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在诗文领域皆有成就的作家来说，他的诗学观、文学观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共同构成其文学思想的全貌。在具体论及某个作家的时候，我们不能将他的诗学观、文学观视为互不相干的两橛。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人称桐城文派的中兴之主，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我们过去习惯于突出强调他的文尚方、姚之义法，诗宗苏、黄之劲峭。重点研究固然可以产生重点突破，但有时也可能带来一些视野上的局限，即缺少融会贯通、整体观照。

桐城义法，宋诗运动，的确是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两大文学思潮，曾国藩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其所受影响与所施影响，皆值得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从纵横两个断面，综合分析其渗透融合、互补互济、呈阶段性发展的诗学观与古文观。

一、道光中，曾国藩进京会试，初识诗学风向、古文源头，入选翰苑后，又得良师指点益友切磋，加上心性义理之学的浸润积淀，他开始初步孕育、形成其相互渗透的诗学观与古文观。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称“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始知时文括帖之外，别有诗文之宗向所在。当时京师诗坛，正是程恩泽、祁轠藻辈提倡宋诗之时。曾国藩留京二年，连续参加乙未科、丙申科会试，而程恩泽作为乙未科的知贡举官、丙申科的殿试读卷官，其诗风趋向当更易感染公车举子。程恩泽卒于道光十七年，曾国藩虽未获亲炙，但当他在道光二十年再次入京之后，其诗作诗论便已归入程、祁宋诗派一路。如《寄弟》、《杂诗九首》、《里胥》，《送吴荣楷之官浙江》、《题龙九诗》、《送凌九归》等等，几乎一律（除试帖诗外）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气象峥嵘，风格劲峭，一意追求奥衍生涩的审美效果。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青年诗人开发诗艺之初的揣摩与模仿，这算不上什么诗学观。

一般说来，作家的诗学观、文学观都是受其哲学观统帅的。通籍之初的曾国藩，似乎还谈不上有什么哲学观。他不过是以翩翩词臣之身，处翰苑清闲之地，又当风华正茂之时，诗艺初开之日，他追求的只是如何“以文章报国”，如何才能“无失词臣体面”（道光二十年六月《日记》）。在他日后的精神导师、理学家唐鉴到京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对理学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直到有一天，他在外出访友之后，便道拜访唐鉴，这才带来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据其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记载：“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则余新买此集，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不必用功，诚能用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从此，曾国藩归心理学，时时向唐鉴等理学师友考德问业，直至以义理心性之学建立自己的哲学观。

根据这则日记，可知唐鉴在向曾国藩灌输哲学观的同时，还论及了文章之学与诗词小道。“为学只有三门”一段，显然是转述姚鼎的桐城义法。本来，嘉、道宋学便与桐城文派互相支持，兴衰与共，唐鉴为之吹嘘鼓荡，不足为怪。曾国藩初次入京便有志学诗古文之法，桐城派领导京师文坛，他不可能一无所闻，但唐鉴以老成师表之重望，婆心热血、循循善诱地将义理之学与文章之学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不容曾国藩不产生昭然发蒙之震动。由此看来，唐鉴应是曾国藩走向桐城文派的一位指路人。“诗词小技”一段，也值得留心研究。前一句，多少透露出理学家的迂执空疏，但后一句“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却暗合于桐城派、宋诗派的“道艺一源”说“、人与文一”说。此后，曾国藩即使是“留心于诗字杂艺”之地，也开始力求“据德依仁”，“静心养气”（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日记》），认为“诚能主一，养得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日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诗学观与古文观明显地受到了哲学观的影响。

正在此时，曾国藩的湖南同乡、翰苑前辈、程恩泽的得意门生、宋诗派的理论代表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检其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曰：“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余言多夸诞。”这些“夸诞”之言，我们可从前一天《日记》所载窥知一二：“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一倾吐之时。然必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义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日所可办，则不得不求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这番言论，要旨不过是桐城派、宋诗派共同看重的“艺通于道”之说。

与此同时，曾国藩在诗文创作中也开始体现其文学思想。在曾国藩看来，既然是“艺通于道”，那么，作为一个文人，当然也可以据艺明道、据艺进德，甚至还可以据艺检验道德修养的程度。曾国藩曾经与人畅论“诗文之业可因以进德”，“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他不但对之坚信不疑，而且付诸行动。其自订《修身课程》“月无忘所能”条规定，“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记》）。如《地用莫如马二章，思贤也》，从其题目即可看出据艺明道，据艺进德的用心；又如律诗《忆弟》四首，“苦思不得一句”时，他便认为自己是积理不富，是“平日酝酿不深”，而待诗作成，他马上就“觉忆弟之情有所著矣，不似早间彷徨无措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十八日《日记》），这些都是据诗文检验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经过数年的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曾国藩更进一步地认识到，“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并且将之视为文人必知的“大本大原”，将之作为自己的新知秘诀传授给诸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诸弟》），再也不象从前那样摇摆不定，既想据艺体道进德，又怕“溺心丧志”（《修身课程》）。既然通于艺即通于道，大本大原了然于胸，那么，曾国藩便放手创作，以至于声称“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诸弟》）。在他的诗文创作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曾国藩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与古文观。

