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是活跃在清末光宣年间和民初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此派诗人大致可分闽派、赣派和浙派，他们的思想状况、艺术风格都比较复杂。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人）为赣派诗人的代表。他的思想也有复杂性，他的艺术风格被陈衍归入“生涩奥衍”派。然而他却是具有改革思想、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

陈三立的主要政治活动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诚如林纾《闽中新乐府》所云：“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国仇》）在这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维新思潮迅即高涨。有识之士，莫不怵惕国势阽危，思有以振衰起弊。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字右铭），与同官在湘中行“新政”尤力。他们辟利源，开民智，办实业，倡新学。“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次第举办”（梁启超《谭嗣同传》），并出版《湘报》、《湘学报》，以推动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陈三立随侍湖南，多所赞画，成为乃父陈宝箴的得力助手（吴宗慈《陈三立传略》）。他于光绪八年壬午（1882）举乡荐，十二年丙戌（1886）成进士，授吏部主事。但他倜傥有大志，不以官禄为念，通籍后“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陈三立传略》）。他是从国家安危、民族存亡考虑自己的进退出处的，故能长期有官不居，宁愿助父谋变法，“以改革天下”为己任。

陈三立之所以立志改革，在乎救亡图存。光绪二十一年（1895）所作《赠黄公度》，谓“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历历肝肠久更新。同倚斜阳看雁去，天回地动一沾巾”，足见他的悲壮情怀，同时也可看到他与黄遵宪的思想是相通的。其《先府君行状》云：“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弊政、兴人才，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之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其《崝庐记》亦云：“初，吾父为湖南巡抚，痛窳败无以为国，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效行其法。”此为事后追述其父当日政见措施，而其本人心迹亦皎然可睹。篇中一再抨击清廷政治腐败，以为不改弦更张，不足以图存。他们父子总结历史、效行西法，要在湖南立富强根基，虽说一隅之地，却为全局着想。当年参加湖南变法的唐才常，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即果遇英人葛洪（Colquhoun瓜分论者）之狂喙，尚能有所资藉（创办新政），不沦于腥膻之族。”宝箴父子的意图和他相一致。时值德人侵夺胶州，清朝政府屈服外邦，列强分割中国之论大起，他们在湖南搞变法，深怀救亡之苦心。

陈宝箴父子在湖南变法开新治，使该省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当时维新派人士江标、黄遵宪、徐仁铸、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及樊锥等均“相与助其成”。梁启超创办的南学会有会员千数百人，时务学堂的学生也多有志青年，真可谓人才云集。陈宝箴与他们合作，“为政求贤，皆（三立）先生所赞勷而罗致之者也”（《陈三立传略》）。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说“三立交游最广，与黄遵宪、江标、熊希龄善，因希龄获交梁启超”（《党人列传》），即其一例。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中，陈氏父子还为朝廷推荐变法人才。刘光第《京师与厚弟书》说：“兄于七月十二日为湘抚陈论荐。共十数人，同乡有杨叔峤（锐）侍读、王雪澄观察、薛次申观察（薛现丁忧），奉旨均预备召见。叔峤十六日，兄十九日，均蒙召见询问。兄对颇详直，即于二十日得被恩命：‘赏给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京（即俗称小军机是也）上行走，参预新政。钦此。”，（《刘光第集》）据胡思敬《刘光第传》载：“（刘光第）以陈宝箴荐，与杨锐同日入军机。宝箴未尝与光第相见，光第亦尤求于宝箴也。有华阳人乔树柟者，与宝箴子三立交，时时称述光第行谊，宝箴知之，遂举以入告。”三立交游既广，求贤又不避亲疏，在联络、举荐维新人士上起着重要作用。

维新变法虽属改良主义性质，是历史上一种不彻底的改革，但它发生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熟之前，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况且湖南的南学会，不仅是一个学会，而且还带有议会的性质。“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梁启超《谭嗣同传》）南学会的演说、时务学堂的教批以及《湘报》、《湘学报》发表的文章，亦多倡新说，大申民族、民权思想，欲“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引语），有些言论已超出改良主义范畴，表现出民族、民主革命的倾向。湖南的顽固势力又特别强大，因此新旧斗争尤为激烈。王先谦、叶德辉等顽固派以“保卫圣道”作号召，率领徒党向维新派发动进攻，甚至将有激进言论者驱逐出境。宝箴父子态度比较温和，“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陈三立传略》），也遭到劣绅们的攻击。“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再行训政，顽固派得势，诛杀维新党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章京遇害。陈曾“应诏”保举18人，以其中有刘、杨，“朝旨罪其招引奸邪”，父子均被革职。被革职后的陈三立，爱国精神不泯。他“侍父归南昌，筑室西山下以居，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欲歔，不能自已”（同上注）。他在《赠梁启超》诗中，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之句，梁氏《广诗中八贤歌》也以“啮墨◇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相谐趣。然而自谓作“袖手人”，当是一时愤辞。从他此后的情况看，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并未漠不关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陈宝箴以忧愤死。三立在南昌西山情庐登楼寻迹其父坐卧凭眺处，国事家事一齐涌上心头，以致“长号而下”。他想到“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乃益大恸”（《崝庐记》）。在“联军”的铁蹄下，“狼嗥豕突哭千门，溅血车茵处处村”，祖国北方蒙受深重的灾难。三立“百忧千哀在家国”，夜不能寐。“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其诗如《十月十四日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晓抵九江作》、《上元夜次申招坐小艇泛秦淮观游》、《书感》等多抒愤之作。《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还对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王朝进行抨击：

