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初，在广西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并迅速向全国蔓延。而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绿营衰败不堪，根本抵抗不了太平军的进攻。清政府无奈之下不得不启用汉人中的有识之士。这就为曾国藩等人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到长沙办理团练、操练湘军。以此为契机，曾国藩充分施展其治军才能，培养了一大批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训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勇猛无比的湘军。经过多年的艰苦作战，最终于1864年攻下了天京，打败了太平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善于用人育人。曾氏早年在京作官期间，就时时留心治国安邦之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用人育人的理论体系。后来他所培养任用的一大批各类人才，为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也成就了他一生的所谓“功业”。下面就其育人之道，作一些探讨。

一、曾国藩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

曾国藩为什么重视人才的任用和培养呢？是因为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一）对人才作用的认识。

1、国家强，以得人为强。人才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治乱。曾国藩认为“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曾国藩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不可能完全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但他对人才的作用却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所向而已……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之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曾国藩明确表示社会风气的好坏全由少数有才德的人倡导而成，国家的安定、兴盛就得依赖于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才来管理、诱导和维护。

军事的成败，粮饷的盈亏也依赖于人才。在军事上，曾国藩认为人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他认为：“凡军气之盛衰，全视主将之强弱。”“大抵艰难百折不辞劳瘁者，将领之壮志也。”“军事兴衰全在乎一二人之志气。”他在咸丰六年正月初九日上的一道“迭奉谕旨缕陈各路军情折”中说道：“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甲寅年秋冬之间，臣军所以日长千里，势如破竹者，以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军中士卒皆以塔、罗、杨、彭为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罗、杨、彭之称，故能旌旗生色，席卷无前。不幸塔齐布中道殂谢，而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三人者，分往湖北、临江，不克遽聚一处。而后起之才，如周凤山、李续宾、李元度数人者，又未知果能血战成名，仰邀恩眷否？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寸心焦灼，愧悚难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把这几年在军事上的兴衰成败，尽归因于数名将领的得失。至于粮饷的盈亏更是依赖于人才。胡林翼曾说过“理才之道仍以得才为先”，“得一正士，可抵十万金”曾国藩也称“治军筹饷，均以得人为要。”

整饬吏治也依赖于人才。曾国藩认为“至于用人一节，实为万事之根本”，“除用贤以外无经济。”并进一步强调：“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又说：“凡国之强，必须多得好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曾国藩在其书札中提到“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曾氏指出：“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废。”又说“人存而后政举，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一省风气全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风皆随风气为转移。”而“吏治之兴衰全系乎州县之贤否。”

2、国家危，以得人挽危。鸦片战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方面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一方面面对民族危亡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内士民跃跃欲试，全国上下处于一种山雨欲来时的焦燥不安之中。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称“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又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我们可以看出他把扭转时局、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人才的汲用上。他同时出于对清王朝的忠心，面对清政府的用人弊端向咸丰皇帝指出：“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曾国藩忧心忡忡，甚至犯颜直谏、呼吁选拔贤才以挽危机。

这就是曾国藩对人才作用的认识。那么在当时他到底培养和运用了哪些人才呢？这些人才是否如他所望起到了应起的作用呢？以下就此略作探讨。

（二）曾幕人才分类及其作用。

咸丰三年，曾国藩创办湘军，开始设立幕府，到处搜罗人才，将发现人才和造就人才当作时政要务。由于曾国藩爱才如命，全国各地的有才之士都纷纷投奔到他的幕下。一时人才之兴，令人惊叹。亲历了这一盛况的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

有人对曾国藩幕府人才作了统计，将幕府人才分了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冯竣光、陈兰彬、容闳等。

这些人才在近代历史上大多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国藩只是一介儒生，他并非有三头六臂，创建湘军之时，他遇到了诸多非常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如：选拔营官统领、招募兵弁、筹措粮饷、制造船炮、协调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岂是靠一人之力所能解决的。湘军发展起来并开始出征后，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装备和军饷，这就需要大批的军需人才、制造人才。太平军也并非是一群乌合之众，要取胜，更需要谋略人才和作战人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洋务和外交两大事务，这些工作也需要专门人才来负责。

曾国藩幕僚人才群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他们帮助曾国藩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同时还由于曾国藩网罗了一批眼界开阔、能力超群且思想超前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曾国藩，使得曾国藩开始注意世界之变化，发起了开近代化风气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同时，也派了一大批人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懂的自然科学的人才，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开拓了国人的视野。第三，曾国藩获得大权后，将其幕府中的一大批有才之士荐任到巡抚、提镇、按察、布政等重要位置，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升迁。这一方面奠定了曾国藩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清政府注入了新的血液，大大延缓了它灭亡的进程。

二、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前已述及，在当时，中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一方面与曾国藩的知人善任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曾氏有其独特的育人之道。人人都知道玉不琢不成器。一个人并非一开始就是人才，人才的造成需要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培养、锻炼之过程。下面对曾国藩的育人方法作一番探究。

1、培植良好的育人环境。

人才培养环境的好坏对人才形成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清楚的看到了当时育人环境的糟糕。“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同时曾国藩在他的书札中也提过：“二三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康慨以鸣不平者则与议其后。”可见当时的育才环境坏到了极点。

曾国藩看到了将来必有乏才之患。于是赶紧向皇上建议要建立良好的育人环境。他说一个好的人才环境的形成，“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日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之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机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偾事，而译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这就是曾国藩所提出的培植良好的育人环境的方法

