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史学界关于陈天华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肖万源所著《陈天华思想研究》，陈旭麓所著《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罗宗涛所著《作狮子吼：陈天华传》。张显菊所著《论陈天华的教育思想》等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陈天华的反帝反封主张，无神论观点，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而很少有人将他置于湖湘特有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研究，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

湖南在古代默默无闻，无足轻重。到了近代以后，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人才辈出，共出现了五个人才群体，陈天华属第四个人才群体。陈天华系新化人，其短暂的一生与湖南有着不解之缘，他幼时生活贫苦，15岁时才在族人的支助下进入新化实学堂读书，28岁东渡日本，1905年投海自杀时年仅30岁。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南度过的，深受湖湘传统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上朔到屈原，贾谊。钱基博就认为，“就湖南学者而论：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人焉；其一楚之屈原……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咏叹变四言，铿锵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辞赋。”（钱基博.《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国师季刊民国28年创刊纪念号，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王原一更认为屈原“买开楚南风气之祖。”“……王流屈原，屈乃作离骚，不忍以清白之身，久居浊世，遂投汨罗而死，汨罗今湘阴境，骚为诗之变体，开后来辞赋之祖。挟瑰伟奇肆之词，而出以清旷绵邈之音，反复回旋，于存君兴国三致其意，恻痛惨恒，怨诽而能持正，其盅愤之情绪，与矢死之气节，实开楚南风气之祖。”（王原一.《湖南人的山性》，湖南国民日报，1935）两宋时期胡安国，胡宏父子把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向外传播，而至于王船山，古代湖湘文化完全形成。魏源之后，已属于近代湖湘文化的范畴。

综观湖湘文化脉络，爱国主义精神绵延传承、历久革新。屈原、贾谊遭谗被逐，仍忧国忧民。屈原不忍失国之痛，自沉汨罗，其忠义爱国之举让人悄然泪下。胡安国著《春秋传》，用儒家的“华夷之辨”理论坚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张栻上书皇帝呼吁抗金斗争“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并随其父张浚挥师出征。王夫之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钱基博赞道：“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探极论，千变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末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民立极。”（《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其坚贞的民族气节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时至近代，列强环逼，国势衰微，更激发了湘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敢为民生而哀，敢为国难而斗。魏源为救国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年近七旬，抬棺伐敌，收复新疆；谭嗣同在维新变法中自请流血牺牲；黄兴戎马一生，出入枪林弹雨，从未顾及个人安危；蔡松坡抱病前往云南发动护国战争，为四万万人格争权。为此，刘修如由衷地赞道：“每遇国家危难或有重大变革，湖南人往往挺身崛起，率先昌志，见危授命，功成不居，范文正公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湖南人有之，世人常称湖南人为骡子，此即为湖南精神”。（刘修如.《湖南精神》）生长在这片“屈贾伤心地”的陈天华深受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身上有着浓郁而悲壮的爱国情节。

二

陈天华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强烈的救国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警世钟》这本小册子里，他指出：“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他认为中国人最可耻的“是不晓得国家与身家有密切的关系，以为国是国，我是我。国家有难与我何干?只要我的身家可保，管什么国家好不好?身家都在国家之内，国家不保，身家怎么能保呢?”国家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和保护。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其国人必将受辱!对此，陈天华深有感触。他举例说：“上海的西洋人有一个花园，上贴一张字：‘只有狗与支那人不准进入!’……有一个地方，号做檀香山，有中国万多人的街。病死一个妇人，也是常事。那洋人说是疫死的，怕传染他们外国人，就放火把这街全烧了。”陈天华认为是清朝的专制统治使中国由“天朝大国”降到“第四等国的地位”因此他主张推翻清朝，实行共和。为了宣传共和的主张，他激烈批判了“朕即国家”和“忠君”的邪说，指出不能把国家说成是“一人”或“一姓”的。国家是四万万人的“公共团体”；皇帝不能替百姓办事，百姓可以撤换他。他说“中国自古以来，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不知“君若不好，百姓尽可以另立一个。”可恨的是“古来的陋儒，不说忠国，只是忠君，那做皇帝的，也就把国度据为他一人的私产，逼那人民忠他一人”，这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一件大大的不好处。”强烈的爱国使命感和责任感心，促使他向人民宣传民主共和的思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是把抵制外国同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陈天华深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主张“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他批评“有人口口说打洋人，却不讲洋人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经事到临危，空拳也要打他几下，平时却不可预存这个心。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鸟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他盛赞洋人最大的长处是“人人有学问”、“有公德”、“知爱国”、“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认为国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提出学习外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开学堂；二是派留学生。

他建议要办好学堂须学习外国先进的教育内容及方法，彻底改变学非所用的状况。他抨击封建教育制度说：“中国以前做八股，现在做策论，丝毫没有一点实用。”封建教育制度只能培养一些无用之才。“你看中国的人，有本领有知识的有几个”?就是号称读书的人，“除了‘且夫’，‘若曰’几个字之外，还晓得什么?”造成一种除“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的可悲局面。除开学堂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应该派遣留学生。陈天华很看重留学生，认为“留学生身居异国，受外界刺激多，感慨颇深，如果不是凉血动物，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而内地学生则见闻较少。因此“不如留学生之感觉灵而发达早也。”派遣留学生是向西学学习的最直接的方式。大批学生走出国门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或成为学者，或成为革命家。陈天华本人便是其中的姣姣者，或许是因自己求学经历而发上述感慨吧!

三是有尚武之志，卓励敢死。陈天华乃热情奔放，慷慨悲歌之士，在他身上有着湖南人尚武，卓励敢死的血质。小时，在第一次作文时他即表示要“大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后来他说：“中国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决无希望。”为此，他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回国策动反清起义。在《警世钟》中写到：“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他鼓励青年说：“世间万事，惟有从军最好，我劝有血性的男儿不可错过这时代。”在《猛回头》中，为革命排满，他提出“十要”主张，其中就有要“重武备，能战能守。”

湖南曾是“四塞之地”，民性多流于倔犟，卓励敢死。粟戡时说：“湘人性素好动，尤饶侠气，平时毫无异人之处，一遇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权出版社，1981）这在陈天华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05年，他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在《绝命词》中，他说明自杀原因是对“放纵卑劣”一语“心痛比言，欲我国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使诸君有所警动。”说明自戕意在警醒国人不忘爱国革命。此举乃有屈子之遗风。

他的死使《民报》丧失了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在当时青年中也激起子不小波澜。如安徽起义献身的陈伯平，作诗痛悼陈天华，把他比作赴国难而死的屈原和田横，深深“太息萧萧大森水，”埋葬了一代英才。后来，湘人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均为表示抗议和警醒国人而效法陈天华蹈海投江身亡。卓历敢死的行为背后似乎也隐藏着他们性格中原有的脆弱不耐磨的弱点。但他们的爱国之心，悲壮情怀却可与日月同辉，值得后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