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民众为什么要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被视为“此案关键所在”的迷拐幼童一节，究竟是无根之谣，还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这本是多年来早已弄清的问题，且为后来发现的资料所证实。笔者在撰写《曾国藩传》一书时，有关津案经过即据此草就。唯碍于题例，于原始资料未曾大段征引，且当时亦未感到有此必要。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此事提出不同看法，尤其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专辟《名毁津门》一章，造作大量情节，对此案作出新的解释。这不仅涉及天津民众的百年沉冤能否得以昭雪，更关乎一个穷困落后的国家，是否也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因而，有必要对津案关涉的历史事实，尤其迷拐幼童一节详加考证，专文辨析。文中如有与事实不符、论事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有涉无涉的学术界朋友，提出批评指正。
（一）
同治九年五月端午前后，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收养的中国幼孩突然大批死亡，先后达数十人，葬于河东荒野。其中有一棺二、三尸者，有尸身无目、胸腹洞开、失去脏器者。因乘夜掩埋，草率行事，尸体暴露，鹰啄狗刨，惨不忍睹。“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五月初八日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读，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当时民情汹汹，既疑法国教堂虐杀儿童，复疑迷拐幼童之事与其有关。天津道府官员迫于民众压力，只好将另外二名拐犯张拴、郭拐迅速审结正法，并宣称崇厚要去之人并非拐犯，以解众疑。“自此人心稍安，浮议渐息，而百姓仍疑拐犯系天主堂指使，县官不敢深究，且以河东前葬幼孩多棺，终觉怀疑莫释。”
五月“二十日复有乡民获送拐犯武兰珍一名，讯系用药迷拐桃花口人李所被获属实，未加刑讯，到堂即供。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人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并供称：“王三系天津口音，脸上有白麻。有天津人开药店教民王三，且面上果有白麻。则迷药之得自王三，似非虚捏。”“此供于被获之时伊已据实告知乡民，是以甫经送案，而城乡四境早已哄传天主堂真有用药迷人之事。”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感到左右为难：事涉教堂，势难穷追到底;而消息走漏，民情汹汹，又势难置之不问。于是，拿着供单去见知府张光藻，请示办理之法。张以为事关教堂，如何办理应由崇厚决定。崇厚亦以为社会压力太大，势难不为查办，遂令天津道周家勋往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请其将教民王三送案质对。该领事许为查问有无此人。
不料丰大业中途变卦。次晨崇厚令刘杰前往询问时，被丰大业呵斥而回。崇厚只得亲自往见丰大业。丰大业初推不管，继乃令天主堂主持人谢福音查问。谢福音将王三密匿堂内，诡称堂中并无此人。崇厚等无奈，只好放下王三不管，仅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巳刻由天津道员周家勋率同府、县官员，带犯赴教堂指认门径。结果，堂内并无栅栏、天棚，与供情不符。天津地方官感到此案已无法再查下去，遂带犯赴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天津地方官员离开之后，仍有不少人在天主堂门外围观，见教民出入，齐声喝好讥诮。堂内杂役出扭一人发辫殴打。于是，双方发生争斗。法国天主堂离三口通商衙门甚近。谢福音派人告知崇厚，崇厚当即令两巡捕前去弹压。巡捕到后，众人均已敛手。这时，忽有堂内人出来，呵斥巡捕“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用拿他？”丰大业闻声而出，持鞭将巡捕乱打，口称“尔宫保教尔领许多兵来此搅我，我定不依”等语。两巡捕跑回告知崇厚，崇厚复令一弁前往。丰大业带跟丁西蒙“各执利刃洋枪”，揪住去弁发辫，一同去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即放一枪。崇厚逃向内室，丰大业即将屋内器具砸毁。经众巡捕将丰大业劝住，崇厚复出相见。丰大业又放一枪，大肆咆哮，口称“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等语。