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研究，在史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岐，有些学者认为曾国藩兴办洋务的目的倾向于“御侮”、“自强”，有些学者则认为他倾向于“剿逆”、“靖乱”，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能将其孤立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外。本文通过曾国藩对具体事件的处理及态度，来剖析其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
一
1840年，当英国的炮舰打到中国南海岸时，曾国藩刚刚开始他的京官生涯。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封建气氛浓厚的地方，“华夷之辨”的思想严重影响着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他们称外族为“夷狄”，视其为“禽兽”，对中国以外的情形不屑了解，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强大可怕的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了。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毫不怀疑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地位与实力，对于制造麻烦的“逆夷”十分厌恶，盲目地认为如果英国人敢于北上，滋扰天津，必将落个“片帆不返”的结果。但事实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美好，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大为震惊。幸好这个条约在文字上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是大皇帝赏赐“外夷”某些好处，为他们勉强维持了“面子”，他们也只好希冀“从此夷人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打完了，当时除了少数几位目光敏锐的人物感到历史正面临着空前的“变局”之外，整个清王朝又恢复到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曾国藩在发出一番感慨后，同大多数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又回到“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去，再也不肯提起他们所蔑视的“夷狄”了。
1852年，曾国藩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回籍奔丧，结束了他的京官生涯。守丧期间，受咸丰皇帝旨意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此过程中，曾国藩开始间接接触洋务，但仍摆脱不了“华夷之辨”思想的束缚，对外夷的情况“嗤之以鼻”。1856年，曾国藩从郭嵩焘那里听说《瀛环志略》中介绍的英国种种情况时，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徐继畲“张大英夷”。
从1840年曾国藩步入政坛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很蔑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同其他传统封建士大夫一样，以谈“夷狄”为耻，不承认西方有优于中国的东西。他为清王朝危机四伏的国内局势而忧心忡忡，但从未怀疑过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封建士大夫们的美梦。战火烧遍整个东南沿海，身在江南“剿逆”的曾国藩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不得不承认“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但他仍对中国军队抱有希望，认为“制军一到，大兵云集，必当聚而歼旃”，使其“永不敢窥伺海疆”。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些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中国不但承认《天津条约》，又同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清政府上下一片沮丧。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写道：“……惟接到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
残酷的事实告诉曾国藩：今日的“夷狭”已超过了昔日的“天朝上国”，他们已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了。面对这种变局，曾国藩逐渐认识到“夷狭”已今非昔比，而中国要摆脱落后换打的状况，只有积极发展自己，以赶上西方国家的步伐。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使曾国藩逐渐走上了“借法自强”的学习西方的道路。
二
曾国藩是最早的洋务派代表之一，早在50年代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军起义时，便开始从香港购买洋炮，60年代初提出大购船炮的主张，以抢占水上优势，打击太平军的水军。曾国藩此时引进西方船炮的现实目的是为了“剿发逆”，但他也认识到“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认识到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技艺，会给孱弱的中国带来强大的希望。于是他率先倡导兴办中国近代军事企业。1861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事工业，但正是在这个简陋的军械所内，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增强了曾国藩振兴中国的信心。为了更好地学习制造技艺，曾国藩又设立翻译局，翻译天文、地理、水陆兵法、医学、造船等方面的书籍，并积极倡导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曾国藩的一系列作为使中国近代化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先进的制造技艺用于各项军事。民用工业，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近代化企业；翻译局翻译的各类书籍，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西学，使他们从封建专制文化的牢笼中走出来，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兴起作了准备。曾国藩这些活动的目的固然是要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原本对“夷狄”、“洋务”的蔑视态度，“以不知夷情为大虑”，开始积极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曾国藩认为“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夷情志在通商”，认为西方国家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与古之夷狄侵犯中国不同。古代的外族入侵只是简单地抢掠“人民、土地”，而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却披着“通商”的外衣，谋求经济利益。虽然曾国藩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入侵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但他意识到今古形势不同，对敌政策也要改变，应以经济手段来与西方抗衡，提出了“商战”的新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中，商业始终置于受歧视的地位，而曾国藩在面对西方侵略时却能摆脱传统认识，提出以商制夷，这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思想。
在曾国藩最初提出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时候，他就带有“剿发逆”、“勤远略”的双重目的。他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而使洋人失其“所恃”，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但由于曾国藩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他不能够也不可能对中西差距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在他看来，中西之间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可这个差距并不大，中国完全能够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所以在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对外交涉方面并没有完全妥协，而是积极争取国家权益。主要表现在对“借师助剿”和“阿思本舰队”问题的处理上。
“借师助剿”问题首先是由于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来的。问题提出后，曾国藩最初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外国军队不会无条件地援助中国，而且如果“媚夷”成风，那么将引来大队“夷狄”，将严重损害到清政府的体面。由于曾国藩等官员的极力反对，最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借师助剿。辛酉政变后，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而且“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共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所以曾国藩改变了先前坚决反对的态度，同意“借师助剿”，但仍坚持认为“彼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保持了一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警觉性。
