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变化异常、新旧思想交替的社会，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看到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另一方面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又激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使封建统治受到极大的动摇，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而曾国藩却在清王朝最困难的时候通过操练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确实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有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成功者，是因为他从一个比较低微的家庭中走出来而成为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又历经艰辛创办了湘军，而成为当时汉族官僚中权势最大的重臣，同时，由于曾国藩崇尚理学、擅长理学，又大谈经世之用，因此有人将曾国藩说成是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个传统文化、甚至儒家的代表。也曾有人称曾国藩为读书人树立了一个“进德修业”的典型。我们且不论曾国藩是否能够堪称读书人的楷模，但我们认为无论何朝何代，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都应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都要顺应社会历史进步的潮流，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之所在，而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贡献可言。相反，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近代中国，他没有像地主阶级的代表林则徐那样带领民众去坚决抵御外侮，也没有像龚自珍那样去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他本是一介书生，但是为了维护给他的曾氏家族带来了锦衣美食、荣华富贵的封建统治王朝，竟然由一个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对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捻军起义，对外崇洋媚外。曾国藩的外号叫“曾剃头”，这使人很难将他与读书人联想在一起。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那么曾国藩到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他的所谓理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应该看他说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什么，尤其是他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了些什么,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对曾国藩的所谓理学及其言行给予评价，以弄清曾国藩是什么样的理学家,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值得人们大力推崇。

一

理学亦称“道学”，是宋明儒家哲学思想。因宋儒多言“理”而得名。发端于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理学是先秦以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吸收老庄、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成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他中翰林后在京宦时期，追随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讲习理学，修身养性，他曾经想做一个专治理学的学问家。因此有人认为他“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态度，以诚敬自养。他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以儒家‘孝悌、忠信’之义为基础、杂糅道佛豁达淡泊的思想作为生活准则，并以此为官处事而获得的。”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逢清王朝面临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时期，而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以及传统理学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因此在这一时期经世致用之学便逐渐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一学派倡导学以致用，着眼于当前急需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也恰是一个国家官吏的应尽之责。”道光时期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曾国藩在某些方面也受这一学派的影响，但是却又不完全相同。例如曾国藩利用经世致用之学派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改为“师夷长技”以制民。曾国藩在中进士后就改号“涤生”表示要涤除旧习，涣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他说“儿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为了报答给予他们曾家带来荣华富贵的清王朝，他立志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挽救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而竭尽全力，他要努力成为忠实于封建统治秩序的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不被推翻，曾国藩自觉担当起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重任，他一方面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核心，另一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又主张办洋务，因此有人提出“多年来，谈论曾国藩的人无不说他是一个理学家，也无不认为他是洋务派。但在近代史上，理学家多主张对外抵抗，思想趋于保守，反对‘用夷变夏’，而洋务派多主张妥协投降，‘师夷长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显然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不能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二者兼得。”从专家、学者的研究看曾国藩既是一个理学家又是一个洋务派的代表，似乎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物。然而当我们分析了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及言行后就会看到，其实他的思想和言行并不矛盾，因为无论他的理学思想也好、洋务思想也罢，都是建立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永久不变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中掺杂有很多虚伪、消极、落后的成分，这对于我们认识、评价曾国藩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读书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爬上封建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封建统治者卖命，为曾氏家族光宗耀祖，而绝非他所标榜的为国为民。