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于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小地主家庭，他踏入仕途后，可谓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官至大学士。从此，汉族官僚的势力不断壮大，导致清朝的政局发生巨大的变化。曾国藩是靠什么起家的呢？那就是他所创办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为清政府立有奇功。湘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我在这里谈谈曾国藩的治军之道。

1853年1月8日，清政府任命在籍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他便着手训练新军。清代原有的绿营军实行的是世袭兵制，基本上采取父子相承，当兵为业。绿营子弟成年后，即可随营习武，称为随军余丁，一旦营中出现空额，便可补缺吃粮，所以绿营一般不从外面招募，只有在余丁不足时才向外募兵补缺。到咸丰帝时，绿营兵已经相当腐败了。“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且往往私斗甚勇，而公战则怯，所征调则东省一百，西省五十，几同乌合。将与将不相知，卒与卒不相识。”于是，曾国藩首先从组织上割断了湘军同绿营军的联系。他说：“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他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要营兵、集镇码头上油头滑面之人，不要在衙门当过差的书役、胥吏之类；湘军的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驰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在对士兵的控制和内部关系方面，曾国藩首先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同时招募兵勇时遵从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招募范围：一般只在湖南募兵，又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招募，尤以湘乡最多，以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加强内部团结，湘军无论在何地作战，凡添新勇，都要回湖南招募。湘军军官外省人间或有之，而士兵则外省人极少。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曾国藩还规定凡应募者必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府里居及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湘军内部：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如封建之各居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在指挥权上，只看事寄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止从九品，士卒也要绝对服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亦然。这样，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凭个人好恶任免，官与官之间也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维系，遂形成湘军各树一帜，各扩其长的习气。于是，从大帅到营官、哨官的垂直指挥系统形成了。

在练兵方面，曾国藩相当重视，他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他把练兵的内容分为“训”和“练”两部分。“训”侧重于政治与思想方面，“练”侧重于军事与技艺方面。“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技艺、练队伍，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训作人之道时特别强调纪律教育和封建伦理教育。严禁吸鸦片，查禁甚严，空闲时只准练习武艺，优者给予奖励。他看到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于是他注重纪律教育。“练勇之举并非有他，只以官兵在乡下无骚扰，而去岁湘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人心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于是他“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得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炀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

曾国藩的军事训练，仿明戚继光练武成法。主要可归结为操、演、巡、点四个方面，操即上操；演即演习诸般武艺和阵法；巡即巡逻、放哨、站墙子；点，即点名。湘军每天在黎明和傍晚各上操一次，中午或熄灯前各点名一次，五更三点与掌灯后各派三成队伍站墙子一次。

在湘军之响章上，曾国藩懂得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认为绿营兵的差役太重，兵饷太低。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还经常离营供差，就很少时间在营训练了。曾国潘除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外，还提高了士兵的粮响供应标准。“在口粮上，操演一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阵亡恤金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加一倍……生活自不成问题矣。”终于“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曾国藩在争取军心和民心上，“以为欲图谋大局，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一方面向人们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声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郭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光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勇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祗。”因为他深知湘军根底，“兵皆山农，将皆士子，山农所为斗岳，士子崇拜者为孔孟，孔孟痛哭于九泉，斗岳含怒于冥地，湘军自不能不愤勇于人间，以雪鬼神祗被辱之憾而慰孔孟人伦之痛。”另一方面，他宣称：“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他用褒己贬他之法和丰厚的待遇召集兵伍之人。

曾国藩在用兵打仗方面，主张“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也就是说战争胜负主要在于人而不在于器。主张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而他本人也是，“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教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谋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不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微长也。”他的这种礼待他人、为将士着想之心实在难得。

这样，曾国藩虽系一介书生，但他深知用兵之道，终于训练出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湘军，成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而他在争取人心和加强纪律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礼遇下士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