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历代贤相名儒都特别重视家庭道德教育，把协调家庭关系、整饬家庭生活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清末一代大儒曾国藩，为训诫兄弟及子女读书做人，立身处世，一生中共修家书千余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思想。

一、勉励子弟自立自强

曾国藩认为，立志是成人成事的根本。他勉励子弟要自立自强，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士人第一要有志，有志则不甘为下流”。在曾国藩看来，士人立志，无外进德修业，立德立言；在进德修业中，尤重立德。他教育子弟要志当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以前贤先圣为榜样，在道德上不断惕励和完善自己，以求达成理想道德人格：“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父母之生，无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忧也。若夫一躬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见，把忧国忧民的思想贯彻到家庭道德教育中，这是曾国藩家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忧国忧民的教育，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社会和学校的责任，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家庭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家庭成员间的道德教育是通过骨肉亲情而互相作用的，其对人的影响具有持久性、连续性、权威性和可亲性特点，因而家庭的道德教育功能具有学校和社会无可比拟的优势。民族英雄岳飞正是在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今，我们要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不应放弃家庭这个阵地，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到家庭教育中去。

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子弟自强自立的精神，还要让子弟树立自我奋斗、自我创业的精神。他认为“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故极力主张通过不积钱财田庐来督促子弟自立自强、自我奋斗、自我创业，“士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待，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他曾郑重向家人言明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立誓不遗田庐于子孙。他说：“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失为一有识之士，他认识到了遗德遗志于子孙比遗财遗业于子孙更为有益。正是在这种自强自立精神的教导下，他的兄弟子女们都能发奋图强，自强不息。曾国藩勉子自立自强的思想在今天其积极意义也是无庸置疑的。当今的一些家长对于子女的成才比较看重，但对于子女的自立自强精神方面的教育则相对不足，这正说明如今我们的家庭教育出现了盲区。扫除这一盲区的途径之一是将自强自立的精神和素质的培养贯彻到现代家庭教育中来，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真正成为有独立意识、自立精神、创业热情的能动个体。

二、教育子弟孝悌仁爱

曾国藩经常教育子弟要仁以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他认为，仁爱之心首先要在家庭中实施，而孝悌则是家庭中仁爱精神的集中体现。因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曾国藩还指出，仁爱之心不能局限于自身，局限于家庭，还应推于他人，推于外，要泛爱众而亲仁。他常常告诫子弟，一方面要在言语上以己之仁教人以仁：“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数语”。另一方面在行动中则要以己之爱施于他人，如“见贫苦者，须加温恤”，捐钱买义田等。在曾氏子弟陆续为官之后，曾国藩又教育子弟们要将仁爱之心推于政，要仁民爱物，勤政廉政。他认为：“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有“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渴，一夫不获，引为余辜”之心，因而要把“明德、新民、止至善”皆看成是“我份内事”。此外还需有墨子摩顶放踵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勤政精神，为百姓着想，清理词讼，勤办公务，惠民利民；要为政清廉，不妄取分毫，不盘剥百姓，不巧取豪夺，从而使民无怨。他明示子弟：“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者，则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进行仁爱精神教育，使大多数人的朴素仁爱美德升华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意识。如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睦相处，并能将爱推于他人，推于社会，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人与人之间则会少一份敌意和怀疑，多一份善意和理解，这无疑能减少社会生活中许多不必要的磨擦和冲突，使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变得和谐美好，从而为“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而奠定基础。此外，曾国藩所强调的为官品德尽管由于其时代特点而具有阶级倾向性，但其中关于仁民爱物、勤政廉政、惠民利民等思想仍是今天的为政者应引以为范的道德准则。

三、劝诫子弟勤劳节俭

曾国藩曾谆谆告诫子弟要勤劳节俭。在曾国藩看来，勤劳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是兴家的根本，而且是一种道德精神——于任何事情上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他说：“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故为培养出一种勤奋的学风和勤劳的家风，他曾给家人立下规矩：家中男丁，要闻鸡起舞，操习技术，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长知识；家中妇人，则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纺绩烹饪，日日不惰。在强调子弟须勤劳奋发的同时，曾国藩还指出节俭之德的重要。因为勤劳与节俭是紧密相连的，勤则有所创造，俭则有所节制；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在曾国藩看来，要养成俭德，就必须反对奢侈，俭则寡欲，可以直道而行；侈则多欲，贪慕富贵，枉道速祸；侈则居官必贪，居乡必盗；侈则子孙易长逸惰之气，不思进取，不图自强。故曾国藩再三告诫儿子：“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

曾国藩关于勤劳节俭的思想，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要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就有赖于全国上下勤劳奋发，艰苦奋斗。有勤，则虽居人后终将后人；学人有勤，则中国在末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公仆有勤，则能使政令畅通，政通人和；劳动者有勤，则令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水平日益提高。那么，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珍惜财物，节约用度的俭德，仍应大力倡导。尽管商品经济社会肯定人们正当消费的合理性，并且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以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因而并不要求人们一味地节衣缩食，但这绝不意味着鼓励放纵物欲。因为世界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任何物质财富也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纵欲恣行，暴殄天物，既是对宝贵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人类劳动的践踏，更是一种“道德犯罪”。从现实角度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从整体上讲，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综合国力还不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艰苦奋斗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若是不顾中国国情、民情而大肆超前消费，讲排场，摆阔气，比富斗奢，甚至公款挥霍，必然给社会生产的发展，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给党群关系、政群关系的沟通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反对享乐主义，倡导勤俭美德，仍应成为当今道德导向和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

