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长期以来成为具有争议的特殊历史人物。然而，无论褒者还是贬者，对曾氏成功影响和教育了兄弟子侄，以至曾门几代人才济济这一点，都是首肯的，有人甚至钦慕不已。曾国藩的家教思想确有诸多可取之处，这里略作探讨，以供今人借鉴，取法之用。

一、曾国藩家教思想的来源

曾国藩是中国旧式教育的特产人物和近代最后一位大理学家。有人认为曾氏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勤奋而获得的学问。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把曾推崇为有“大本大渊”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家教思想自成体系，颇有特色，集中反映在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当中，考之于这些载籍，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是其家教思想的主要来源。曾国藩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弟成为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有用人才，所以非常注重从传统思想中汲取营养进行教育。贯穿于他的家教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信奉并传扬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尤其是忠、仁、孝的思想。他将“文周孔孟”列为他所崇拜的32人之首。在给长子的信中，他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他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多次谈及他的孩子学读儒书的情形，道光二十四年，5岁的长子曾纪泽已读完《三字经》；道光二十八年，9岁的长子读完《尔雅》、《论语》，过后又开始读孟子；7岁的长女曾纪静已将《论语》读毕。在曾氏家书中，虽然没有长篇大段的儒言引用，但孔孟的忠君思想，仁义思想，孝悌思想，中庸思想始终体现在其家教思想中。

其次，来源于“祖训”的影响。曾家是湖南乡下的一个土财主，其不多的一份家产是由高祖曾应贞到父亲曾麟书几代人苦心积聚起来的。特别是祖父曾玉屏的治家之道对曾国藩影响最深。他曾把祖父的治家信条总结为八字诀，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扫屋，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接待亲族邻里问疾济急。曾国藩不仅以此要求自己，也用其教育诸弟子侄，要以务农勤敬为本，勤俭持家。他在给诸弟的几封信中谈到：“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即便是他以后封侯拜相，誉满天下时，也时时处处不忘提醒家人牢记治家八字，不忘勤俭谦恭。故教子弟守德有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中国古来素有重视家教的传统，几千年来，关于家庭教育的著作遗训很多，如朱熹《童蒙须知》，颜之推的《家训勉学篇》，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等，对后人均有一定影响。曾国藩的家教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由于他注重实践，故他在许多地方往往能超越前人，卓有建树。

第三方面，曾国藩自身的体会和经验。曾国藩由一介寒士中进士而入翰林，经刻苦学习而成为大理学家，全靠勤学好问，困知勉行，日臻于高明之境。由于自知天分不甚高，立志自拔于流俗，“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因而特别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持之以恒。他在积苦力学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且有许多见识超乎常人。他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方法和经验，很适用于指导子弟求学上进，也适用于一般的士庶效法。由于他特别重视家教，又能严格要求子弟，所以他的许多体会用之于家教，往往行之有效，成绩斐然。

二、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内容

东汉许慎说：“父，家长率教者。”朱熹主张“爱子以正”。曾国藩是个高明的严师，“率教者”。他教子立志、明理、守德、自立，训子以俭，促子读书。体现了他正确的“爱子以其道”的施教思想。这主要有：

（一）以诚为本，求实勿虚

“虚心以求，诚心以处”是曾国藩终身守之不逾的格言。诚，为真心，诚恳，诚笃。为人做事重一诚字。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诚心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成事业。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果有诚而不自欺，则圣学之道又有他哉”！他不但自己“思诚”“用诚”，也教育子弟“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共趋于诚。”

实者，实事求是。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说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当曾纪泽年少之时，家乡请他为修县志之主编。曾国藩知此事后教之说：“学未成莫务虚名，县志应另请高手主编，但亦应竭力助编，并可乘此逼出几篇文章来。”另告诫子弟作文贵有自知，不必随众附和。他还对子弟说：“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自克自省，自立自强

曾国藩年轻时很自负，认为自己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自傲自大，因此碰了不少壁，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一番大悔大悟之后，作风为之大变。做人视事渐趋圆熟练达，刚柔兼济。他自己总结经验说得力于自克自省。因此，他教导子弟要常自省，多养心。他说：“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经验之总结，寄于无限的爱子深情中。

曾氏在施教中，注重教子自立自强。他深知自立自强是生活之本，也是家运长久的源泉。与其给子弟存钱集田，不如传授给他们真正的享用终身的生活本领。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于是教子在多事之秋，当多学知识，掌握本领，以不变应万变。“日下尔在家饱看群书，兼持门户，处乱世而得宽闲之岁月，千难万难，尔切莫错过此等好时光也”；“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教子在家中要挑起主持门户的担子，在实际生活中锻炼自己。真正的爱，不正是如此吗?