崇厚向其周旋，他竟不理，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其时，纷传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前与法国人开仗，各水会鸣锣聚众，前往救援。人们满面怒容，手执刀枪，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而各处仍在鸣锣，水会会众塞满街巷，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向这里涌来。崇厚怕乱中出事，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丰大业更怒，口称：“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遂复走出。崇厚只好派两弁护送其回天主堂。两旁民众执刀怒视，犹未动手，且纷纷后移，给丰大业让出通道，令其通行。丰大业行至浮桥，与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刘杰劝其暂回三口通商衙门。丰大业突然向刘杰开枪，打伤跟丁高升。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打死，随即奔往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死外国人20名，烧毁房屋数处，从天主堂救出中国人10名，从仁慈堂救出中国人150名，在天主堂内搜获拐匪教民王三，在教堂门前抓获拐犯教民安三。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此事发生后，西方列强列舰天津海口，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清政府极为紧张，一面通令各地督抚弹压民众，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一面命正在病假中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刻销假，赶赴天津查办此案。曾国藩亦极为紧张，害怕自己成为叶名琛第二，而职任所在，无法推诿，只好写下遗嘱，带病应命，一面奏报启程日期，一面派人赴津，令地方官详禀事件经过及处理意见。很快，曾国藩收到天津道周家勋密函一件，天津知府张光藻密禀一件。此后，曾国藩还就天津教案写了密片两件，一件上呈清廷（收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一片留下未发。这四个密件，曾国藩一直妥为保存，后来辗转流落台北，1965年由学生书局夹在《湘乡曾氏文献》中影印出版，使人们从而得知天津教案的真象与曾国藩的真实看法。可惜此书印数有限，发行不广，知者甚少。
（二）
天津教案为什么突然爆发？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从根本原因上讲，是由于法国侵略者胡作非为、蛮横霸道，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以及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忍辱退让所致。
帝国主义各国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大力扶持教会，妄图依靠教会的奴化宣传，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民。教会为了扩充实力，滥收教徒，大批流氓无赖、恶霸罪犯加入教会，依仗教会势力拒交钱粮、逃避徭役，其至作奸犯科，为恶一方。由于中国人一入教会，便受到教会的包庇，虽为非作歹，而中国官员不敢过问，实际上也享受洋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等特权。平民百姓不堪忍受教会的欺压，常常起而抗争，故民教争斗案件时常发生。“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著名的“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不过，曾国藩在这段话中隐瞒了一个重要情节，即清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遇有民教争斗”为什么会“平民恒屈，教民恒胜”？那就是清政府害怕洋人，各级官员不敢秉公断案，往往畏势枉法，曲从洋人之请，包庇教民，压抑平民。
