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鸣惊人

近年来，117万字的长篇小说《曾国藩》悄悄进入了我国千家万户。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士，几乎都向自己的亲友们推荐：“《曾国藩》值得一读。”据国内外报刊报道：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视察长沙时，湖南省委书记也向他赠书、推荐《曾国藩》；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的书店里，《曾国藩》一书被来自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学员抢购一空；中共中央某部一次购买了300套《曾国藩》，分发给参加部办“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学员，作为辅导材料。这部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历史小说，在海内外的发行总数已达40万部。台湾当局也史无先例地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通读《曾国藩》。有人认为它是“半世纪来一部难得不带阶级偏见、基本忠于史实、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真正的历史小说。”香港一家公司决定投资二千万元，将《曾国藩》拍摄成40集电视连续剧。作者唐浩明应邀来北京商谈电视剧拍摄计划期间，被几位老乡请去“湖南大酒楼”聚餐。没想到，这家大酒楼的女老板竟也正在读《曾国藩》，听说书的作者来她的大酒楼吃饭，高兴得连声说：“这是我们酒楼的光荣”。她特地设计制作了一个锦鸡拼盘，用红西红柿条在拼盘上拼写了一句贺词：“《曾国藩》一鸣惊人”，并亲自端着拼盘送到作者席前，表示她的敬意。

“一代伟人”和“千古罪人”

几十年来，国内人民只从教科书或权威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得知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查阅过、研究过、怀疑过前人或今人所加于曾国藩的历史罪名是否公正、准确。更很少有人敢去思索这个“历史罪人”是否也作过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好事。从这部历史小说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有理性也有感情、有私心也有公德、有原则也有妥协、有理想也很现实的有血有肉、既非圣人也非凡人的曾国藩跃然纸上。

他从湖南湘乡县边远山村荷叶塘的一个耕读之家走出来，三次进京会试，两次失败，28岁中进士、点翰林，踏上仕途，十年七迁，37岁便成为二品内阁大臣。他读圣贤之书、讲经世之学，崇尚孔孟之道，慎独养心，严于责己，志在行仁义于天下。他通过家书谆谆教导子弟要慎独、习劳、勤俭、笃敬、仁民、爱物，保持农家谆朴家风。他在回原籍奔母丧、丁忧期间，奉命出山，以文弱书生统帅湘军十万，追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两次因战事失败而愧疚投江自尽被救。他网罗各方人才，引进西方技术，在安庆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生产子弹火药的军工厂；又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机器制造工厂（即今江南造船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经过武装湘军，十年苦战，终于攻下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建都称帝的“天京”（即今南京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以文官而建军功、获殊荣，升官进爵，封侯拜相，位极人臣，却仍不忘初衷，始终坚持廉政洁身。他经手饷银千千万，分毫不沾。他自杀（未遂）前写给父亲的遗书中特别请父亲放心：他留下给父亲养老、给儿子娶亲的800两银子，全部是他积攒的俸银，无一两贪污公款。他一生生活俭朴，节衣缩食，粗茶淡饭，封侯拜相之后，他的床上仍是那打着补丁的农村机织布蚊帐、被褥；一日三餐（即使是留客吃饭）仍然是几碟普通小菜，要喝酒还得临时上街去零沽。他恨洋人，却看重洋人的技术，决心“师西夷富强之术”以自强；如大力倡导西学，除办工厂、建翻译馆、大量翻译印发西方技术书籍之外，还第一个提出并派遣少年幼童留学生赴美国学先进科技知识，被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业”。

62岁那年，曾国藩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病逝于总督府。他带着他的殊荣、也带着他的许多遗憾被送回湖南安葬。无论生前死后，世人评价：誉之者褒为“一代伟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

作者身世之谜

读完《曾国藩》三卷的最后一页，我掩卷而不愿释手。是谁有幸掌握如此丰富的史料？是谁有如此高妙的驾驭文字史料的才能？是谁有如此胆识直闯禁区？

笔者认为：能写出《曾国藩》这样一部兼有历史知识、社会知识、文学知识，又有独到见解和较高思想境界，而且笔墨厚重的传记文学者，定非一般作家。因此我很想认识这位作者，了解他的创作过程。趁唐浩明来京商谈拍摄电视连续剧事宜的机会，我在他下榻的饭店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采访。

唐浩明是湖南衡阳人，已过不惑之年，中等身材，精干、开朗。他的名片上印有两个名字：“邓云生、唐浩明”。前者是他上学以来个人历史档案中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后者则是《曾国藩》出版后才为人知的他的原名。两个名字概括了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作者不同一般的身世。