曾国藩是个聪明人他很明白保住即得利益，便是最大的收获，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作为知识分子一旦中士，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便会为全家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曾国藩虽然自称：“予自三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曾国藩自己在生活中确实做到了勤俭、简朴、自律，因为他要给腐败的清王朝树立一个进德修业的典范，因此他不惜以克制自己的某些欲望为代价，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有毅力、有恒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的弟弟曾国荃却大发横财，据曾国藩的小女儿曾记芬说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这里面有为曾国荃辩解的意思我们暂且不论，但却说明曾国荃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大肆置办田产却是事实。由于曾国荃在镇压太平天国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大肆抢劫，人送外号“老饕”,即老贪的意思-，曾国藩听到后马上为其弟喊冤说什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曾国藩一方面不顾事实地为曾国荃开脱，同时却又对他的幕僚赵烈文解释说他自己“亲族贫困的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有幸九弟手头宽裕，将我份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他得贪名，而我补偿素愿，都是意想不到的。”可以说曾国荃之所以能够发财完全是靠了曾国藩的势力，从曾国藩流露出对曾国荃—片感激之情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谓“一生不爱财”完全是骗人的谎言，而他所说的曾国荃“得贪名，而我补偿素愿”倒确实是他真实的想法，并且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目给其长旱曾纪泽的信中说：“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他认为无官不贪，而做官不贪是不可能的。由此说明在封建社会大多数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中士、当官发财，因此曾国藩所谓不爱财完全是欺骗外人的假话，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是一个虚伪的理学家。曾国藩知道能够在表面上克制自己的贪欲和野心便是最大的赢家。作为清朝封建统治的汉族重臣，他知道“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他深知清王朝中的满族贵族时刻对他存有戒心，也深知“伴君如伴虎”，深知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性。因此，他时时刻刻密切关注着朝廷的动向，在任上他每日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即使在他大权在握、身处高位，他也不被眼前的风光所迷惑、不敢拥兵自重，而是居安思危，能够预见潜在的危险。他担心曾国荃太贪婪会出事，于是便苦口婆心地告诫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另外，他在家书中也一再告诫家人“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正是由于他能努力克制自己不敢学和王申那样贪婪，也不敢像后来的袁世凯那样有野心，而是能够始终克制内心的贪欲，能够时刻想着危险而不敢逾越封建礼教半步。因此，结果是他不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之处便是他能够适当地克制自己的贪婪与野心，从这一点上看，曾国藩确实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聪明人”，而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的实现以及他对清王朝的贡献，他也算是一个“成功者”，但是我们如果从曾国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来进行评价，曾国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而只是一个虚伪的理学家。

像曾国藩这样的老奸巨滑、老谋深算的官僚在封建社会高官中是很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奉行的是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同时，也证明了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使封建官吏大都学会了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领，如道光时期的宰相曹振庸对他弟子讲自己做官的经验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套哲学不讲什么原则、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只对皂上负责，投皇上之所好。因此封建官吏的阴险、狡诈、毒辣、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是阻止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这种人生哲学根本不讲什么公平、正义。曾国藩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曾国藩的聪明才智只是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永久不变，如何保全自己，如何保护家人的安危、保护家族的利益不受影响等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对于如何使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如何反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等方面并没有什么聪明之举。例如：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一再告诫他的弟弟曾国荃要戒傲，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丹朱之不肖，日傲日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也多是因为这两条。……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导诸弟以为戒也。”他不仅自己要做到所谓的大智若愚，而且还时刻谆谆教导他的兄弟们、子女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保护曾氏家族的利益，可见曾国藩为了曾氏家族的长久不衰费尽了心机，所以说曾国藩奉行的所谓理学、儒学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典型的、自私自利的、消极的人生哲学，是不应当被宣扬或推崇的。他的做人原则只要不危及到他自己或家族的根本利益，吃点儿亏是可以的，而丝毫不考虑是否对社会、对国家、对百姓有益。