天津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中法官员之间的冲突。当时，教堂杂役人员出殴围观民众，引起双方争斗，至多不过是投掷瓦块，拉扯撕打，经三口通商衙门来人劝解，围观民众散去，纠纷已经解决，若非堂内杂役人员喝令来弁抓捕围观民众，以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三口通商衙门乃当时中国的外交机构，其派出官弁无论职位高低，在外国人面前都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天主堂杂役不过是洋人的奴才，竟喝令中国官弁逮捕并未触犯刑律的中国平民，这在过去可能都是寻常之事，而这一次或者慑于民众压力，或者受到民众斗争的鼓舞，中国官弁拒绝执行洋奴的命令，以致引起双方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如果是个正常的外交官，斥退杂役，制止其狂妄无理行为，冲突立刻就会平息下来。叵奈这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视中国人民如草芥，视中国官员如奴婢，认为中国人在他的淫威之下只能逆来顺受，见有人竟敢违背他的意志，对民教冲突中的中国民众不肯依例残酷镇压，便立刻暴跳如雷，不仅当场鞭打来弁，还拖着其发辫，冲向三口通商衙门，找崇厚算帐。正是由于丰大业鞭打官弁、脚踹仪门、打砸商署，并一再向崇厚开枪，方才引起中法开仗的误传，致使天津民众鸣锣聚众，前往三口通商衙门帮打。不过，形势虽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天津民众仍是含怒未发，静观事态发展。当丰大业从商署冲出时，尚肯迅速后退，闪出一条通道，让这位瘟神穿行离去。倘若不是丰大业第三次向中国官员开枪，事件仍可避免。天津知县刘杰，本是闻讯赶往通商衙门弹压民众的，劝丰大业回商署暂避，实是为其安全着想，也是尽一个地方官的应尽之责。不料丰大业兽性大发，突然向刘杰开枪，打伤跟丁高升。这样，长期郁积在天津民众胸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天津教案随即爆发。由此可见，所谓天津教案，实是一场天津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斗争。尽管它存在种种缺点，犯有不少错误，但都不能改变其正义的、爱国的、自卫的性质。引发天津教案的主要原因是迷拐幼童问题。说明这一问题的主要事实有以下几点：一、同治九年春天，天津法国教会仁慈堂收养的中国幼童，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人们怀疑教会虐杀中国儿童。二、天津附近州县，尤其静海一带时常丢失幼儿。三、人们抓获拐犯三名送天津县，其中一名系教堂中人，被崇厚要走，人们怀疑拐犯与教堂有关。四、拐犯武兰珍在迷拐幼孩时被当场抓获，供称迷药由教民王三供给，所拐幼孩亦卖给教堂。前此曾迷拐一人，卖给教堂，得洋银五元。此事传开，群情激愤，皆认为教堂主使教民迷拐人口。地方官迫于民众压力，不得不查办武兰珍一案，带犯到教堂核供。由此引起天津官员与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冲突。五、事件发生后，又出现新的情况，找到新的证据。天津知府张光藻禀称：“天主堂救出幼孩十人”，“其中有供系迷拐来者”。“仁慈堂救出大小男女一百五十名，卑府逐一讯问，有数十人不知姓名里居，并不知从何而来，想系被拐卖于教堂中者”。六、“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另有“被拐者二人”，刘金玉“称二月被拐入堂”，“刘长清坚供是李迷拐”。他所说的“李”，即拐犯“李兆恒，宁晋[津]人，烧教堂之次日”，被人“拿住送县”。七、烧毁教堂之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认对质，确是其人”。“供明伊系天津人，剃头为业，兄开药铺，祖辈即奉天主教。伊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过洋银五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王三“又曾给安三迷药，令其迷人”。八、“安三籍隶永清，亦系教民，二十三日在大关桥上拐厨夫之子，欲带赴教堂”，“被乡民拿获送县，业经天津县提同对质，供明在卷。”后经天津道、府官员“在县署提讯王三，亦据供认不讳”。这说明群众冲入教堂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搜寻王三，救出被拐卖入堂的中国幼孩，其后人多混杂，局面失控，发生烧杀之事。从以上八条主要事实看，迷药来源虽尚难确认，而拐犯迷拐人口卖于教堂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据凿凿，记录在案。其中教民王三授药于人，令人迷拐人口卖于教堂，自己从中谋利，亦系事实。教堂收买拐犯送来的幼孩竟达数十人之多，实际上已经成为拐犯的主使人和后台。正是在教会的支持、包庇下，拐犯才不怕官府与民众，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四出迷拐人口。“从前迷拐幼孩，近日则兼迷男子。”天津民众忍无可忍，方才起而斗争，自己动手捉拿拐犯送县，迫使地方官讯办。所以，天津知府张光藻认为：“王三、安三皆天主教民，而皆用药迷人。虽所迷之人或卖于教堂，或转卖他处，未必果真杀害，而津民之因迷拐而毁其教堂，实教民王三、安三有以致之，并非尽凭谣言。”不过他与曾国藩一样，回避了因查办迷拐一案导致中法官员间的直接冲突一事;而正是这一冲突，引爆了这场教案。
