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散文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精典之作选本可谓由来已久。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昭明文选》选入先秦至梁朝各种诗文，分三十七类，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宋人选编《文苑英华》，其分类体例与《文选》大致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至明代有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雄霸清朝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主盟们更是为之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乐而忘返。曾国藩此前有方苞于雍正十一年(1773年)替和硕果亲王编定《古文约选》，刊布后便成了当时八旗官学(成均)的教材，乾隆时又下诏全国各学官将此书列为官方的古文教科书，故具有“钦颁”的权威性。后来姚鼐辞官后主讲于梅花、钟山书院四十年间，为向其门生讲授古文义法而编选教材《古文辞类纂》共七百十三篇，分十三类。曾国藩此后有其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选定《续古文类纂》为桐城选文的余波与后绪。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年），但其最初酝酿与构架却是八年前的事情了。其咸丰二年正月初二日记：“是日，思诗既选十八家矣，古文当选百篇，抄置案头，以为揣摩。”范文订定后，曾氏特作古文《经史百家杂钞题语》、《经史百家简编序》两文，对其历时八个春秋的努力，作了提纲挈领式叙写。民国初年，新式学校多采用《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国文教材讲授。1987年，岳麓书社以光绪二年（1876年）传忠书局版《曾正公全集·经史百家杂钞钟》为底本，标点重印，偶有漶慢疑误之处，据《四部备要》刊本，上海会文堂石印本及遍行各篇所出原书订正，计二十六卷，分上下二册印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姚鼐《古文辞类纂》基础上，曾国藩重辟取范门径。扩大文学入选范围。囿于桐城“义法”，姚氏所选，曾仍嫌缺陷。他大胆地将收录范围增扩至经、史、诸子百家之文，辑为《经史百家杂钞》，颇具灼识。有所法而后成，有所变而后大，桐城派文章至曾文正公时，颇能有所变而出于师法之外，大有超越师祖、浸浸乎其上之意。《经史百家杂钞题语》实为曾国藩正式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桐城文派迎来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

一、弘扬桐城师祖，传承更有创新

曾国藩对文学的见解，包含在《曾氏读古文钞》（即后来《经史百家杂钞》）和《曾氏读诗钞》（即后来《十八家诗钞》）。在取法姚鼐《古文辞类纂》这一桐城传统上，曾国藩与文学知交吴敏树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辩。

吴氏在《与筱岑论文派书》直接将矛头锋芒指向《古文辞类纂》：“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如老弟所见，乃大不然。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浅深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吴敏树因反对宗派之说，进而否定姚选《古文辞类纂》，把姚鼐与吕居仁相类比，这种评价是不恰当的。曾国藩奋然而起，打抱不平，特地进行有力反击，著文《覆欧阳小岑》：“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而直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则贬之已甚。姚氏要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其《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有伦，其序跋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他高度评价《古文辞类纂》为“不刊之典”，认为姚氏对文章的渊源流变独具慧眼，把《古文辞类纂》收入刘大櫆文章的原因归咎为“稍涉私好”，表明自己对姚鼐的崇敬之情。

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用批判性眼光对待桐城派大师，认为姚文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曾氏出于桐城派又变革桐城，主张为文“气盛”。王先谦评论说：“曾文正公丞许姬传……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绪，略不相袭。道不可不同，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道同而法不同，曾国藩与桐城派因革损益关系由此可见端倪。

编写范文选本的宗旨上，《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真可谓如出一辙，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经史百家杂钞题语》一语中的：“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一文鲜明地提出选文目的就是要使人“知其所以当”：“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这就道明了作者编选此书的宗旨是要以此作为教授古文法范本，是要古为今用，而并非一味拟古、复古。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明言：“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由此可见，桐城三家古代散文选本都是为后学之士提供一条学文的便利途径，吸取古文精华与营养，以便使桐城文焕发更夺目的光彩。

精选古文的时空领域上，三家选本明显不同，具有由狭到宽，出封闭到开放的走势。方苞《古文约选》无论题材还是范围都较为闭塞：“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姚鼐《古文辞类纂》大有扩大范围的趋势，选取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所选以两汉和唐宋八大家散文为主，有兼容辞赋与散体的倾向，比方苞《古文约选》堂庑扩大，具有集我国古文之大成的特色，因而此书在清代后期一直被许多古文家奉为圭臬。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上迄夏商周三代，下迄清末，收录范畴遍及经、史、子、集四部，鸟瞰视野较姚氏可以说是有质的飞跃式延伸。为此，青年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对姚、曾二家古文选本作了比较研究：“国学者，道统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在此处所讲的桐城派道统，是指方、姚等人主张的“义理”，也就是以孔孟程朱为代表的儒家说；桐城文统指姚氏所主张的“词章”之说，秉乘唐宋八大家韩、欧文笔，下接明朝归有光的笔法。总括起来，即方苞倡导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桐城古文传统。在毛泽东看来，《古文辞类纂》侧重“文统”，而《经史百家杂钞》兼有道统与文统之长。

