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作用从近代开始。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推晚清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曾国藩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从毛泽东早年的言行中，不难看出曾国藩给他留下的影响和痕迹。缘于上述考虑，笔者就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情感问题进行了考证，探讨毛对曾由极端崇拜到基本否定的漫长认识过程。
一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曾国藩的影响播及乡里妇孺的湖南度过的。那时不论军政要员，还是学者名流，大都标榜这位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清朝统治者盛赞曾国藩“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近代著名学者兼政治家梁启超对曾国藩备加推崇：“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敬重曾国藩，在讲授预科修身课时，每每将曾国藩作为修身正己而成就大业的楷模激励湘省后人，向湖南学子宣讲“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的观点。杨昌济还以出自耕读之家的梁启超、曾国藩勉励来自韶山冲的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辈效仿这两位超凡人物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于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通读《曾文正公家书》，对曾国藩所喜爱的诸如《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以及明清之际的湖南籍思想家王船山的遗著(咸丰年间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审了大部头的《船山遗书》，为弘扬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等一系列国粹精品认真拜读，对时人誉为三不朽的乡人曾国藩崇拜至极点，经常与并称湖南一师三豪杰的蔡和森、萧子升们在留有曾国藩足迹的岳麓山脚、妙高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主讲岳麓书院后，岳麓山、妙高峰、爱晚亭几处逐渐成为湘籍名士怀古凭吊的主要景观。曾就读岳麓书院后来晋升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妙高峰上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知君此日沈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曾国藩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岳麓山情有独钟。70多年以后，追随着湘籍名士踪迹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们，在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就在这岳麓山脚组建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从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献资料中看出，毛泽东早年的言谈举止明显留有仿效曾国藩的痕迹。他不时借曾国藩之言抒发自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愿。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信曾在第一师范任教的黎锦熙先生，倾诉其“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之苦闷，论及古今成就大业之人，特别提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对曾国藩的炽热情感溢于字里行间。此种观点多了些主观臆想的感情色彩，但对当时尚缺乏唯物史观的毛泽东等人来说，“独服曾文正”只是在特定阶段对曾国藩认识程度的表述。应该理解青年毛泽东标榜“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时的情感，他给蔡和森的信中还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遣弃，惟取其神。……不然，与庸众人何异?”修身研学恰恰是曾国藩未投身政治事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探索“大本大源”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则把学问研求、身心修养作为立言之本。1918年蔡和森在京活动会员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时，致信毛泽东：“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涤生（即曾国藩０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毛泽东辈孜孜不倦地探讨曾、胡的成败得失，并将曾国藩的成功归及于潜心研读学问以及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笼络士子的思想体系，是颇有见地的。曾国藩的人生道路无疑给了毛泽东辈不少的启示。
综上所述，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崇拜是热烈的，单纯的，专注的，然而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渐渐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认识分析事物，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崇拜之情从20年代以后有所淡化，其感情变得复杂起来。
二
20年代初，苦苦追求革命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集团的成员，从此他在公开场合极少提及曾国藩其人其事。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为的疏漏?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翻阅了有关的资料，然而所得甚少。