对于上述情况，法国领事丰大业，尤其传教士谢福音不可能全不知情。丰大业出尔反尔，谢福音将教民王三匿于教堂之中，恐怕都是为了掩盖他们主使教民迷拐人口的罪行。大约开始时丰大业对迷拐幼童原委尚知之不详，故痛快地“许为查考”。及至从谢福音处了解到事情真相，遂改变主意，阻挠搪塞，匿犯不交。其后丰大业所以对刘杰开枪，罗淑亚所以指名要天津府县“抵命”，也主要由于他们在民众压力下，对迷拐幼童一案查得比较认真，虽不敢对教会的犯罪活动穷追到底，却揪住王三、安三、武兰珍不放，一旦这几个拐犯受到严惩，教会的罪行亦将大白于天下。这样，也就只有包庇犯罪教民，才能掩盖教堂的罪行。因而，罗淑亚要千方百计地将拐犯要走，使迷拐一案无法再查。所以，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府县其始不过欲治一教民，其后竟至下狱。”
对于迷拐幼孩一案清政府也极为重视，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特别指出：“此案启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总以有无确据为最要关键，必须切实根究。”而实际上，曾国藩为了讨好洋人，早在接到此谕之前已将拐犯教民王三、安三及并非教民的武兰珍放走，致使这一“最要关键”的问题无从“切实根究”。于是，他为了欺骗舆论、搪塞清政府，就在奏折中编了一大篇谎话。他说：“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事。”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管王三有无教堂主使之确证，授药于人迷拐人口却是可以肯定的。曾国藩为了给王三开脱，故意错乱口供。明明武兰珍原供“伊系赵州宁晋［津］人”，“王三系天津口音”，却偏说“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至于教民安三迷拐人口被当场抓获，并非教民的武兰珍亦系在迷拐人口时被当场抓获，且曾迷拐一人卖于教堂，理当与拐匪李栓、郭拐同罚，按天津地方官原判“就地正法”，为什么竟被法公使中途要走？曾国藩在此没有解释。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可能是害怕事后受到追究，在编造上述谎言的同时还特具密折一封，虽未讲出全部事实，亦足以说明曾国藩编谎全出于自觉，并非由于一时的错乱与忽略。曾国藩在密折中说：“武兰珍原供迷药得自王三，当非妄语。此外尚有教民安三迷拐幼孩，于五月二十三日被获报案，供认不讳。其称迷拐之药亦系得自王三，则王三授药于人、主使出拐已非一次。又河间县拿获拐犯王三纪解至省城，据供伙党均系天主教民，所拐幼孩均送天主教堂。据此数犯之供，教民迷拐已无疑义。而堂中拐匪既多，领事官纵不与闻，其传教之人断无绝不知情之理。此案地方官初次查讯之时，丰大业曾对天津道周家勋言及，彼国好收穷民，每令习教之人随时收恤，而教民不得其人，从而迷拐或不可知云云。可见，该领事亦难自保。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其中有冀州人刘金玉，臣在静海派员审讯，供称二月被拐入堂。此皆近事之证据。”那么，“远事”之证据呢？堂中“数十人不知其姓名里居，并不知从何而来”是怎么回事？曾国藩没有说，他在密折中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连天主堂中救出之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来者”也没有提起。
曾国藩为什么继续隐瞒事实、不肯说出全部真相呢？请看下面的自供：“中国人一经从教，作奸犯科非止一端，而迷拐尤为人所痛恨。此风不除，实为民间大患，异日酿成巨案，当在意中。目下专求息事，臣于挖眼剖心既断其必无，而于迷拐亦复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于和局，故不惮委曲求全。”就是说，为了讨好外国人，对教民迷拐一事不仅不能查办，连实话都不能说。实际上，曾国藩为了讨好外国人，不止隐瞒真相，且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明明“此案启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他却偏偏归结为“挖眼剖心”之谣。他在给法国公使罗淑亚的照会中说：“原众情之所以鼓噪者，皆由谣传教堂有挖眼剖心、迷拐幼孩等语”，“本阁部堂查明并无确据，拟即奏明大皇帝，请明降谕旨，辨明挖眼剖心等事多属虚诬，以雪洋人教堂之冤，以释士大夫之疑，即以平百姓之忿。此全案之根由。津民所以鼓动公忿者在此，贵国所以深恨被诬者亦在此。”为讨好外国人而歪曲事件的性质，为歪曲事件的性质而隐瞒与歪曲事件的真相，明明知道迷拐一事的严重后果却不敢查办，为一时的苟安而牺牲长远与根本的利益，这就是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的思想逻辑。无怪乎他的“六月二十三日之奏”发钞后，全国舆论为之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令人奇怪的是，在天津教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多年之后，仍有人重复那篇连曾国藩都承认是“言之不实不尽”的奏折，用以论证迷拐一案的“虚妄”和曾国藩办案方针的“正确”。