1949年5月，蒋介石秘书唐振楚和妻子匆匆追随蒋氏撤退去台湾时，来不及将他们临时寄养在衡阳乡下家中的3个小儿女带走，从此骨肉离散。当时孩子们都很小，伯父便担负起7岁男孩和5岁女孩的抚养责任，而将刚刚两岁半、还嗷嗷待哺的最小男孩唐浩明送给了衡阳城里一个无子女的理发师抚养，改名邓云生。从此，唐浩明作为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避免了“黑五类”子女的恶运，一帆风顺地读完小学、中学、还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毕业后成为水利技术员。但他从小喜欢文学，一直梦想当作家。1979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便又考取了华中师大古典文学研究生，3年后毕业，分配到长沙为整理古籍而成立的岳麓书社，负责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

1978年，组织上忽然找唐浩明谈话，正式通知他：“你的亲生父母还健在台湾。父亲唐振楚现在是蒋经国的内阁成员。”这使唐浩明大吃一惊。一个理发师的儿子，怎么一下变成了国民党“高干子弟”？他谨慎地没有流露自己复杂的感情，一如既往地瞻养孝敬自己的养父母，仍然继续努力实现自己对学业和事业的追求。后来他进一步了解到他的生父唐振楚的情况：他是湖南衡阳县一农家子弟，从小苦读求学，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以德才兼备而受到蒋介石器重，步步高升，当过县长、蒋介石的秘书、总统府第一局局长兼典玺官（掌管国玺）、总统府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1978年进入蒋经国的内阁，任考选部长。退休后，仍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唐振楚夫妇在台湾无比思念留在大陆的子女，经过多年来的多方努力，终于打听到了三个子女的情况：除女儿幼年病逝外，两个儿子在不同生活环境中健康成长，而且成家立业，学有所成。特别是1979年中国新闻社播发了“国民党阁员唐振楚的两位公子唐翼明、唐浩明双双被录取武汉大学和华中师大研究生”的消息，更令他们感到欣慰。唐浩明在1985年被批准去香港与离散36年的母亲和父亲先后见面。19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邀请唐浩明去台讲学，与父母兄妹在台团聚。

圆了多年作家梦

唐浩明认为：创作是神圣的职业，必须具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思想文化修养，才能诞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是会编故事、能写文章、会神侃的人就可以当作家的。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作家梦进行思想文化修养的准备。3年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要求自己把握住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专业到理论都打下扎实的基础。后来唐浩明作为《曾国藩全集》的负责编辑，花费了十年功夫埋头于那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耐心地啃读着那些远离现实、枯燥乏味的文稿史料，包括曾国藩的日记、家书、公文、奏折和诗文等，成为掌握曾国藩第一手原始资料最丰富最全面的学者。他发现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在这种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他萌生了要用小说形式客观介绍这位一代历史名臣不平凡一生的创作冲动。他认为，如果只是根据真实史料编写一部介绍曾国藩生平功过、得失的人物评传，虽然比较省力，但其人物和历史背景都是平面的，没有生命，必然平淡无奇，缺少感染力和震撼力。因此他决定采用文学手段，尝试以真实史料记载为框架，通过某些情节、细节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升华，使其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趋于立体化。经过5年的努力，这部从崭新角度描写曾国藩宦海生涯，受到海峡两岸政界、学界推重和好评的历史小说诞生了。

着眼于历史的广角度

在《曾国藩》这部历史小说中，唐浩明以历史的广角镜来代替狭隘的阶级偏见，对曾国藩进行客观、公正的深刻描述，既写了他作为湘军统帅为镇压农民起义不惜滥杀无辜、为正军纪而蓄意借头祭刀，为避嫌疑而无辜屠杀降将的残酷和狠毒；也写了他作为治国贤臣的励精图治、廉正洁身、知人善用和远见卓识，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和魄力，更显示了一个正直作家的理性、良知、是非观和责任感。

唐浩明曾经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一篇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些理论刊物上，引起文史界的震动。其《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辩》一文指出：“汉奸、卖国贼必是投降外族和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而从唐代就列入了中国版图的满族，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过去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而偏狭地认为凡是为满清王朝出谋献策、奔走效力者都属汉奸之列的论调，显然是幼稚、片面、偏激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如同历史上岳飞镇压扬么起义、卢象升镇压李自成起义一样，只能从他们朝廷命官的职责和他们忠君敬上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去找原因。说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刽子手则可，说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汉奸卖国贼则不可”。

历史小说《曾国藩》使读者了解了一个历史人物，也了解了一段历史。有读者认为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是“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省”；也有读者认为：《曾国藩》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文学敢于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