选本文体采用的构架上，曾国藩有继承更有创新。为此，他在《经史百家杂钞题语》作了画龙点睛式比较：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鼐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九种文体上继承姚氏的衣钵与传统，但在文章体裁上究心钻研，有了自己独到见解。姚鼐认为赠序体文章，最能抒发作者的主观识见与思想感情，古文特别加以青睐，在《古文辞类纂》里收录的赠序文也就特别多。曾国藩恰恰相反，认为文章不当有赠序上一体，故删去不录，在《经史百家杂钞》中找不到此类文章。其实，曾氏自己倒作了不少赠序文，遍观曾国藩文集，像《送郭筠仙南归序》、《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寿序》等竟占了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可知赠序文最终不可除。曾国藩独具匠心，把“叙记”与典志纳入收录范围，并对“颂赞”、“箴铭”、“碑志”根据实际需要而有所更动。

曾氏编选《经史百家杂钞》不仅仅参考《古文辞类纂》，更对选文始祖萧统《文选》高度重视，积极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余观汉人词章……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有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他倾力效法的古文大家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韩愈五位，这比方苞倡导的“文章介韩欧之间”显然有了极大的进步，把桐城派古文仅师法韩、欧，从狭小的胡同里引导进入一条康庄大道上来。小学，即训诂之学，也就是桐城文派力倡的“考据”之学。要学习考据之学，必学《文选》。因为《文选》于此最多，“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是曾国藩对儿子纪泽的殷切希望，也是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他在家书中这样教育后代：“尔于小学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曾氏对《文选》推崇备至，也意味着其古文取法的范围已大大扩展，迥然不同于桐城派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依归的局面。

在刘大櫆神气、章节、字句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独到文学见解：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

姚鼐体悟实践写作，上升到作文的理论高度，使作文各要求兼备，具有全面性；又指明其由粗到精、御其精而忘其粗的过程，具有可操作性，还以韩愈“效法古人”而能够“尽变古人之形貌”与扬雄、柳宗元“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两种范例鲜明对比，使后学者得以从中体会，终生受益。

在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时，曾国藩对文章风格作了精辟描绘，弘扬光大姚鼐阳刚阴柔之说：“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抄选十一类文章亦按此作了归类：论著、词赋、奏议、哀祭、传志、叙记属于阳刚之美，书牍、序跋、典志、杂记属于阴柔之美，还对每类中个别体裁细微差别作了示例，哀祭中郊祭社祖宗的当主阴柔，诏令中的檄文与书牍中的论事当主阳刚；古文大家属阳刚的有庄子、扬雄、韩愈、柳宗元，属阴柔的有司马迁、刘向、欧阳修、曾巩等人。

与《经史百家杂钞》体裁分类不同，曾国藩《古文四象》按风格分四类。吴汝纶《记〈古文四象〉》指出：“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申四而八焉。盖文之一变不可穷也如是。”曾氏把姚鼐阳刚、阴柔二端，分别为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四象，再别之以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属之。而气势有喷薄、跌宕之分，情韵有沉雄、凄恻之分，趣味有诙诡、闲适之分，识度有闳阔、含蓄之分。

曾国藩称得上是一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直至《古文四象》，读者不难发现，他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因此，曾氏古文主张才会显出一种包容，至有“集大成”之说。

二、收录经说骈赋，拓宽桐城堂庑

“义法说”是桐城派高举二百余年的大旗，使天下读书人望旗而走。其中的“义”即桐城文派倡导“义理”，也就是程朱理学，即“文以载道”中的“道”；其中的“法”，即桐城文派倡导的“词章”，具体说是作文之法。方苞《古文约选序例》：“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桐城方祖在此文中首创“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古文约选》的选文标准。在“序例”中明确提出道统与文统一，编“约选”旨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

方苞择选原则直接被曾国藩传承过来，《经史百家杂钞题语》表明作者的见解：“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余钞纂此类，每类必以六以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曾国藩认为学习古文，必须读《四书》、《五经》、《左传》、《昭明文选》，也就是为了捍卫桐城派赖以生存的道统而已。郭嵩焘评论曾氏“国文以证道”是很中肯的。

青年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姚鼐《古文辞类纂》有“畸于文”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盛赞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有尊经重道和总揽《四库全书》精华的优越性。他在1915年《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毛泽东找到选文范本的缘由在于国学博大精深，古籍精典浩如大海，而一个人一生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穷尽的。矛盾的解决就是要读选本。接着他便热情倍增地推崇曾氏文选：“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被，将麾则卒舞。如是是书，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不仅把此书视为学习古文的范本，而且尊奉为通晓国学的桥梁。