笔者看到的资料中，毛泽东只是在广州和后来在延安时期与人谈起过这位曾文正公。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把洪秀全、曾国藩进行了比较，提到“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里说的手段，应该是指曾国藩对当时民情国情有深刻了解和认识，所以曾国藩采取一系列笼络士人的有效办法，指挥湘军打败了农民军队。毛泽东在这次授课中，把当时的农村阶级划分为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八个等级，认为“湖南的地主代表曾国藩，他的军官皆成为地主。安徽李鸿章，不特他是大地主，他的军官，也成了大地主了。”毛泽东对曾、李的评价，在语气轻重上显示出一些区别，在他看来，属第二等级的曾国藩及其部属与第一等级大地主代表李鸿章是有明显区别的。这是20年代以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到曾国藩。他第二次提起曾国藩是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撰文《为什么“独服曾文正”》，就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时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此外，在毛泽东日后的书信、文章和讲话稿中，再没有发现毛泽东评议曾国藩的相关资料。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他在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巨著中，旁征博引大量中外典故和众多的历史人物，却惟独不再提起自己青年时代崇拜过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人生道路的曾国藩，这不能不引起笔者的思索。可以肯定，不是毛泽东对这位特殊人物的疏忽，更不可能是遗忘，也许他的灵魂深处依然保留了对曾国藩的一些深层次的认识。人的情感世界最丰富，也最复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不论伟人还是凡人，割舍自己早年情有独钟的人或物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时间、意志以及一定的认识能力。对于一个已经具备了相当唯物史观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来说，需要他面对现实，需要他对曾国藩这样的复杂人物进行历史评说和阶级分析时，他该如何办呢?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毛泽东把评价这位封建将相的使命交给了历史学家。
40年代初，范文澜从苏豫皖边区到了延安，毛泽东满腔热情地听取了范文澜的经学史演讲，称赞“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询问范老“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康有为、梁启超两位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从前也是毛泽东崇拜的对象，此时毛明确表示对他们的“错误一面”有所认识和批判，并想借史家之笔对近代有影响的人物展开评论。范文澜得到毛泽东的启发和鼓励后，从钻研古董转向了近代史研究。1943年，范文澜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着手给曾国藩定性。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没有看到毛泽东对此观点是褒是贬的文字资料。1944年初，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毛泽东希望郭沫若投入太平天国研究领域，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中不排除1926年毛泽东提到的洪秀全没有迎合中国士子的心理而招致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然而 ，郭沫若没有进行这项工作，虽说他搜集整理了不少有关的资料，却没有在研究太平天国史这个领域里留下墨迹。对广泛涉猎文史哲领域并有很深造诣的郭沫若来说，做一篇太平天国的文章是举手之劳，但他偏偏没有做，是事务繁忙，还是感到评说曾国藩特别棘手呢?我们无从知晓。不过事隔16年后，郭沫若为吕集义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作了几百字的序。
笔者以为，对于范文澜先生给曾国藩简单定性为汉奸刽子手，并不十分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或者至少毛泽东感到这样的结论还有待推敲有待完善，所以提议让郭沫若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在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上面所说的那封信一年后，也就是1945年，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书问世，接着在1946年又出版了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收录其中。此后的三四十余年，汉奸刽子手就成了对曾国藩的最后结论，曾的家书也被斥为“刽子手的自白，法西斯的箴言。”曾国藩这位影响播及几代人的偶像被打入地狱。毛泽东对此没有任何指示或示意，也就是说，范文澜给曾国藩的定性可能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或支持。
三
封建统治结束是历史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曾国藩鞠躬尽瘁的事业———为扶持衰败的封建王朝所进行的一切努力，曾国藩苦心精营兢兢业业维护的清朝统治，在他死后四十年也就灭亡了。从曾国藩自身来说，打败太平军以后就步入了人生下坡路，先是剿捻不力，继之处理天津教案失利，这位以宋明理学武装的道德圣人恰似强弩之末，再无回天之力了。当然，曾国藩代表着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利益，他的建功立业明显保留着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的烙印，对此，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
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力量诸多方面与洪秀全太平军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共同之处，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的敌人特别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开始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重新定性，对曾国藩的扬弃也就势在必行。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提到“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议向解放战争三年以来、五四运动三十年以来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人民英雄致敬。洪秀全列在百年民族英雄的首位，太平天国的头号敌人曾国藩自然就成为中国近代的反面大人物，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明确表态。不过毛泽东绝口不提曾国藩也确实有些耐人寻味，他晚年读王粲的《登楼赋》时，感慨道：“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旧识，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这无疑是他内心深处真情实感的流露，曾国藩毕竟对青年毛泽东立志有过一定的作用。据此推测，事实上毛泽东终身难以排解这种曾国藩情结。
许多年过去后，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已故将帅刘伯承的读书情况时说，大约是建国初期，刘伯承问他看过曾国藩的家书没有，刘伯承还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其人不可取，但不能因人废言，代表了那一代党的高级干部对曾国藩的基本态度，其中理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基本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