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1875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新化的一个穷苦私塾之家。原名显宿，天华是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取“天地自然，朴实无华”之意。他1898年考入新化实学堂，受新学之风的影响，受益匪浅，“概然欲任天下事”。1903年他公费留学日本，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04年，与黄兴等人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计划发动起义。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首任书记部负责人，《民报》创刊后任撰述员。1905年l2月8日，因愤于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留学生规则”，蹈海殉国，3O岁英年早逝。

作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革命者，陈天华的爱国、革命的姿态屹然显现于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里。可是他从事革命的进程，并不是那样的顺利。1905年1月，他撰写并印刷了《要求救亡之意见书》，希望以和平请愿的方式促使清政府豁然警醒，外拒强敌，内行变法，并且在写“意见书”之前，会见了改良派的梁启超，此后，二人多次通信。这可以说是其改良思想在行动上的最终体现。而这些行动决不是陈天华在一时冲动之下实施的，他头脑中改良的思想经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慢慢酝酿而成。

一

陈天华虽然认识到要反封建反满，但他还是不愿意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对满清政府还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陈天华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从参加拒俄爱国运动开始的，从那时起一直到1905年初发行《救亡意见书》之前，他可以说是以一名激烈的暴力革命者形象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这一段时间，他用犀利的笔锋深刻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鼓舞人们要看清楚严重的民族危机，坚决与“洋人”作战；还不时发出了用暴力推翻腐败政府的呐喊。他的这些言论全都集于他早期的革命檄文里，如《敬告湖南人》、《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但是，这些文章里高亢悲壮的气概虽奏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强音，但同样包含着陈天华个人在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隐约留下的某些改良主义痕迹。例如：他强调在瓜分亡国的威胁面前，新旧两党应该合作，要“除党见，同心同德”，“只要这真守旧、真求新的会合起来，这利益就很大了”；认为，“如今的时候，有什么新旧?新的也要爱国，旧的也要爱国，同是爱国，就没有不同之处。至于应用的方法，总以合时宜为主，万不能执拗，即有不合，彼此都要和平相商，不可挟持私见。”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他强调团结对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抗御外侮，这是应该的。但是，他却过分强调“各除意见”、“和平相商”，从根本上抹煞了革命和保皇两派的原则分歧。在政治上必然产生消极的后果。这是他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斗争中，敌视农民、害怕群众斗争，不愿向农民群众寻找革命力量的情况之下，幻想从反革命阵营中寻求某种支持，无奈向封建势力求援的一种表示。他还奉劝世家贵族，放下架子，降下心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这样，作为他所反对的清政府，却要成为他争取的盟友，无疑是其思想的矛盾所在。说明他与封建势力不能彻底划清界限，同时也表明了其改良的思想是从一开始就在他脑里萌芽了。

及至1905年初的《救亡意见书》和后面的《国民必读》、《致湖南留学生书》，特别是他的《绝命辞》，陈天华改良主义的思想已经彰显无疑了。1905年他在留日学生中发布《救亡意见书》“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归国，向北京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这虽然是其爱国行为的表示，但却显然是一种受改良思想支配的行为，因而也遭到了黄兴、宋教仁等人的严厉批评和强烈反对。同时在《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致湖南留学生书》及《绝命辞》中，陈天华都比较详尽地叙述了“政治革命”论。“政治革命”论是相对于“种族革命”论而言的，是梁启超用以反对革命派“暴力革命”论的法宝，其实也就是“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种种言论已经明显地反映出陈天华所表达的思想与改良派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主张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代之以民主政体，但又主张先行“开明专制”，这就使他与保皇党的某些意见相一致，不能彻底驳倒康梁的谬论。

所以，陈天华虽然是爱国的，认识到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他没认清楚清政府不过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认为“只要清政府改革内政，决意与各国舍死一战，他们是愿意与清政府合作抗敌的的”。可事实上，清政府是一意孤行的，陈天华对清政府的一丝幻想也只能化为泡影。

