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儒学的集大成者，用尽一生精力来实践儒学所提倡的道德理想。他既克己修身、励精图治，赢得了“一宗儒师”、“一代名臣”誉称，又因擅杀无辜、好名失德而被称作“曾剃头”、“伪君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以致章太炎评价他时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本文试从儒学的宗教性质、合理内核与内在矛盾三个方面来解析曾国藩的道德世界。

一、儒学的宗教性质与曾国藩的道德信仰

曾国藩对儒家道德信仰的执着是非同一般的。他勤俭清廉，以至于清苦一生；他追求名节，而不惜以死相赴。这与宗教里的禁欲主义和殉道精神是极为相似的。笔者认为，曾国藩对儒家道德如此执着，是儒学的宗教力量驱动使然。

儒教是否为宗教，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是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和宗教功能，这却是为众多学者所认同的观点。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认为，儒学是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却起了比宗教还要大的作用；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则干脆把孔学看作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儒学，这样一种充满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几千年来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如同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给社会和曾国藩式的个体的人生信仰和道德取向提供了一种持久的深厚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儒学毕竟与宗教不同。它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消极避世，等待神灵拯救，儒家提倡个人的奋斗来成就自己。因而它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作为儒者实现其道德理想的途径。历代的封建文人儒士便是在儒学这样一种宗教力量的驱动下，来实践儒家的道德价值的：如苏武绝域十年而不变节，诸葛亮鞠躬尽瘁，陶渊明高志洁行，文天祥幽狱拒降，刘戢山山居绝食，程明道朱晦庵临危讲学……皆类似于一种虔诚执着的宗教行为。曾国藩作为一位颇有造诣的理学大师，其道德信仰无疑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

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在湘乡一个地主家庭——其时家中保持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六岁入塾读书。求学二十二年，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28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庶吉士，入京做官。期间求学于著名理学家太常寺卿唐鉴，“遂以朱子之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为义理所熏蒸”，最终确定对儒学的信仰，成为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

曾国藩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源于“天理”。他说：“吾之身与万物其理本同一源”，作为封建纲常、伦理规范的“礼”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过是理的张本，是天命在人事关系上的体现，因而“扶持名教，敦叙人伦，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对此曾国藩是用生命及名声的代价来恪守的。创立湘军后，出省作战，然出师不利，靖港、湖口、祁门三败给曾国藩以沉重打击。不成功便成仁，曾国藩竟几次寻死，体现出儒将强烈的死节精神。

在个人修养上，曾国藩几乎是抱着谨慎虔诚的态度进行的。他主张“慎独”，勤求已过，坚持早起，生活勤俭，为官清廉。“惺惺常存，……守之以一而不二，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唯惧，斯终身无不顺焉。”俨然一位清教徒的修行方式。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淡看金钱，追求德行，无所畏惧，体现了儒学的崇高追求，这也是儒学最具宗教色彩的地方。曾国藩一生不怕死，不爱钱，执着信仰，虔诚修行，尤其体现了儒学的这一特点。

二、儒学的合理内核与曾国藩的道德成就

曾国藩在儒学的指导下进德修业，效果斐然。克己为人，而称道于世；严于家教，而家业日兴；讲求实干，而终成重臣；在立德、立言、立功上皆有“不朽”之称，这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儒学的合理内核就在于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首先，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是儒学具有永恒价值的地方。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儒学同佛教、道教、基督教一样，是一种引导人们向善、向美的道德信仰。孔子讲“仁爱”、孟子讲“仁政”，王阳明讲“良知”，程朱讲“天理”。正是这样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使得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保持着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一种意识、一种人格，已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中。而曾国藩的道德人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积淀的产物。

儒家文化对曾国藩的道德观产生重大影响是从他的家庭开始的。祖父曾玉屏，是一个能干练达的地主，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家方法，把这个封建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个方法就是曾国藩总结的“米、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决。充满儒家文化气息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早早地培养了曾国藩勤俭、忠诚、坚忍、耐劳的作风。他要求子弟：“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

儒学最终成为曾国藩的人生信仰则是他追随唐鉴研读理学之际。此后曾国藩便时时以儒家的道德理想来激励自己，“存天理，去人欲”，处处以儒家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主“敬恕”，讲“慎独”。勤求已过，常作日记以反省；宽以待人，受人刁难而不怒；清廉为官，大公之位而不奢。其性格之坚韧，其精神之执着，为世间少有。曾国藩的道德修养和道德人格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推崇和赞赏。曾国藩在世之时，各地就有人为他立祠祭拜。死后，朝廷封他“文正”谥号，而各官僚士大夫的赞誉也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或称“贤臣”，或称“动德名位、冠绝官僚”，或称“道大能容”。其幕宾吴汝纶则说：“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即使与曾国藩生前断交了的左宗棠也在挽联中写道：“知人之时，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当然这些评价不免有溢美之辞，然众人推崇、百口交赞，由此也可见曾国藩德性之高、声望之重。

其次，讲求道德修养对于个人事业的成功有积极作用。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个人内在的情感、意志和决心，同时也需借助于外部的协作和帮助。而儒学所提倡的道德精神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条件和力量。正如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在《民主与领袖》一书中指出：孔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最需要的品质，儒家的“以身作则”精神可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白氏看重的显然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同样，曾国藩自身的道德修养对于其在事业上的辉煌腾达，功成名就，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他由治学而从政，由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到尾走完了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功高盖世，为一代“中兴名臣”，权顷一时，为清朝二百年以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以圣贤之德而终成圣贤之业。青年毛泽东在指点评论近代人物时，就有“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语。