再如他在劝告曾国荃时说他自己“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说明为了实现他的所谓抱负、为了曾氏家族的利益，对于清政府的猜忌、压制等他都能忍受，相反对于人民起义他是绝不能容忍的，必镇压之而后快，曾氏集团惨无人道地血洗天京、屠杀太平天国人民群众的行为，就证明了曾国藩的凶狠、残忍，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而有人却认为“为了国家大计着想，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这份不计个人得失的胸怀就值得今人思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个能够听取他人意见的敦厚之人，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弟弟曾国荃仗着曾国藩的势力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他所带领的官兵无恶不作，尤其是在攻陷天京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焚烧房屋，将昔日繁华的天京变成一个废墟，引起朝廷甚至曾国藩集团中许多人的不满，曾国藩的得力大将彭玉鳞曾两次力劝曾国藩要顾全大局，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但都被曾国藩搪塞、支吾过去，并由此产生对彭玉鳞的不满，这进一步暴露出曾国藩的虚伪性。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对社会的进步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他把他的幕僚当成他的私有财产而为他服务，凡是于他有利者，便大力向朝廷举荐，他的幕僚后来大多成为清政府的高官，这样便使封建社会早已存在的任人唯亲、官僚相互举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相反“不为我用，即为我敌”，最典型的如：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欲自立门户，曾国藩便怀恨在心而不顾李元度对他的几次救命之恩，曾与他是患难之交，竟然两次向朝廷参奏李元度。曾国藩参奏李元度事件，一方面对其他幕僚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使这些幕僚心有余悸而不敢随便背叛曾国藩，另一方面，也使左宗棠等人为之心寒，而对其存有戒心，使得湘军内部开始涣散。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完全是为他个人服务的，他并非敦厚之人，而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典型代表。但是，曾国藩再老谋深算，也万万没有料到他对清政府的忠心耿耿、谨小慎微并没有换来他最终的平安，正当他晚年希望功成名就解甲归田之时，清政府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却把他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完全站在洋人一边，而出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他的所谓的“一世英明”就这样毁于一旦，顷刻之间他便成为全国人人共诛之的“汉奸…‘卖国贼’”，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天津教案”后，曾国藩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人世。曾国藩的结局证明无论他如何效忠给他们曾家带来荣华富贵的清政府，无论他如何聪明能干、老谋深算，只要他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他的所谓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并不能使他逃脱被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清政府耍弄的命运，从这一点上说曾国藩也是封建专制的牺牲品，曾国藩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它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曾国藩所奉行的理学之说、儒家之道并不能挽救垂死的清王朝。有人对曾国藩的思想和行为大加评价，认为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儒。而事实上曾国藩的所谓个人修养、修心养性、身体力行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不变，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个人行为树立一个大儒、大雅的典范，以改变清王朝腐朽、没落的状况，改变当时封建官僚中普遍存在的颓废、消极的人生观，可见其用心良苦。由于曾国藩严格按照理学家“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去奋斗、去生活，因而在他死后获得了清政府赐予的“文正”的谥号，也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五百年间圣贤之一”，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在于克己，而克己的目的在于复礼，这是儒家学说最根本的核心内容，曾国藩要复的就是封建统治秩序长久不变之礼，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了保护封建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不惜从肉体和精神上对自己进行“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这是因为他认为要想改变清朝颓废的社会风气和政治上的衰弱，全都“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看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在这里曾国藩浑然把自己当成恢复儒家学说的领袖，虽然曾国藩的所谓修心养性使他终成正果，使他成为了后来地主阶级的精神偶像，也说明曾国藩确实是清朝统治阶级中难得的“大才”。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用尽一生的力气去拼命保护的清王朝、封建的统治制度并没有因为有他这样“忠心耿耿”的忠臣而得以延续，这是因为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并不能长久，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而已，清王朝的很快灭亡说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封建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必然会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因此任何企图阻止社会进步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曾国藩这样的所谓“圣人”也不例外。

另外，曾国藩的所谓“为学、修身、处世、治家、治国、平天下”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及其为曾氏家族服务的。之所似说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曾氏家族的利益，而绝非为国为民，是因为曾国藩与他的幕僚们“联络同志，筹兵筹饷，起而同起义军拼命，少半为清廷多半为身家。清廷是封建制度的象征，地主阶级的代表，当然要保卫它。”另外，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几次战败要自杀，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他担心战败会受到朝廷怪罪，即当他“遭受挫败时，他预料清廷必将科以重罪。展望前途，大局己毫无希望，于是纵身投水，图以一死超脱自己。”所以与其被贬或被杀连累家族，不如杀生成仁做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还能保全一家的平安。因此说曾国藩效忠还不如说他是为了保家。作为儒家的弟子，曾国藩当以儒家思想为做人之根本，孟子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天子。”