对“阿思本舰队”问题的处理，曾国藩更是拒理力争。1861年，曾国藩曾上书清廷，要求购置外国船炮，以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政府即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七只轮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支“中英舰队”，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阿思本对舰队有绝对指挥权。这就意味着这支中英舰队实际上是行驶在中国海面上的英国舰队。此事遭到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虽然其中部分原因是害怕这支不受他控制的舰队会争夺掠取苏、常、金陵之功；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他认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支舰队的存在无疑会助长洋人的骄气和华人的胆怯，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威胁。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阿思本舰队遣散掉，英国侵略者企图以此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被粉碎了。
曾国藩在对待“借师助剿”和极力主张解散阿思本舰队的问题上基本符合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此外，在修建铁路等其他问题上，曾国藩也极力反对，其中不免包含了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顽固、保守的一面，但从他的角度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下系民命，上系国脉”，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绝不可以向洋人妥协的，“即使争执过甚，或致决裂，亦上可以对列圣，下可以对苍生”。
这种坚持己见，坚决保卫国家权益的作法，在当时或斥洋人为“禽兽”，或尊之为“神明”的条件下，体现了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他认为，中国的确有不如西方之处，但西方对中国也有所顾忌，因为如果中国不惜一搏，也可能会战胜西方。在整个60年代，曾国藩面对落后的国势，逐渐改变了对“夷狄”的轻视态度，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又不同于对洋人“奉若神明”的买办阶级，而是在“师夷长技”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国家利益，在外事处理上不卑不亢，软中带硬，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
三
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加深，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在七十年代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兴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步了解外国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洋务、从事洋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之间差距的巨大，认识到中西之间有着一条不易跨越鸿沟。面对这条鸿沟，人们的反应并不相同，虽然他们同样深切地感到这个强大的敌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赶上，可是面对他们的侵略，又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洋务派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总体上主张“力保和局”，但程度也有所不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毫不犹豫地力主迎战，以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却是一味退缩，战争的不断失败已彻底打垮了他们的信心。此时曾国藩在60年代的满腔热情已所剩无几。“师夷长技”固然要坚持下去，但“制夷”却被推向了遥远的未来。曾国藩所想的就是如何保证一个稳定的环境，以使“师夷长技”能够稳妥地继续发展。
正当曾国藩为了“师夷长技”而力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时，中国境内却发生了一件空前的大教案——天津教案。对天津教案的处理使曾国藩“身败名裂”，也体现了他在70年代的洋务思想。
1870年春，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捕获拐犯王三等人，供词都与教堂有关，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堂婴儿因瘟疫流行，照顾不周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群众认定他们是被洋人“挖眼剖心”了，数千人前往教堂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伤人，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他打死。接着，放火烧毁教堂等处房屋，杀死外国教士等20人。事后，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惊慌失措，一面自行请罪，一面奏请清政府速派“中兴名将”、通晓洋务的曾国藩到津主持局面。
对曾国藩而言，这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他对于平时教民、教士的嚣张气焰早就有所查觉，认为“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可以理解百姓的“义愤所激”。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制度下，百姓闹事杀官为国法所不容，此种行为万万不能纵容。更何况还杀了洋人，引来七国的联合抗议，使国家面临战争危机，更是罪不可赦。面对七国的战争威胁，思前想后，权衡利弊，曾国藩终于决定“力保和局”。
在西方列强的一味无理要求下，他也曾表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最后连他自己都承认“如果保定和局，即失民心，所全犹大”。但正如前面所说，经过同西方三十多年的接触，逐渐使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们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而对这种差距认识越清楚，他们对西方的畏惧心理也就越强烈，也就越怕与之作战，怕因此会招来亡国之灾，“和局不成，枉令斯民拘系敲榜耳”。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也是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办法。由于深受“天津教案”的刺激，曾国藩感到学习西方、“借法自强”的重要性。而容闳的“教育计划”，正符合了他的心愿。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清政府，请派留学生赴美学习。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奏折。1872年、1873年、1874年、1875年四批学生赴美。后来这批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曾国藩不可能发动人民群众与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以解决问题，他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以求发展，尽量避免与西方决裂，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在敌强我弱之时，曾氏此种思想有合理的一面。他对列强的妥协与当时的顽固派也有区别。顽固派在妥协之后，依然浑浑噩噩，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直到最后灭亡；曾国藩在妥协之后，想的是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徐图自强。尽管曾国藩个人，乃至全体洋务派的努力，最终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但是他们的努力毕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总观曾国藩的仕途生涯，在封建社会末期这样一个大变动的历史年代中，他的所作所为是与历史发展轨迹相一致的。40、50年代，中国国门被炮舰打开，强大的西方列强吓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他们不肯面对现实，不愿承认“夷狄”的强大，因此，不但不去考察西方的具体情况，反而将眼睛闭上，继续做着“强大”的美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幻，一部分人仍固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盲目排外；而曾国藩却同另一部分人一起，逐渐觉醒，逐渐认识到今非昔比，“亡国”的危机刺激着他，使他觉察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才能摆脱贫弱的状况。于是60年代，曾国藩积极主张“师夷长技”，以徐图自强。然而随着视野的开拓，曾国藩感到中西差距越来越大，这使他茫然无措。作为封建政府的封疆大吏，他不可能认识到正是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这种差距，而惟有希望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来使中国得到发展，进而缩小中西差距。这也决定了他在70年代采取“力保和局”的思想。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知识界、思想界一部分人的思想发展轨迹，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时的困惑。面对变局，曾国藩没有故步自封，我们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朝着完全正确的方向发展，但他积极求变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去学习。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科技发展带动了社会思想变化，在面对这种变化时，惟有积极求变，不断发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