2、对部属进行不厌其烦的训导。

曾国藩说过“窃尝观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象，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往往对他身边及在外干事的人进行不厌其烦的培养。培养之法具体分为教诲和甄别。

关于教诲。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说道：“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这就是教诲。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第一就是要经常见面。曾国藩在营中总是要求每天和其幕僚一同吃早饭。和大家谈经论史，联络感情。对于各地的僚属他也是经常召见，以便掌握其基本情况。在见面时，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的对他们进行教育。对这一点李鸿章深有体会。曾国藩在营中和大家吃早饭时总是等到所有的人到齐之后才开始动筷子。曾国藩见李鸿章这个人虽然很有才能，但过于心高气傲，过于懒散，便将他留在身边做文书，以便常见面常教诲。但李鸿章这个人很贪睡。自己每天那么早就去和曾国藩吃饭，时间长了便觉得受不了了。有一次，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的本性，大为恼怒，接二连三派人催促，并说明“必待幕僚来齐乃食”。李鸿章见势不妙，披上衣服仓惶赶到。曾国藩并未当场指责，饭后却严肃的教训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言毕，拂袖而去，李为之悚然。从此便一改恶习，虚心学习终于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才。

第二，多训诫。曾国藩在教育僚属时，总是不厌反复，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讲，直到人耳熟能详，直到手下不好意思不听自己的话为止。在和幕僚吃饭的时候，他也要鼓励僚属多讲话，让大家多交流，都增长见识。同时，他还要求手下的将官对士兵也要多讲多教。

第三，经常保持书信联系。曾国藩对那些不在身边，不能经常见面的手下，经常以书信联系。另一种情况就是当幕僚拜谒时，有些话不好说，别后曾国藩就写信告诫。曾手下的这些人才在和曾国藩的通信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他是受曾国藩的书信影响最大，最见成效的一个人。曾国藩每次在家书中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曾国荃在哥哥书信的熏陶下一步步的成长，最终成为了一代将才，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四，多树榜样。曾国藩十分重视自己修养的提高。要想教育别人，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他所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力图为众人做个好榜样。同时，曾国藩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表彰个人，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一个人通过曾国藩严格的教诲后，即使不可能成为独当一面的英才，也一定会成为可堪重用的人才的。当然，曾国藩并不是遇着什么人就下苦功去培养他，而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其培养之法中的甄别之道。

所谓甄别，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子也，甄别，则去其良莠也。”曾国藩说的很清楚，对那些害群之马，坚决要剔除出去。这样，经过甄别之后，曾国藩对那些可造之才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培养，为清政府培养了有用之才，也为自己扩大了势力。

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人才需从奖励出。如果奖励得法，平庸者将不再平庸，有才者将更加奋发向上。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认识的很透彻。他认为“人才譬之禾稼。”“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曾国藩说奖励人才的方法有保举、超擢二法。其实，曾国藩在实际运用中不仅仅局限于此二法。他时时处处注意激励人才。如当他看到某人在某一方面做得好时，就当众给予表杨，给一种积极的激励。而当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做得不好时，他又尽量在私下里单独进行批评，这样可以照顾到被批评者的脸面，同时照样可以起到改正错误的效果。对阵亡将士，曾国藩更是经常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以此来激励将士用命。

关于保举之法，曾国藩在给皇上建议时说：“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每次胜仗后，曾国藩总要向朝廷保举一批有用将官。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汇保主要用于湘军取胜之时，来奖励作战有功之人。特保主要是以举荐方式保奏。在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人。密保主要用于对立有大功或十分优秀的人才，专具密折。如对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的保奏。

至于超擢，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曾国藩的意思就是期望皇帝破格提拔一些人才。“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枬一升，而草本之精神皆振。”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超擢对人才的激励作用。曾国藩在他的育人用人过程中对杰出的人才，不看其地位，大胆破格提拔。这就大大激励了未入幕的人才纷纷投奔，同时也使已入幕的人迅速行动起来，勤奋学习，锻造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曾国藩是唯德才是举的，只要炼出硬本领，修成高素质，不管自己出身多不好也都会被重用的。

4、不失时机的监督考察。

对于有才能的人，在培养并举荐其作官时，还要时时进行监督考察。否则他可能会逐渐沉沦、不求上进、无所事事。曾国藩首先建议皇帝：“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侫，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就是说要皇帝通过奏折的内容考察人才的言论。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提出要对人才的行为进行考察。他在自己的书札中写道：“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向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曾国藩在他的幕府中更是忘不了对人才进行监督考察。他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进行学习，对于留在自己身边的人，他要求更严，既要布置“作业”，还常常检察“作业”。在军务不太繁忙的时候，他还要对身边的幕僚进行定期的考试，每日两次。他亲自命题、阅卷，最后评定出等次。曾国藩就是用这种考察方法实现他对幕僚的督导作用的。同时也对于那些有过错的属下，一定要惩罚。“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者，痛惩一二辈。”如此则“自然人知儆慎，可望振兴。”可见，曾国藩的监督十分严格。

综上所述，由于曾国藩有其独特而有效的育人与用人之道，最终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大批人才群体。这些人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曾国藩的育人之道也被后世所认可。认真总结其人才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这正是今天研究曾国藩育人之道的价值所在，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