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牺牲后，先父积极反袁，为宋复仇。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为了遏制袁世凯的独裁遭到谋刺后，先父十分悲痛，曾偕蒋翊武到长沙策动谭延闽独立倒袁，谭独立，后又取消。蒋去广西继续策动反袁，不幸途中被捕，在桂林丽泽门牺牲。先父回到上海，筹划另一行动，以后由于湖口起义又失败，悲愤欲绝。曾提出亲自挺身刺袁，而黄兴不许。先父乃返回北京，在国会弹劾袁世凯，遭缉拿，逃亡日本，后国会也被迫解散。

1914年6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先父任湖南支部长。那时候，先父遂成为孙中山先生直接依靠的重要助手。先父体察孙先生的革命苦心，劝说湖南籍的革命党人，如周震麟等同意按下手印．重新入党，服从孙中山的领导。

1915年北京成立维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先父与其他革命领袖组织反袁集会和游行，在一次会上演讲时，险被歹徒刺杀，幸有人护卫，才免遭不测。当时，袁世凯派在东京的坐探蒋士立者，以金钱收买革命党人和学生。先父遣

门人桃源青年吴先梅赴蒋寓行刺，连发三枪，未击毙。日警通缉吴先梅，吴以被孙中山先生匿藏于日本友人头山满处，经化装成烧炉工人，乘一邮船返回上海，吴日后在反袁斗争中，于湖南常德被军阀杀害。

蔡锷发动云南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1916年孙中山先生命先父为特派总司令，回国主持湖南党务、军事。湘督汤芗铭，系袁之心腹，被封为候爵，嗜杀革命党人，号称汤屠夫。先父派廖湘云、杨玉鹏到长沙密谋起事，因藏于日本洋行的炸药失慎，廖、杨提前行动，率同志抱炸药攻督署，汤已有备，死难同志甚众，尤以杨玉鹏等同志，竟遭到挖心剖腹之惨死。先父闻此噩耗，立偕龙璋赴汉，图谋再举。汤属失之足汤化龙派人前来疏通，先父洞察其奸，严词拒绝。汤鉴于民气之不可抗，乃宣布假“独立”。当时，四川督军陈宦，亦系袁之心腹，因受冯玉祥影响，真宣布“独立”，可是一真一假的独立，促成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抑郁而死。当时，人称之为假“独立”的汤，实为袁之送命汤。

　　追随孙中出先生护法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谭延闿复主湘政。先父创立“正谊社”本部于长沙，设支分部于重要县、市，推龙璋为社长，自为其副。团结同志，推进党务，继而张勋复辟，先父更创办“明耻”月刊，鼓吹北代。段祺瑞讨平复辟，派傅良佐怪代谭延闿为湘督。先父为了坚持宋教仁要在中国建立法制的遗专，在湘西、零陵布置工作后，旋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发动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检阅使，回湘组织军事力量，击败北军，赶到湘督傅良佐。

1918年广州护法军政府被桂系军阀操纵，先父又随孙中山赴沪筹划讨桂。1920年，孙中山重莅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先父隧往襄助视要。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先父为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是年7月，孙大总统由粤入桂，督师北伐，设大本营予桂林，委先父负责湖南党务。1922年．陈熵明叛变，孙先生脱险赴沪，先父随奉召去沪。

　　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促成国共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出先生在上澎召开会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指定先父与茅祖权、丁憔汾、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陈树人和管鹏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起草新党纲、党章。1924年，在广州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奉派与林伯渠筹建汉口执行部，他与林都是执行部常委。当时，毛泽东委员还介绍李维汉帮助先父筹建湖南围民党。先父又与林伯渠、包惠僧等商量，委刘少奇为职工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学生部筹备主任。在湖南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先父离湘赴北京祭奠。