曾国藩一方面积极传承方苞可取的文论，另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抛弃在他看来方苞不足的地方，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事物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得以发展的规律。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功颂德隽语，南北史佻语。”这是方苞为追求“雅洁”风格而立下的弃辞赋与骈文等禁忌。为了抬高古文地位，片面追求语言的清澄，“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进而反对将辞赋与骈文语言汇入古文，这种主张使桐城文派的言语局限于狭小的天地里，导致单调、贫乏。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所倡导的比方苞有进步，但仍有美中不足：“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入，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设立“辞赋类”稍稍扩大了桐城派堂庑，但仍然将骈文排斥在选录之外。姚氏较有艺术眼光，不像方苞将古文与辞赋截然对立，但他为桐城派偏见所囿，“屏弃六朝骈俪之习”（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至曾国藩时，力主骈散兼行，又偏爱辞赋，加之小学与古文结合，大大突破了桐城派的樊篱了。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下了这样的断语：“然溯古文所以立名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曾国藩强调“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主张以汉赋之长济桐城古文之短。《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录了六朝的辞赋，而且选用六朝的骈文，其眼界比方苞、姚鼐更为开阔。吴汝纶《与姚仲实》论述道：“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伟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这表明曾氏在古文创作中贯注“气盛”的文章风格，一扫桐城文疲软文风。曾国藩作雄奇之文，学韩以外，还学汉赋笔法，“韩文实与汉赋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他还主张骈散结合，在其一系列墓志铭、碑铭文中，前部用散文体，最末一段大多用骈体写作而成。《经史百家杂钞》间有庾信、潘岳等骈文名家之作。在辞赋与散文两者之间，曾国藩特别偏爱辞赋：“汉魏人作赋，一贵训诂精确，一贵声调铿锵”，“余近年最好扬马班张之赋”，“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适今者，莫如赋。”对辞赋高度赞誉，成为他《经史百家杂钞》择取的对象。因此徐菊人曾经说：“公生平倡仪以汉赋之体入古文。”曾国藩之博大之处，在于他把经学、辞赋、骈文归于古文一体，大大开拓了桐城派的作文途径。

三、添增叙记典志，拓展桐城视野

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王之涣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博学则识广，登高则望远，此必然之理。曾国藩故而一再教导兄弟子侄要勤读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只有多读熟读才能厚其基：“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

为何曾氏情有独钟《经史百家杂钞》，把它作为后辈必读书呢?因为《经史百家杂钞》克服桐城派规模狭小、流于空疏之弊病，在学习古文范围上扩大桐城所守。他在《经史百家杂钞题语》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独创性主张：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姚鼐《古文辞类纂》严格按照方苞“义法”说编选，其中不载史传。曾国藩认为姚选过于狭窄，《经史百家杂钞》可以作为它的补充。他认为文章领域除一般集部之外，还应包括史部，这样大大增加桐城文派取法的范畴。这是曾氏对文学的贡献之一。桐城派谨遵义法之论，片面追求有序之文，动辄求合古文法度，而行文变化又以删繁就简、言明意赅为指归，而浩如烟海的史传文因要记载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难以达到“义法”水准，因而被拒斥在选编的殿堂门外。曾国藩坚持读书欲求广博，方不至于被小道所局限。基于此，他除收录经学与骈赋外，还重视史传文。

曾国藩重视史传文的标志，就是《经史百家杂钞》改动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体例，将其十三类文体合并删削为九类，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增添姚选所没有的“叙记”与“典章”两类文体，共十一类，别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香港人周启赓这样评价：“因重思想，故觉惜抱《古文辞类纂》之所选，仍嫌不足，乃更增经、史诸子百家之文，辑为《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总六百七十篇，二十六卷，别为三门十一类，与姚鼐选大同而小异。”《经史百家杂钞》虽仅为十一类，但比姚选更广，将传状、碑志合为传志，并以颂赞、箴铭附之，把经、史扩展为叙记、典志两类。

如果说曾国藩新增的“叙记”侧重于历史的描绘，重在“史”记，那么他另辟“典章”类，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政事而不在文学，这与姚选目的就存在较大的差别了。《经史百家杂钞》体现曾氏以“经济”入“文学”的主张。他曾经说：“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魏源选编《皇朝经世文编》录文标准是“经世致用”，作为体现曾国藩“义理经济”之学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就显示他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典章，就使桐城文从狭小的“道”与“义”的胡同中走了出来，去表达重大的社会生活题材，使其追求雄奇之文成为一种可能。

从文学角度上看，曾国藩既借鉴汉赋、骈文，又重视史传文；既重小学、训诂，又重章节、神气，并把经学诸子作为古文源泉及效法对象，持论较姚鼐闳通，也合乎实际。十分明显，曾氏意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文统，开拓变革桐城古文的新局面。《经史百家杂钞》选编，为文章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和范本，有利于散文的发展。正因其对文学的贡献与功绩，曾国藩受到后来者的颂扬。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高度赞誉：“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有光）掩方（苞），跨越百代，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受人盛誉，至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稍后的学术大师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中这样描崇曾氏：“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其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謦咳不亲，而涂迹并合。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