九门白日照铜驼，烽火秦关惨淡过。庙社英灵应未泯，亲贤夹辅定如何?早知指鹿为灾祸，转见攀龙尽媕婀。恍惚道旁求豆粥，遗黎犹自泣恩波。

八海兵戈仍禹甸，四凶诛殛出虞廷。匹夫匹妇雠谁复，倾国倾城事已经。蚁穴河山他日泪，龙楼钟鼓在天灵。愚儒那有苞桑计，白发疏灯一梦醒。

愤激中饱含忧国忧民的情感。顽固派导致了外敌的入侵，而一纸《辛丑条约》却又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苟延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如此腐败的王朝能够久存吗?显然不能。“蚁穴河山他日泪，龙楼钟鼓在天灵。”三立似已意识到，侥幸维持统治的封建王朝行将崩溃。当端方要设法为他开复原官时，他看到时事已不可为，便不再出山了。不过他的心境并不平静，诗中写道：“依然笳鼓山川夜，泪堕年年上下潮。”（《北固山阁夜，时日本结成琢、中村兼善及李亦元、陶榘林、俞烙士同游》）

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东亚霸权，重新瓜分朝鲜和中国东北而爆发战争。在战争中，中国东北人民饱受兵燹之苦。战争结果日本获胜，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和约。俄国将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对这样一场战争，清廷竟以“中国守局外中立例宣谕臣民”（《清史稿•德宗本纪》）。三立愤于中国领土成为日俄战争的战场和战利品，作诗以寄慨。《园馆夜集，闻俄罗斯、日本战争甚亟，感赋用前韵》、《小除后二日，闻俄日海战已成作》，对所谓“守局外中立例”进行讽刺，指出“鹬蚌傍观安可幸，豕蛇荐食自相寻”，非但不能“渔翁得利”，反而成为牺牲品。同时又以“早成鼾睡榻，弥恐祸萧墙”，揭露朝中专于内部勾心斗角，卧榻之侧竟容他人鼾睡。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中国成立红十字会，加入万国红十字会总会。清政府以“中立”国地位令江西巡抚杨叔玫“入红十字会”赴东北“观日俄战局”，三立以为十分可笑，其《短歌寄杨叔玫》有句云：“吁嗟手执观战旗，红十字会乃虱汝。天帝烧掷坤舆图，黄人白人烹一盂。跃骑腥云但自呼，而忘而国中立乎，归来归来好头颅。”对这种可悲可叹之事，作了辛辣的嘲讽。

民国之初，袁氏窃国，三立亦非之。《涛园宅超社第六集题听水斋图寄怀弢庵师》云：“循廊睨横流，俄顷移大柄。拍手覆人国，简策斯未信。”吴宓说：“责袁世凯也。与王静安先生‘楚汉龙争原自可，师昭狐媚更如何……’之诗意同。”（《读散原精舍诗笔记》，《国学研究》第一卷）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款，悍然宣布实行帝制。一批“硕学通儒”迎合袁氏称帝意图，大搞所谓“劝进”。三立对此极为藐视，表示不屑与同流。其《消息》云：“消息迷苍狗，雕龙稷下儒。安知从左袒，争睹效前驱。刺谬三家说，依稀两观诛。狙公几朝暮，面壁捋髭须。”并作诗多首严加挞伐：