而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而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非要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严复后来就利用孟子的“君轻民重”的思想猛烈地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争取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他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爪民所称道。而曾国藩口口声声说爱民，但是却把封建专制统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成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假惺惺地说什么要“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财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俨然一副理学家的口吻，然而时隔一年，五月十八日，在攻打安庆之前，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却让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并且在六月十二日的信中又劝曾国荃：“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由此可见，曾国藩一方面以道学家自居大谈什么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却为了捍卫理学家的所谓“天理”，不仅“灭人欲”，有时甚至可以灭绝人性，他和他的幕僚们对于不堪忍受清王朝残酷剥削压迫的人民的反抗行为，一次又一次进行大肆屠杀，毫不手软，在这一点上他比传统的理学家更为残忍、更为毒辣。例如：曾国藩的部下罗泽南为鼓舞士气，不仅将被俘太平军士兵处死，竟然还让湘军士兵生食其肉。而曾国藩对罗泽南这一野蛮残忍、灭绝人性的暴行却大加赞赏，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去描述当时湘军士兵食人肉的情景：“生擒七十余名，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在这里我们在曾国藩身上丝毫看不到理学家的影子、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儒雅与风度，这再一次说明曾国藩只是一个打着理学家旗号而实际上对人民大开杀戮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一个虚伪而残忍的理学家，他的所谓理学之说、儒家之道完全是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因此曾国藩的所谓理学是不应当被大力推崇的。

　　　　　　　　　　　　　　　　　　　　　　　　　二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即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不仅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政治统治，而且也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传统观念，但是曾国藩对于这些变化却故意视而不见，而是竭尽全力地去推崇、顽固固守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推祟封建伦理道德。几十年来他在他的家训、家书、日记中，不厌其烦、从未间断地向其家人传授封建的生活方式及封建伦理道德，他坚持要家人严格固守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要求女人严格恪守妇道，他大力宣扬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思想，曾国藩在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谈到曾纪泽的两个妹妹不幸的婚姻时，还一再用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子女要牢记《三纲之道》、《仪礼》之本，即：“夫，天也”“夫至尊也”“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要求女儿要“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可以说曾国藩为了维护所谓的“三纲五常”，甚至到了连自己两个女儿的婚姻不幸福他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地步。从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中，从曾国藩对他的家人、儿女、子孙的“不厌其详”、“情真意切”的谆谆教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维护他所信仰的“仁义”“道德”“礼”等儒家学说，是何等的真诚、何等的焦急、何等的忧虑。曾国藩的焦急、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封建统治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不堪一击，但是，他不甘心给他们曾氏家族带来荣华富贵、无尚荣耀的清王朝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这要样快地被推翻。因此他立志要做一个力挽狂澜的壮士，企图扭转乾坤。他试图身体力行从个人、从家庭上为社会做出“进德修业”的榜样，以唤醒世人的“麻木”，以保证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可以说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永远不变，可谓费尽心机，然而当他看到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惨状，又听到他的幕僚赵烈文指出清廷即将灭亡的预言后非常痛苦，竟然希望“惟祈速死为愈耳”表示出他要为清王朝、为封建专制制度殉葬的决心，可见曾国藩始终坚持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立场，他把封建专制制度看成是他最理想的天国，他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甚至在家庭生活上、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树立一个垂贤示范的楷模，以实现他所谓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遭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沉重打击而日趋瓦解的封建统治秩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曾国藩所谓的“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并没有反对外来侵略的内容，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任务。综观近代中国历史上为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主的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数不胜数。而曾国藩恰恰相反，他大谈什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其实就是要拼命保护封建统治不被推翻，而根本没有任何反抗外来侵略的内容，相反他对外国侵略者必恭必敬，生怕得罪了洋人而威胁到中国的封建统治，这一点他确实是清政府的得力助手。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对清政府的屈辱求和的政策就备加赞扬，他认为“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同时主张“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曾国藩在戊戌年参加会考中试，当时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头子穆彰阿担任正总裁，二人遂有师生情谊而打得火热。曾国藩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而深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五年内曾国藩的官位竟然迅速由七品跃至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因此曾国藩对清王朝感恩戴德之心是可想而知，这也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何会死心塌地地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卖命了。而对外国侵略者，曾国藩也是完全按照清王朝的旨意去执行，从不考虑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只要是清王朝的旨意即使出卖鼠家利益、残害百姓他也在所不惜。

