕，力图“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诚然，曾氏夸大了一二贤人的榜样作用，但其移风易俗，匡时救世之良苦用心可窥一斑。除了社会风气，曾氏还相当注重家庭在成才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子弟之贤否“四分由于家教”。此外，师友的指导帮助对个人成才亦至关重要，“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在这里，曾氏把转移世风，注重家教，倡办学校和“师友挟持”看成育人的四大条件，积极倡扬。这些条件涵盖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比较全面。
曾氏在《应诏陈言疏》中指出：“人才培养之方，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在他看来，培育人才就好像种植庄稼一样。衙门长官的教诲，如同耕种培土；鉴别如同剔除杂草(“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保举如同引水灌溉；破格提拔，如同甘雨按时而降，庄稼迅速成长（“偶有超擢，则木便木旦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曾氏强调教化。“教者，诲之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不自知也”。其“教化”育人的途径大致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曾氏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不在身边的部属，他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对身边的幕僚，他抓得更紧，要求更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条件许可时，还定期进行考试。每月两次，都亲自出题评卷。他号召部属“学于古人则多读书籍，学于今人则多觅榜样”，要求他们“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曾氏幕府几乎成了一所育人的学校，无怪乎容闳赞叹“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与此”。
曾氏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与幕僚们促膝谈心。从个人治心养生到国家治军行政，无所不谈。幕僚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既长学问，又开眼界。其门生李鸿章说，同曾氏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曾氏以身垂范，注重身教。他始终坚持“主帅早起，则将弁早起”，做到“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薛福成说他“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在长沙初练湘军时，曾氏总是亲自训话，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他要求高级将领如曾国荃者“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必躬亲之”。
曾国藩用人大气，官绅并重。他明察用绅与用官的不同，做到因材施教，区别对待。他教导部将说：“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深藏而不露一字。”他对僚属则决不姑息迁就。曾氏每日都与幕僚共进早餐，而其高足李鸿章贪睡，便谎称头痛不起。曾国藩知其故，接二连三派人催促，并声明“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曾氏乃正色曰：“少荃（李鸿章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毕拂袖而去，李氏为之悚然。这就是曾国藩的作风!哪怕心腹之人，他都要打掉其骄奢淫逸之气。有如此教育，李鸿章岂敢懈怠!
其实，早在京师时，李鸿章曾师事曾国藩。李认为自己投奔湘军必受重用，乃历尽艰险，赶往湘军行营。不料曾氏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以为只是一时忙碌，谁知在旅舍闲居一月，竟全无消息。李请人探听，曾氏才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我这里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后几经游说，李才进了曾幕。其实，曾氏并非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经过曾氏多年精心打造，李鸿章后来变得“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４．严绳原则
曾国藩非常重视激励的作用，其人员激励原则是“严绳”，有时他又用“督责”一语。
“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千金和猛虎、奖励和惩罚，都是严绳的具体内容。严绳就是对所选拔的人员严格要求，既要弘扬其嘉言懿行，又要匡正其不良举止。曾氏深明严绳的重大作用。他说：“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上司对下属，“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尽管说得有些过分，但曾氏明察激励之伟力已见端倪。曾氏坚持“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这种公开褒扬和私下规过的做法，颇具识见。
“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曾氏认为，高明的人喜欢照顾面子，不甘居于人后。如果赞美他忠诚，他就会更加忠诚；赞美他清廉，他就会更加清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只知斤斤计较。如果对他严加管教，他就会畏惧；对他松懈一点，他就越发放肆。褒和贬各有其特殊作用，然而，曾氏更重视用“宏奖”以育才。他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君子三乐”之一。曾氏坚信“人才以奖掖而出”，他相信，即使是中等人才，如果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而不能自拔。
曾氏信守“刑赏悉归于忠厚，用舍一本于公明”，反对滥用奖惩。其“辛苦久从之将”李元度，立下军令状守徽州，却公然违反“坚壁固守”之军令，出城接仗，导致徽州失守。曾氏悔恨交加，决定具疏劾之。一幕文武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悖于恩义，失之恢宏，他亦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自己交情笃厚，且劳苦功高之将，一旦违反军令，曾国藩也绝不姑息。李元度因劾去职，众将无不凛然。李自己却承认：“生我者父，知我者公。”
曾氏力行“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用礼则是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言行得体。他语重心长地说：“用人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钱财慷慨大方；功劳不与之争。应严者：礼文要疏淡；是非要明辨。“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曾氏认为只有宽严相济，恩威并用，才能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
曾氏以子弟兵的方法来训练湘军。他常说：“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娇纵，其家必败。”将士前来拜访，他无不立时接见，谆谆教导，殷殷劝勉。谁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他无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将士离去之后，他还写信告诫。其待将士，“颇有师弟督课之像”；各将士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曾氏善待将士，也爱护兵勇。参将黄贵荣，虐待士兵，一次某兵勇值班时犯了一点小错，被他把手指砍断。曾氏知道后，立即将黄革职查办。通过苦心教导和严格管理，湘军将领无一人变节投降，士兵也团结协作，有较强的战斗力。时人盛赞“楚师（此处指湘军）协和，亲如骨肉”。
为激励将士，曾氏还经常为阵亡将士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塔齐布的生荣死哀就是一例。湘军始创，塔齐布还只是绿营守备。曾氏见他忠勇奋发，习苦耐劳，且能团结士卒，深得兵心，便奏请对其予以破格超擢，并立誓：若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塔果然不负所望，在湘潭、岳州等重大战役中出生入死，直至战殁沙场。死讯传来，曾氏为之黯然神伤，夜不能寐。次日，即率高级将领和幕僚奔赴九江，向塔灵沉痛哀悼，然后，派人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最后，不远千里，将塔灵送回祖籍安葬。同时，曾氏还向朝廷详奏塔所建“功勋”，奏请在长沙为之建专祠，并亲自为塔祠撰写楹联。曾氏对塔齐布的功绩如此称颂褒扬，对其后事料理如此周到体贴，使湘军将士十分感动。
综观曾国藩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原则，从人员的招募、任用到培训、激励，无所不备，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体系。其中，广收是前提。只有广收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广而不慎，则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用是核心。只有量才器使，用得谨慎，才能扬长避短，才得其用，才利于广收；慎而不广，则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还得注意人员的培训，勤教是条件。“教而不管，教若不教；管而不教，虽管无效”，教育与培训要想取得理想效果，严绳是手段。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四大原则环环相扣，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曾国藩广纳贤才，博采众议，既造就了他人，亦成就了自己。概而言之，曾国藩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来源于实践，总结于成败，不乏真知灼见，独具一番魅力。它不仅是曾氏个人历史经验的结晶，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智慧，即使是今天，它对现代管理工作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同时也必须看到，曾氏管理思想是建立在个别教育者的良好素质和美好愿望基础之上的，缺乏对教育与成才内在规律的探讨，带有很大程度的思辨性质和极为浓厚的人治色彩。此外，曾氏苦心支撑的是一个没落的王朝，其人力资源管理的出发点是颇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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