拥戴勤劳上赏频，纷纷功狗与功人。承恩博得胡姬笑，易醉他年有告身。（《上赏》）

秦皇使者非等闲，求不死药传人间。船至辄为风引去，白头缥缈望神山。（《使者》）

逸鹿青林未可训，飞蛾红焰似相亲。史家佞倖增新例，媵汝飞腾一辈人。（《史家》）

把那拥戴袁氏、助袁氏卖国的人揭得体无完肤。说他们想当“功狗”、捞“上赏”，如飞蛾扑火，似媵妾侍人，句句触及灵魂。湘潭王闿运于民国三年（1914）入都，袁氏以自用车迎送，大开筵宴以示殊宠。三立特作《得长沙友人书答所感》，谓“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讥刺挖苦几于剔骨抉髓。王闿运的门生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氏称帝做准备，三立也作诗讥之。《读史偶书》所云“蛮夷大长自称戈，行乐余年岂有他。多事陆生通一语，始疑帝号窃臣佗”，便是针对他的。《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寿庸庵六十》，起句为“妖腰乱领窥神器，挺立当年压万喧”。吴宓按：“妖腰乱领虽出于杜诗，然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中‘再起妖腰乱领臣’似由此句引起者。指袁世凯。”（《读散原精舍诗笔记》，《国学研究》第一卷）1922年，三立在南京与梁启超回首往事，言及蔡锷时说：“松坡昔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余因其稚，特录之。后从予学，乃大成。今其人往矣，不可复得。”吴宗慈以为，“盖深许其反对袁氏帝制，而又惜其功业之不竟也”（《陈三立传略》）。对于拥袁反袁爱憎分明。

陈三立既对卖国贼袁世凯如此痛恨，故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民族大义。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有谓中国终非日本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 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陈三立传略》）在卧病期间，“辄以战讯为问”，对战局非常关心。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其爱国热情类如此。此固传者所亲见闻者也”（《陈三立传略》）。晚年病居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京津相继沦于敌手，为抗议日寇的侵略，“疾发拒不服药”，至于与世长辞。民族气节凛然可敬。

三立尝为贵公子，平生却极关心民瘼。从《崝庐书所见》看，他有过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他在崝庐附近，看到农村土地荒芜，农民缺衣少食、人畜同室，便提出“奈何托膏腴，而不自经纪”的问题。他回想父亲在世时，曾有“堧地垦榛芜，尽付勤耒耜。杂植桑竹茶，薯芋杉楩梓。禁约彼盗采，稠叠奖生理”的设想，可惜“条科稍区别，一瞑悼天只”，因而当地农民“至今连嚬呻，未遂脱疮瘠”。他以为：农闲季节，农夫“博塞以嬉游”；农妇“不握丝与枲”；小儿不学艺，“颠倒蹋泥滓”，专靠“朝探雉鹊毂，暮拾猪牛矢”是摆脱不了贫困的。于是他“低摧纵语翁，营魄犹寻咫”，鼓励农民拿出魄力来自己谋发展。在《崝庐书所见》里，他还说：“造次省民艰，若疾痛在体。”把黎民百姓的痛苦当作自身的痛苦，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美、英、法、意、日、荷、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交清，本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清政府加紧进行搜刮，又值江南旱涝成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崝庐书所见》后半云：

翁复扶杖言，此乡竟何恃?昨岁备枯旱，今岁困渺弥。昨旦急箕敛，今旦刮骨髓。侧闻苛告身，输缗颡有泚。又闻款议成，纠取充赇贿。官家至是邪，琐屑挂牙齿。翁退背灯坐，泪堕不可止。

三立通过当地老人的控诉，揭露灾荒年头官府催科征税的残酷。篇中“又闻款议成，纠取充赇贿”句，以及《江行杂感》所云“司牧颇仰屋，四出烦追搜。取以实强邻，金缯结缪绸”，则愤怒谴责不顾人民死活、为外邦榨取赔款的反动王朝。“翁退背灯坐，泪堕不可止。”写扶杖老人的痛苦，寄寓着诗人的深切同情。三立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除《崝庐书所见》、《江行杂感》外，尚有《次韵黄知县苦雨》（二首）、《庐旁被雹灾聊记之》、《十六夜水轩看月》、《闵灾》、《喜雨》、《步门前菜圃看晚食于露地者》等等。中云：“更堪玉笛关山上，照尽飘零处处鸿”；“东南灾已数千里，寂寞吟堪三两人”。千里饥荒，饿◇遍地，诗人已无心绪吟诗赏月，他痛悯的是灾民的苦难。上举末二首作于1915年，时逢干旱，虫灾严重，加上袁氏称帝造成的战乱，“妇子糠◇肠，殷忧死无所”。门前篱边，乞食者擎钵分羹，露地而食。“为言乱后头条巷，淘米人家一二存。”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诗人罢官家居，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其思想感情与人民有相通之处。