（三）志存高远，刚健守恒

曾国藩一向认为，立志坚韧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他不断教悔子弟，要志存高远，不可自甘下流。“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曰与尧舜禹汤同位，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我哉！”他将立志比作“换骨金丹”。“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相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他要求子弟立志后，一但受挫受弃，则“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自馁。”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天行健，君子当以自强不息”。乃刚健教子的最终目的。“恒”是曾国藩具有的优秀品质之一。在给儿子的信中多次谈及，说他做事无恒，并终身以此为耻。以此教导子弟无论是志存高远，还是自立自强，具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教子书中有’事无分难易，持之以恒，自尔精进”之说。

（四）植根于勤，戒奢以俭

历览有国有家兴旺，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曾国藩一生颇以勤字自励。他要求子弟要勤，说早起是先人的家法，以早促勤。“余生平亦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反省之余，教子看书写作逐日无间，并且教子每日习百字诵熟书一千字，三五日作一文一诗，每月寄六篇文章给曾国藩阅评。遗嘱中曾国藩亦不忘一“勤”字，他说“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深悉，官宦之家子弟多因骄惰，奢侈而败家毁身。“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日趋于奢矣。”以此告诫子弟一切以勤俭为主，养生之道，崇俭之道。“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总之，在家庭施教过程中，曾氏把自己做人，治事，统军，为学，理家的经验或重或轻、或深或浅地告诉给子弟。在对子弟全方位、有目标的教育中充分体现出做父兄的拳拳眷爱之心和殷殷切望之意。这样对子弟施教，收效就十分显著，影响也十分深远。

三、曾国藩家教思想的特色

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十分丰富，大到经邦纬国，理政统军，治学修身，进德立志，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均有涉及。研究这些施教思想，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重素质教育

曾国藩的家教主要是教育子弟具备正确的读书做人之道，即教育子弟“必先读书明理”，成为学有专长，品德高尚的“贤子弟”。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对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为子孙后代筹建安乐窝的举措极为鄙视。认为“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所以他“不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曾国藩的这种态度确实与一般地主，官员截然不同。他不愿子孙为大官，也并非伪托之词，而实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世家子弟往往“由骄而奢，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而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高衙内式的败家子。只有教育子弟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才能成为高素质，有才干的人，进可以入科场，做大官，干大事，退可以安身立命，勤于耕读，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曾国藩的这种重视子弟能力、素质的教育，要求子弟先读书明理，务实事，不搞特殊化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高层统治集团中，更是少见。因而曾氏的这种思想是极为可贵的，在今天也不失其价值。

（二）重本色教育

曾国藩出身士庶，家中以农为本，后来家产不断积累成为乡湘的一户土财主，但从其曾祖至其子孙，从未脱离农业劳动。曾国藩在家书中念念不忘这个本，处处对子弟进行本色教育。古语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史学家评论清王朝的覆灭，认为八旗子弟奢糜腐化是主要原因之一，此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谓当时大多数官宦子弟的真实写照。象曾国藩这样的人家，其子弟当然不必以劳动为生，可是曾国藩却很重视对子弟的劳动教育，以劳约奢，以劳促勤，以劳医逸，以劳立德。他说：“子侄读书之外，教子以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有损架子而不为也。”要求子弟都熟悉治家本事，他归纳出治家八事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还告诫家人说：“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饭烧菜。少劳而克逸犹可，少甘而克苦难矣。”他一生都以心力劳苦自任，从不放纵逸豫。甚至在遗嘱中以“习劳则神钦”一则教导子弟要不忘“劳”字。他说：“《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教育子弟不忘农家本色，守本勿移。他说：“居官只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告诫家人“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如果能从耕读上做出成绩，即使“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他的这种忧虑，表现了一个大理学家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彻悟和无可奈何。但也确实透露了他较为高明的教子思想。

（三）兼容西学

曾国藩是以守旧著称的封建社会的“勋高柱石”的“圣相”。有人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以扯起卫教维旧的大旗相号召的。他虽守旧，但绝不冥顽不化，不能和近代史上那些顽固派们相提并论。曾国藩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学，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支持，勉励子弟兼容并蓄，钻研西学。他在给纪泽儿的一封信中谈及中国如何自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为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在东西文化撞击之时，曾国藩远见卓识，教其子弟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之挑战。在此教诲下，他的两个儿子“并精算术”且都通晓外语。这在当时也是超越并时诸公的。

（四）“书信授教”

曾国藩的家庭施教手段主要是通过“书信授教”这一特殊方式进行的。书信在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岁月，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加之书信由于广泛使用书面语言，逻辑性强，可以多次阅读和长期保存，又往往就事论事，机动灵活。书信中的语言对表达思想显得更细腻，更亲切，更准确，有口头语无法表现，无法替代的作用。读过曾氏家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曾国藩身为高官，写家书从不马虎草率，精细认真的近乎惊人。从他书信的手迹的影印件中可以看到书写齐整，极少涂沫痕迹。仔细读他的每一封信，几乎都是言之有物，有感而发，极少简单报平安之作。真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入信；治学，齐家，养生道，处处着笔。特别是他与四弟曾国荃治军之见书和教长子纪泽书中读史学文赋诗作字论，多是言之成理，出而有据，令人信服。通过这些书信，曾国藩将平生经验，所学到的人生智慧和学识悉数传授给子弟。通过家书，父子相互学习，共同切磋，既达到了教授的目的，又加深了父子的感情，这是曾国藩教子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曾国藩家书的丰富的蕴含，健康的内容，诚挚的感情，高远的境界，使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弟弟们深受熏陶，皆有长进。尤其是四弟曾国荃得到了更多的指导，故最有作为，他文武双全，官至总督。长子曾纪泽受到父亲的教导多而具体，故人品端正，学问渊博，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粗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其孙辈，曾孙辈也出了曾广韵，曾昭抡这样的诗人和学者。近百年来，《曾国藩教子书》成为有名的家庭教育的教科书和百读不厌的家训名著。

应该承认，曾国藩确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他的学问和能力没有“一世而亡”。他虽然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应该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还将继续被争论下去。然而，他的富有特色的家教思想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对中国的家教将产生恒久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