四、训导子弟谦虚谨慎

在曾国藩看来，谦虚谨慎是立身处世的根本。谦虚首要的表现则是为学要谦。他指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无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用也”，由于这种现象在当时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因而曾国藩唯恐子孙沾染此种恶习，一再告诫子弟，为学之道，在于力除傲气，力戒自满，勿为人所冷笑，方能有所进步。

谦字第二要义，在曾国藩看来，则是与人交接时要为人谦逊，对人恭敬。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各有短长。人若胜我，则见贤思齐；人不若我，则见不贤而内自省矣，切不可洋洋自得，趾高气扬。“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不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他谆谆告诫子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曾国藩认为真正的有识之士，纵有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诫教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己甚。所以，即使是在曾氏兄弟为挽晚清王朝而立下汗马功劳后，曾国藩也时时警钟长鸣，教育兄弟们不自是，不势傲，要从风平浪静处安身，勿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扬个性，崇尚自我的社会，但曾国藩所言为学之谦仍不能少。尽管在探索未知的世界时，需要有蔑视权威，崇尚理性的批判精神，但同时也要有人们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谦逊品格。缺乏批判精神不可能有知识创新，而失去谦虚的品格，同样也不能成就学问。因为满则溢，再也装不进新的东西；虚则生明，谦虚才能不断充实自己，促进自己的完善。所以，自知“无知”才会探索未知，自知“无知”才能得到真知。那么，在高扬个性，崇尚自我的现代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文质彬彬，是否会显得与潮流不符呢?非也!应当承认，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高扬个性，崇尚自我，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竞争性品德是不可或缺的，但与人为善，为人谦逊，宽容、敬恕的和谐性品格也是决不可少。缺了前者，社会将失去动力和活力；没了后者，社会将失去温情和润滑。实质上，和谐性品德和竞争性品德也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旅程中，一定不能重复西方社会所犯过的错误，我们要使和谐性品德与竞争性品德有机结合起来，以和的生成性来补益争的损耗性，以和的规范性来调节争的失序性，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五、独特的道德教育方法

为使家庭道德教育落到实处，曾国藩还曾总结出一套独特的道德教育方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1、言传身教法

曾国藩认识到，作为教育者一方的长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形无形地熏陶着受教育者，假若教育者本身不正、品德有亏，就会使他的言传的正面影响力大打折扣，甚至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乃至整个道德教育规范体系产生怀疑和动摇。故此，曾国藩在以家书的形式或明责，或婉劝教育子弟的同时，总不忘自身的道德完善，要求子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出垂范。如他要求子弟勤劳节俭，自己则终生以此自检。曾国藩尽管一生经历了大富大贵，但他却谨守勤俭家风，淡泊以明志，不以奢靡为荣，独以俭素为美。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日常政务，都是力戒奢华，力求俭朴，连缔结儿女婚姻也力拒浮华世家，唯恐沾染奢靡之气。正是这种言传与身教有机结合的方法，使曾国藩的家庭道德教育落到了实处。长子曾纪泽在出任常驻英法大臣时，曾为使馆亲书对联一幅：“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曾纪泽这种谦虚谨慎，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人所敬重。这也是曾国藩道德教育卓有成效的一个明证。

2、严爱殷责法

在曾国藩看来，要使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落到实处，还必须要使慈爱性与威严性，严肃性与民主性有机结合起来，有爱无教或严而失爱，均会造成不良效果。由于家庭伦理道德关系性质的特殊性，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使教育者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充满着深切的关爱和呵护之情，但这种爱心若不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则会有失偏颇。善于德教的人，应该能寓教于爱，严格要求，在关系到道德品质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姑息迁就，妥协纵容。曾国藩在对兄弟进行道德劝诫时就表明了这种态度：“至于兄弟之际，吾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也。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认为，严教是爱，偏宠是害，因而“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但严教也必须有一个度，不能因严而失爱。如果在教育过程中因一味强调威严性而使道德教育变得简单生硬粗暴，则受教育者会因教育双方缺乏情感交流而难以明理体爱，甚至会对道德教育产生一种消极的恐惧心理。因而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做到以情动人，以理喻人，情理交融，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因人施教法

曾国藩在进行道德教育时，除提出一些人人都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外，还根据家中各人的性格和品质的不同，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道德要求，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曾氏五兄弟中，四弟澄候和九弟沅浦最为勤劳，也最为浮燥狂狷。曾国藩对于他们的优点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并谆谆教导：“天地间惟有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因而要求兄弟一定要戒除骄气，痛改好议人之短，好发人覆之习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对于为人谦卑的季弟，曾国藩则在肯定“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的同时，指出：“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要自信自强，勇于进取。并教导季弟：“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他认为，兄弟们要各自克服自己的不足，就要正确处理好刚与柔、谦与进的关系：“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骄，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曾国藩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由于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因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总而言之，曾国藩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和方法，由于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免带有一些封建糟粕，但从总体上讲，它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士宦家庭家训家教的典范，其中一些闪光的有价值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有启示意义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为形成和建立良好的家庭道德关系，为培养一种和谐、文明、健康向上的家风，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精华予以批判继承，并使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