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陈三立的思想也有局限性。他早年尝从曾出使英法的郭嵩焘（字筠仙）游，从郭氏那里了解西方，受到启发。所谓“绮岁游湘湖，郭公牖我最。其学洞中外，孤愤屏一世”（《留别墅遣怀诗》）。严复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也对他有所影响。他说“天道劣者败，中夜起拊髀”（《崝庐书所见》），即此种观点之表露。然而三立毕竟成长于旧学的土壤。长期受到封建文化的浸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思想和他固有的历代王朝的传统革新观念相结合，使他的爱国精神一度焕发出变法的热情。而一旦变法失败，一生抱负便都尽于此；未能解放思想，投入革命的洪流。在他的诗文中，仅以变法之无成而悲愤中沸，指责顽固派的破坏。如云：“称量遂一施，堂堂待惇史。维彼夸夺徒，浸淫坏天纪。唐突蛟蛇宫，陆沉不移晷。”（《崝庐述哀诗五首》其五）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已被革职二年了，犹有“霜月阑干照头白，天涯为念旧恩存”（《十月十四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之句。所谓“旧恩”，自然是指旧日的皇恩。他受封建纲常之束缚于此可知。既然如此，他对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不持赞成态度。“甘隐沦作遗民以终老，只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而已”（《陈三立传略》）。诸如“松楸亦改世，抚我先朝碣。国覆复为人，惨淡亲魂魄”（《清明日上冢》）；“岸草销兵气，山云是梦痕。前朝依桨燕，向我尚翻飞”（《三月廿七日别南昌晚泊吴城望湖亭下》）等诗句，都反映了这种心境。后来在反思维新变法经历时，出人意外地否定了自己先前的作为。其《庸庵尚书奏议序》有这样一段话：

往者三立从湘阴郭筠仙侍郎游。侍郎以为中国侈行新政，尚非其人、其时。辄引青城道人所称“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当守国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郑重低徊以寄其意。侍郎，世所目为通中外之略者也，其所守如此。时少年盛气，颇忽而不察。今而知老成瞻言百里，验若蓍蔡，为不可易。

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想用改良主义的药方去救治它已无济于事。改良的失败必然是革命的兴起。三立追悔当年“少年盛气”，不该对郭嵩焘的话“忽而不察”，参加了变法运动，并非认识到了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而是埋怨变法的轻率导致了革命，以为若“非其人、其时”，还是“守国不乱”为好。与前积极参与维新变法，态度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钱基博不无感慨地说：“三立此序，感慨家国兴废之故。低徊引郭侍郎之言，忧心悄悄，乃深追悔少年之盛气，变法激荡驰骤之迄于无效。前后易虑，何啻南北驰，此直索解人不得也。”（《现代中国文学史》）近代社会急遽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消长起伏。作为改良主义者的陈三立，因未摆脱封建观念，对革命有抵触情绪，思想出现了反复。他对变法态度的变化，说明思想发展也如逆水行舟，非进则退。

辛亥革命后，某些参加过“戊戌变法”的人，有的拥护袁氏称帝，有的策划张勋复辟，有的甚而任职伪“满洲国”做汉奸。陈三立却以诗人自隐。在数十年的悠悠岁月，他“小试三湘回天手，来做义熙甲子民”，从此“胸襟冲澹，志趣高尚，既不役志干时，且复敦崇风义”（李之鼎《宜秋馆诗话》），最终死于民族义愤。其《黄知县过谈嘲以长句》云：“首下尻高利走趋，初春丽日照泥途。嗟君肮脏百僚底，过我恢疏一事无。撑腹诗书得穷饿，填胸婚嫁苦追呼。人间富贵换头白，何处煮茶眠老夫。”在嘲笑利禄之徒中，表现出对荣华富贵的鄙弃。他反对诗中的“纱帽气”、“馆阁气”，故沈其光说：“读散原诗，使人意洁。”（《瓶粟斋诗话》）他与“诗界革命”倡导者关系密切，可惜其诗论诗作与“诗界革命”无涉，走了学古派的道路。但他不抱宗派门户之见，对“诗界革命”巨子黄遵宪极为推重，称黄“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人境庐诗草题识》）。他学问淹博，才识通敏，所作诗“奥博精深，伟大结实”（杨声昭《读散原诗漫记》）；意境奇创，自成风格。以其力求扫除凡猥，用字恶俗恶熟，诗风不免生涩奥衍，以致张之洞对“作健逢辰领元老”（《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都产生误解，多少减弱了诗歌的感染力。“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景，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陈衍《石遗室诗话》）。从总体看，其诗“初读但惊奥涩，细味乃觉深醇”（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别具风味。在“同光体”诗派中，陈三立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诗人。梁启超有句云：“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广诗中八贤歌》）并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与伦比”（《饮冰室诗话》）。汪辟疆谓“其诗流布最广，工力最深，散原一集，有井水处，多能诵之”；“及流寓金陵，诗名益盛，同辈习闻所说，归礼涪皤，偶事篇章，并邀时誉，而后生末学，远近向风者，更无论矣”（《近代诗人述评》）。梁启超、汪辟疆的赞评虽有过誉之辞，亦可见其影响之大。印度诗人泰戈尔誉三立为“中国诗人代表”，于民国十三年（1924）来华，特往杭州访三立，并与他合影留念。民国二十五年（1936），“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其时派代表二人，一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陈三立年八十四岁，不能远涉重洋，不果行”（郑逸梅《艺林散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