这一时期，在曾国藩的诗学观与古文观中起渗透整合作用的，除了上述义理之学外，还有阳刚之美。他曾在家中这样写道：“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不必否认，人的审美爱好通常受其人生观的影响。曾国藩科举顺遂，又居翰苑，前程有望，精神高扬，其审美观自易偏于阳刚一路。论古文既尚“倔强不驯之气”，当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而且“论字亦然”。在同样的审美观指导下，曾国藩诗文欣赏取尚的渗透整合、互补互济，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又据钱仲联先生指出：“曾湘乡提倡黄山谷诗，其源发于姚惜抱。”并说：“自姚惜抱喜为山谷诗，而曾湘乡祖其说，以诗学变一代之运，硬语盘空……诙诡中存兀傲之态。此得昌黎阳刚之美者。”!姚鼐及其门弟子持续不断地提倡宋诗，实际上为道光年间宋诗运动的兴起作了前期准备。曾国藩在接触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便也开始浸染宋诗派诗论。因此，曾国藩的“傲兀不群”的诗学观与“倔强不驯”的古文观，便从而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这一时期，在他身上，宋诗派的诗学观、桐城派的古文观，似乎已达到高度的和谐。

二、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更多地关注古文理论的建设，阳刚美学之外，阴柔美学的成分有所加重;诗学观受古文观的影响，突破了一味宗宋的局限，表现出了多元化的审美取向。

与前期沾滞于诗相比，曾国藩后期更专注于文。咸丰十一年春，湘军祁门大营被围，曾国藩命在旦夕，手书遗嘱，谓：“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唯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十年之后，曾国藩奉旨赴天津办理教案，害怕洋人开战，邂逅及难，又作遗嘱，再一次特意提及古文及其出版之事，却没有涉及诗作。这表明了曾国藩中年以后在诗文二者之间的偏重。曾门文学四子，皆传其古文心法，未闻有多少诗论见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曾国藩的注意力所在。

论及曾国藩中后期古文观的发展变化，不能不研究他精心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四象》。

《经史百家杂钞》成于咸丰十年，其立意却在咸丰二年。当时不过想只选百篇，“抄置案头，以为揣摩”。揣摩日久，自觉确有会心，因而依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意法，将姚氏所分十三类更易为十一类，同时大胆地将收录范围扩大到经子史传，颇有超越师祖、浸浸乎其上之意。在充分吸取姚氏阳刚阴柔之说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论道：“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辞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庙则宜吞吐……此外各类，皆可以意推之。”（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日记》）曾国藩咸同之际的古文观，散见于各种文字甚多，而要旨大抵如此。

与风行海内《经史百家杂钞》相比，《古文四象》几乎是接近湮没了。与《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不同的是，曾国藩似乎没有对《古文四象》留下什么序跋文字。经过对曾氏日记及其往来家书的探寻，考知其草创于同治四年冬，期年而成。异于《经史百家杂钞》而类于《鸣原堂论文》的是，《古文四象》还有曾国藩的平议圈识，吴汝纶在曾氏幕中亲眼看到过。可惜的是，这个圈批原本在曾氏逝世不久即已流失，至今没有发现。

与《经史百家杂钞》的体裁分类法不同，《古文四象》采用的是风格分类法。吴汝纶《记〈古文四象〉后》曰：“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由四而八焉。盖文之变不可穷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称量而审定之，以为某篇属太阳，某篇属太阴，此则前古未有，真天下瑰伟大观也。”具体说来，便是曾国藩将姚鼐的阳刚、阴柔二端，分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象，分别以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属之，而气势有喷薄、跌宕之分，情韵有沉雄、凄恻之分，趣味有诙诡、闲适之分，识度有闳阔、含蓄之分。《经史百家杂钞》还只有“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出之”的简略之分，含浑之论，而四象论文，则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含英咀华、沉思妙想的基础上，作出的上述四象八态的精微分析。吴汝纶当时即已慨叹，非入古已深、老于文事的博学之士，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妙悟之才，不能领会其精妙之旨，且称“文之精微，父不能喻之子，兄不能喻之弟，但以俟知者知耳，此扬雄氏所以有待于后世之子云也”。