同治五年，他在北上镇压捻军起义时，有幕僚在禀贴上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发表不满情绪，曾国藩看后大怒马上在批复上予以训斥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而“本部堂分内之事现在专重在剿办捻匪”。由此可见，曾国藩把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看得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还要重要。曾国藩曾提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太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而在实际上曾国藩却对于外国侵略者始终表现出诚惶诚恐，深怕激怒洋人而损害到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尤其是他在处理“天津教案”这样的大事时，竟然完全违背了他所说的所谓“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对外交涉的主张，而再一次坚持民族投降主义的立场，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耳。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所以他到天津后倒行逆施，不仅不惩办残害中国人的外国侵略者，而是将“启衅”的罪名强加在天津人民头上，不仅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罢官遣戌；并且判中国人二十人死刑、二十五人流放，并且赔偿各国银四十九万两，他的做法为外国侵略者出了一口气，却使中华民族又一次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群众、士绅对他的极大愤恨，而称他为“汉奸”、“卖国贼”。曾国藩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他不仅是清王朝的忠实奴仆，而且也确实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难得的“人才”，他的顶戴花翎上面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和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但是他的思想及其统治手段却对后来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反动统治起到充当开山鼻祖的作用，因而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高度推崇。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以及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以后都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例如：李鸿章后来自称他在对外交涉方面的“成就”都是受了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教诲，而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面前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也是继承了曾国藩民族投降主义的衣钵。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理学家多主张对外抵抗，思想趋于保守。而曾国藩的理学与传统理学并不完全一致，他的那一套理学中的主要内容不仅是为封建专制制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服务的，是违背中国社会进步的。因此他的所谓“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只是要拼命维护给他的曾氏家族带来荣华富贵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不是反对外来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崛起，这就是曾国藩的所谓理学的核心内容。

笔者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是值得研究的，但可作为历史的借鉴。事实证明，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一个理学家，在国难当头并没有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一生所信奉的理学、他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而仅仅是通过效忠清王朝来保护封建统治制度永久不变，保护他们曾氏一家的平安，他只是清王朝镇压人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得力的“人才”，是一个机关算尽、斤斤计较的伪君子，而根本不是一个有什么雄才大略的英雄，他的聪明才智、老谋深算都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表现出极端的自私自利，于国于民丝毫没有任何益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无论何人只要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的意愿，这样的人无论有多大的才能都是没有价值的，都必然会被历史、为人民所唾弃，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所谓的“丰功伟业”就是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坚持对外国侵略实行投降主义路线、反对社会进步，因此说曾国藩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恰如其分，一点儿也不夸张、不过分。但是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他竭尽全力维护的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他死后仅仅三十九年，便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翻，所以说曾国藩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阻挡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他的所谓“为学、修身、养性、处世、治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思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所谓儒家明哲保身的哲学统统挽救不了他所忠心耿耿去维护的封建的清王朝。所以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来说，曾国藩并没有真正顺应历史的潮流，他所奉行的理学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便是理学家曾国藩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