黄兴、宋教仁逝世后，还有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先父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也深得孙先生的信任。孙先生逝世后，他受到国民党元老邹鲁、林森、谢持等的影响。参加1925年11月25目在中山先生灵前召开，为时人所称道的“西山会议”。先父思想和革命目的与宋教仁相同，希望在中国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民主政治，因而有“分则两立”的思想。(1943年在桂林，柳亚子先生曾问先父说：  “你当时有很多共产党朋友，怎么去参加西山会议?”先父答复：“我当时认为党内的团结，应胜于党外的团结”。)所以在1924年1月，他再次回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沈雁冰也相继代理过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蒋介石利用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政策，逐步取得了实权。先父乃离开广州，蛰居上海。1627年南京设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因桂系逼迫下野，先父应邀复任宣传部长，并任中执委主任委员，与李宗仁、李烈钧等维持政局数月；待蒋介石回宁，先父又离去。1928年，南北统一，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阎、冯反蒋战争发生，先父曾去前方慰劳反蒋官兵。1930年，先父参加国民党各派联合反蒋的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失败，先父又蛰居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外患，蒋介石同意改组政府。先父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王昆仑等都由先父推荐担任立法委员。先父以为从此可以贯彻宋教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的主张。1932年，先父因阻挠通过蒋介石提出的“特别提款案"，被借故调任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在对日问题上，先父又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生争执，经司法院院长居正调解，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派先父出国考察。先父予1934年率秘书翦伯赞等出访西欧、北美。并携宋教仁之子宋乐六(岳麓)到法国留学。当时，我国未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先父因不忘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遗训，派另一随员杨柏森转道去苏联考察。先父回国后，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认为“个人独裁，就等于是皇帝，是一切问题的总病根”。因而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法学会”，该会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学术团体．他迫切希望能完成宋教仁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治的遗愿。先父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念念不忘．在中国和苏联恢复帮交后，欣然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极不赞同。西安事变前他与共产党方面的老朋友林伯渠常有信件往来，又得到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所派吕振羽教授，带给他写在手绢上的密信。从此，他极力支持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

　拥护中共主张抗日敌

先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武昌文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共产党员李六如。红军长征时留在江西坚持地下斗争，被叛徒出卖下狱。李将其辩诉状寄给先父，先父立即通过江西民政厅长湖南人王次甫将其性命保留下来。1937年又通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将其保释出狱，暂留南京。再通过当时尚未公开的中共办事处，将其送回延安，临别时，先父对李老说：“打日本鬼子，要靠你们‘红帽子”’。

抗战军兴，先父又帮助共产党员、马列主义历史文学家吕振羽回湖南开展工作。建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长沙与徐特立老共同慰问抗日伤病员.还对青年学生讲演，宣传抗日爱国主张。又以全国中苏文化协会副 会长身份再兼任湖南分会会长，支持吕振羽、翦伯赞等共产党员开展工作。1638年又担任由徐特立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的延安抗大式的学校——邵阳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而便于支持副院长吕振羽的工作。该校培养出来的学员中多数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骨干。

1941年先父在重庆和国府主席林森主持欢迎孙夫人宋庆龄的会上，先父不顾预定安排，热情邀请孙夫人讲话。步夫人痛数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错误，给当时沉闷的山城掀起了巨大的回响。

1944年先父与冯玉祥将军率先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日本投降，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先父与冯玉祥、谭平山等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欢迎大会，并两次家宴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中共朋友；作陪的有翦伯赞、候外庐等马列主义历史学家。根据谈判的进展和关心行泽东主席的安全，先父在席间极力建议毛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早走为佳”。有一次，我听见先父对候外庐老人说：“……我不论什么党、什么派，请能领导中国抗日，我就拥护谁。”候老频频颔首称道：“你老的心胸，海阔天空，处处以民众利益为重，可佩！可佩！”。

1945年冬，先父回上海，提出辞职，辞职书中有“政治修明，宜取新陈之代谢”的双关语。

1947年，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前，亲到上海泰安路亦时来看先父，倾谈达三个小时，面晤畅叙之后先父很为振奋，对先母梅鹤修说：“中国四万万同胞还需要我这个人，我要好好治病”。这时，他已有决心取道香港去解放区，但不幸，天不假年，于4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62岁。逝世后，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继、居正等提议，中常会通过予以国葬。关于墓地，有认为先父年青时，就与宋教仁在一起革命，情逾手足，宜藏在上海宋公园宋教仁之墓旁。有人认为先父祖籍在湖南，且岳麓山上，还葬有他更多的革命同志。乃归葬在岳麓山上。

先父十五岁时参加革命活动，在同辈中年龄最小。他敬重的宋教全、黄兴与孙中山逝世后，忠诚真挚地继承了他们的遗志，逐步走完自己的革命征途。他一生刚强正直，热诚待人，从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随波逐流。他从一个宋教仁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支持人民民主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是一种本质的转变，更由此而显示出先父思想的进步与解放。解放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给予我们全家深厚的照顾。李维汉同志说过：“覃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都作出了贡献。”这说明中国花产党人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地对待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