先秦思想家以阴阳二气看待宇宙世界，宋代理学家邵雍则根据其阴阳刚柔、动静大小的对立关系，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四体）等抽象概念，分别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属之，而天下万物皆由此转化生成，进而将这种象数理论机械化地附会到一切事物，诸如暑寒昼夜、雨风露雷、性情形体、走飞草木、目耳鼻口、色声气味直至言意象数、仁义礼智等等，无不限定为四。曾国藩的古文四象之分，显然是受邵子之学的影响，且当时在家书中亦已自认，谓“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谕纪泽》）。但是，就在此前五年，曾国藩还牢守姚鼐阴阳二分的古文理论，宣称“国藩亦看天下万事万物理皆成两片”，而讥责“邵子四片之说颇多安排附会”，至此则幡然省悟，弃二从四。在我看来，这一次，与其说是他的哲学观改变了他的文学观，不如说是他的文学观影响了他的哲学观。这不能不归结于他自己多年来对古文的冥心孤往，精微造诣：仅仅是阴阳二端已经不足以表达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等等他心目中种种神机之妙的古文理念，于是邵子之四象便与古文之四水乳凑泊，妙合无垠。

曾国藩前期的诗学观，大体只是“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且明言“我之门径如此”（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诸弟》），基本上不出宋诗派门墙。及至咸丰初年选编《十八家诗钞》，则在杜、韩、苏、黄、李之外，新增了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眺、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明显地突破了宋诗派的藩篱。因此，这个选本既可视为对他前期诗学取法门径的总结，更应该看作他中后期诗学观念发展与变化的开始。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在道光年间，咸丰以后，注意力转向对诗歌的抉别、鉴赏，对诗歌美学的发掘。如果说《经史百家杂钞》是有意踵武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那么《十八家诗钞》的情形正好相反，它与姚氏的《五七言今体诗钞》却大异其趣。姚选系从门人之请而编，自称“要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教，道启后进”；而曾选却是出于个人的审美爱好与艺术修养，与雅道、诗教无关。选诗、抄诗、讽诗、品诗成了曾国藩后期军政生涯中的主要“业余”爱好，他对《十八家诗钞》的不断修改、完善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咸丰末年，曾国藩选抄苏轼、陆游之诗（当年初编之时，只有选目，未曾抄录），晨夕讽诵，深受感动，谓“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远”，极欲“于闲静中探讨道味”。稍后，他便欣然自称“日内于苏诗似有新得，领其冲淡之趣，洒落之机”（咸丰十一年《日记》）。曾国藩在道光年间推崇苏诗，但那时只是酷嗜其阳刚一面，至此则能领会其冲淡与洒落之机趣，故称“新得”。曾国藩如此注重“于闲静中探讨道味”，似乎是为了补救其前期诗学观中一味崇尚雄奇的偏失。他曾从阳刚、阴柔二端而“悟作字之道”，当“二者并进”，“阙一不可，亦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同治三年日记）。其实何只书法，他的诗学观的变化，其实与“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从时间上看，曾国藩诗学观的变化恰与其古文观的发展相同步。如前所述，其后期古文观的变化，主要是阴柔的成分有所加重，在多数情况下，他开始将阳刚与阴柔相提并论，不再象道咸之际那样片面强调阳刚之美。在他以邵子之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分配古文之气势、情韵、趣味、识度的同时，他也将“自钞十八家诗”之“李、韩”、“少陵、义山”、“韩、苏”诸家之诗分属其下，阳刚、阴柔，各得其半。随后，他便对《十八家诗钞》逐家逐篇予以批识，哪首属于气势，哪首属于识度（目前所见，止于谢眺），这分明是采用了选评《古文四象》的立意、视角与方法。

以上所论，意在通过对曾国藩诗学观、古文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考述，论证其渗透整合、互补互济的过程、方式与特征。当然，他的人生观、哲学观，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无疑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只是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本篇更为注重的是，既然是世界之大，万事万物，无不处在各种关系之中，而“关系”又规定性质，规定意义，规定事物的发展方向，那么，一个在诗文领域皆有一定地位的作家，他的诗学观、文学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应该是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一种特殊关系。具体体现在曾国藩身上，我们也许可以这么宏观地作一扫描：从诗而入，从文而出；宋诗派与桐城派本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故而曾氏诗文理论相济相生，相映成趣；又因其后期更多地专注于文，相应地在古文上更多一些理论建树，因而其诗学观逐渐处于从属地位，进而随着古文观的发展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