二

在对帝国主义方面，他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对反帝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其一，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是由于“其国的人数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着某国的人民本领挡他不住的，他就乘机势占了”。还说：“我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很显然，他只看到帝国主义行动的表面，把中国遭受侵略归之于内部原因，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其二，他虽然主张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在方法上却主张“文明排外”。他认为，“文明排外”的办法是，“平日待各国的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他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与他开起战来，他用千万黄金请我，我决不去”，“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其三，他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错误看作是“不分好丑，把各国一齐都得罪了”。为了不使帝国主义援助清政府，竟不惜承认不平等条约并保护外人既得的权利，放弃了原有的反帝立场。所以，基于这些认识，他天真的认为只要不怕流血牺牲，就可以打败帝国主义。因而斗争一旦遇到挫折，就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幻想着通过改革或是改良可以达到救亡的目的。

三

陈天华是一名革命者。作为革命派的一员，他积极履行革命派的职责，包括宣传革命宗旨，驳倒非革命言论，甚至参加武装起义等，曾对革命的前景充满憧憬。而一旦革命的进程遇到挫折，憧憬不再存在，他的革命思想便开始动摇。这些可以归结于他对革命问题的认识存在破绽。再加上一度受改良主义的影响，其改良思想的一度萌发便很自然了。所以，对革命问题认识上的缺陷也成为陈天华改良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因素。

陈天华对革命设计的前途是通过革命暴力推翻清朝政府，然后建立新的政权，实行开明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但是众所周知，革命的进程并非按他所设计的路径进行。首先，1903年4月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同年冬，陈天华从日本回到湖南，与黄兴等人筹建了华兴会，策动长沙起义，可是却不幸夭折；继而“苏报案”发生，清政府再兴大狱。革命的屡遭挫折使陈天华心急如焚，而正在此时，康梁尤其是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理论不能不说对他起了很大作用。“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清议报》停办后又刊行《新民丛报》。报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梁启超作为晚清思想界的巨人，其思想大体上是拥护君主立宪的。所以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当时正在爱国与立宪之间徘徊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影响。陈天华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受到感染。于是在民族危机感与失落感交织的情势下，他一度与梁启超联系密切，曾与梁启超“屡次通信”，甚至有过面晤，梁启超曾在陈天华死后说过：“吾与陈君相识不过一年，晤谈不过两次。”而后便发布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建议。对于革命，按他的设想“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日期必力求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这就是说在避免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力求革命在短期内取得廉价的胜利。基于陈天华对民主革命认识的不彻底，当革命遭受挫折，他一时竟想变易救国途径，这正是他对革命的持久战斗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

四

陈天华对留日学生的失望之情，促成其改良思想的最后形成。陈天华曾在改良与革命两种思想之间徘徊不定。当然，不论他是革命还是改良，他都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爱国；也只有一个目的地，即救国。他曾经为了救国而冥思苦想了许多的方案：首先认识到要反帝，而后认识到一定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能彻底地反帝，最后又把两者相互结合到一起。可是他把完成这些任务的希望都寄托在“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学生的身上。而这些希望一旦遭到毁灭，他的思想也便发生动摇。

从陈天华留学日本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留日学生能够一心一意致力于“毋致中国之亡”的伟大事业。而知识界特别是留学界暴露出来的种种劣迹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曾在《论<湖南官报>之腐败》、《丑哉金帮平》以及《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等文章中专门揭露和抨击了留学界的劣迹，同时也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中等社会”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在他留日后期，留学界一盘散沙的局面日益显露，他的思想便主要为对留日学界的失望所支配了。而“其蹈海之举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留日学界失望乃至绝望的必然结果”。留日学生本是其进行革命的精神支柱，而一旦这个精神支柱幻灭，他便不得不在头脑中思索更加简便的救国途径。于是不需要经过流血战斗的改良的想法油然而生。这些改良的想法以及他对留日学生的不满意都在他的临终遗言《绝命辞》中尽情地诉说了。其中提到的“误解自由”“一哄而起”等都是在讲留日学界的不足，而在他给留日学生提出的建议，诸如，“尽义务守秩序”“刻苦向学”“勿轻于发难”“勿误解自由”等无不说明，陈天华一直到死，他的思想里也没有放弃改良的想法。

综述之，陈天华的一生，是为救国而努力奋斗的一生。在救国的路途中，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不定。他虽然主要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但其内心思想里却埋藏着改良的种子。这种改良的想法不是他一时苦闷而突然显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综合各种因素慢慢酝酿而成。当然，其改良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他思想的主体部分，我们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去看待，去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