在晚清政治混乱、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曾国藩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将道德人心作为挽救封建统治的根本措施。重视身心修养，讲求自我控制与意志锻炼，使之与晚清贪禄保位、卑污昏浊的上层权贵相比较，具有一些不同的精神素质，因而很快赢得了部下的敬仰、同僚的信任和皇上的赏识。古人说，只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件，就必然成功。可以说在“天时、地利”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是曾国藩的道德人格力量使之获得了“人和”的条件。

章继光在《曾国藩思想简论》中写道，在太平天国后期，当农民军领袖沉缅于“水陆珍馔”、“玉盘金杯”的宫庭生活时，曾国藩却以“战战兢兢”、“死而后已”、“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为心中的最高律令，未逞寝息地运筹帷幄，苦心经营，全力以赴地争取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的胜利。而这场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两军主帅道德品格相较量的结果。对此，曾国藩讲求修身养性，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三、儒学的内在矛盾与曾国藩的道德冲突

尽管曾国藩作为一位儒者效法先贤，追求至善，甚至得到“文正”之谥，作为一位儒将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却没有像孔子、岳飞、文天祥那样受到世人崇敬，流芳百世。相反，在他身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交相出现、褒贬不一。究其原因，曾国藩道德的两重性实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而在本质上，这恰恰是儒学内在矛盾的暴露。

儒学以道德纲常为基本出发点，又以道德理想为最终归宿，酝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有德之士。但同时它也给人们造成许多尴尬：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当理性与私欲相冲突时，当道德与政治相悖离时，人们往往面临着道德的两难选择，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道德的冲突，甚至酿成人格的悲剧。子路、岳飞、左宗棠等众多的儒者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而在曾国藩——一位极有造诣的儒者和一位极有成就的儒将身上，这样的矛盾便暴露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儒学的内在矛盾与曾国藩的道德冲突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看，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与个人功利主义的矛盾。孔子强调“仁”、“礼”，在道德的引导下实现君子人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理学则追求“天理”的实现，“存天理，去人欲”作为高尚的、纯粹的道德境界被加以提倡。由于它在人心中唤起了道德的崇高感，所以常常成为学人奉行的信条。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有情欲的人，这个问题经常使人感到尴尬、困惑，造成了人格的二重化；一方面他会自欺欺人宣布自己是圣人之徒，一方面他为自己克制不尽的情欲而自愧。在一般情况下，曾国藩表现出的是“圣人”、“君子”的一面，尽显忠诚、谦虚、诚实之美德，但是在面临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时，也不免要暴露出个人私欲的一面，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件事情看出。一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时，咸丰命曾抽调湘军北上，“兼程前进，克日赴京……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但曾国藩以安徽军情紧急为借口，按兵不动，一意实施他围攻安庆的计划，暴露了其求功自保之心。因功名而拒勤王，实不忠也。二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官至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时，他在给三弟的信中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字里行间其自豪之态、功名之心，昭然若揭。此为不谦也。三是在攻克金陵后，曾国藩在上奏战果时却对朝廷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称“毙贼十余万人”，幼主洪福则“必死于乱军”。而《忠王供辞别录》中则说：“破城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若不过四千人。”数字出入之大实在惊人。而三个月后洪福被清军所俘，也使曾国藩在众官面前显得尴尬不已。曾国藩冒着巨大的风险谎报军情，其不忠、不诚可谓大矣。

曾国藩在日记中也这样写道：“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患，……余于此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一方面不能消除个人私欲，而另一方面又要标榜自己的高洁名声，曾国藩最终难以摆脱来自文化深层的道德两难的困惑。

第二，从儒家理想的实现途径看，存在着“内圣”的道德理想和“外王”的政治要求的矛盾。儒学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学说。《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实现途径则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也主张为国的根本在于修身，统治者应以道德的力量去感召百姓，管理政事。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由“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外王”（治国、平天下），以实现兼善天下，这是儒家共同的理想诉求。

对于个体修身而言，道德的作用首当其冲，这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社会来说，要确保其秩序的和谐，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却远非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治国、平天下”，其中固然有许多属于道德的事情（如前面所说的政治家的人格抱负，个人对于国家、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但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则毋宁说是非道德的事情（道德范畴之外的活动），如政治权术、外交策略、经济措施、科技活动等等。在必要的时候，统治者有可能会为了维护社会安定而采用酷刑，为了保持和平而委曲求全，为了发展经济而重商重“利”，而这些方法与原则往往与儒家最初提出的“仁爱”、“明强”、“重义”相悖离，因而造成决策者道德选择上的左右为难，而曾国藩的道德冲突就是儒学这种矛盾的悲剧性产物。

作为一宗儒师，曾国藩力图实现儒家追求的君子人格，但是作为一代重臣——特别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剧变的前夜，一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的重臣，曾国藩又扮演了一个顽固封建卫道士的角色。这一点，在他一生镇压农民运动和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尤其体现了其内心矛盾，而这也恰恰是曾国藩遭到贬毁、唾骂和批判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在从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这样一个转型时期，曾国藩虽尽心竭力地要做一个儒家理想实践模式的捍卫者，但最终却恰恰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终结者，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是其坚定的道德信仰，突出的道德成就，还是激烈的道德冲突，我们都能在儒学思想中找到根源。一叶落而知秋寒，曾国藩的人生起落与兴衰荣辱也是转型时期儒学境遇的一个缩影。从曾国藩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来探究儒学，可以得出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型文化的某种展望，对随后兴起的近代思潮乃至现代新儒家所提出的文化构建与道德重塑将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