（三）
近几年来，不少著作和论文对有关天津教案的史实，尤其教民迷拐幼孩一节进行了歪曲，其中尤以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最为离奇，其影响也最大。
这部小说近120万字，分为三部，以小说的形式概述了曾国藩的一生，其中《名毁津门》一章，则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经过。对于作为该案主要起因的迷拐幼孩一节，小说作了这样的述说：
“武兰珍，老子问你，你要从实招供！”徐汉龙粗大的巴掌往桌子上猛力一击，对着武兰珍大吼。武兰珍吓得只打哆索。“武兰珍，你是哪里人？”
“我是天津人，家住杨柳青”。武兰珍面色煞白。“你在城里住了多少年，一向做的什么事？”
“我是今年开春才进城的。遭旱，地里没有收的，只得到城里来混口饭吃。没有别的事可做，熬点红薯糖卖。”“武兰珍！”徐汉龙又起高腔，“你为什么要在红薯糖里放迷魂药，坑害小孩？”
武兰珍两条腿打起颤来，脸色白里泛青，本来就长得难看的五官，愈加显得丑陋。他呆在那里，好一阵子没有开口。突然双膝一跪，嚎啕大哭：“大龙头，我没有放迷魂药，我从实招供，我那制糖的红薯里有的发烂发霉了，小孩吃了，头晕拉肚子是有的，不过我没有放迷药。我哪来的迷魂药呀！”
徐汉龙愤怒地望着他，骂道：“你这个油炸火烧的汉奸鬼，都说你被洋人买通，放迷魂药在糖里，坑害小孩子。你还要为洋人掩盖罪行吗？老子警告你，你若老老实实交待，我免你一死;你若再这样赖下去，老子立刻乱棒打死你喂狗！”
门外，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乱七八糟地高喊：“打死这个狗东西！”“没人心的汉奸鬼！”“该千刀万剐！”
武兰珍吓得瘫倒在地，胡乱地朝徐汉龙、又朝门外的人群磕头，叫道：“大龙头，三老四少，爷们哥们姑奶奶们，请饶命，饶命，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八十岁老娘，有老婆孩子一大堆，饶了我这条小命吧！”磕了一阵头后，又边哭边叫，“我招，我从实招供，是天主堂的人要我放迷药到糖里，小孩子吃了，就会自动投到育婴堂。”门外的人一齐起哄，嚷道：“洋鬼子可恨，咱们宰了他！”
徐汉龙又问：“武兰珍，天主堂哪个给你的药？”武兰珍摸着头，想了半天，说：“王三。”
这显然是对历史真相的严重歪曲！把一个两次迷拐人口的拐犯描写成胆小怕事、靠做小生意养家糊口的灾民，把罪证确凿的教民迷拐一案描写成封建帮会诱供、逼供的产物，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的黑白。按照该书的交待，徐汉龙是天津水会的首领，武兰珍被获后是首先交他审问的。其实，天津水会有80多个，皆以街道为单位组成，根本没有总会名目。而武兰珍是在桃花口迷拐李所时，被当地群众当场抓获送交县衙审讯的，与设在繁华街市的水会毫无关系。小说节外生枝地编出这一过程，实在另有一番苦心。它为了让人相信武兰珍的口供是迷拐一案的唯一证据，还蓄意隐瞒了拐犯安三在送交迷拐来的幼孩时在教堂门前被获，犯罪教民王三被从教堂中搜出等重要事实。为了让人相信天津水会蓄意诬陷教堂、挑起事端，小说还编造了“徐汉龙回去，立即通知水会的人，明天都去教堂，若洋人不认罪，则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以及徐汉龙在教堂门前首先打人、生事的情节。小说这样做，不过是暗示这次教案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其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比曾国藩当年走得还远。
一部历史小说编造情节、歪曲历史，本不足令史学工作者说长道短，唯唐浩明的《曾国藩》一书非同一般，不能不认真地对待。
第一，这部书曾在长沙与台北两地同时出版，发行近20万套，惊动了海峡两岸上上下下的各方人士，其中包括一些自视颇高的中青年学者，以致在社会上卷起一股“曾国藩热”，即读《曾国藩》，学曾国藩的热潮。其所造成的影响，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作者与读者都把它当作一部史学著作。作者在“曾国藩学术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曾国藩研究动态》第4期所载《我怎样写〈曾国藩〉》一文中郑重声明，他的书是以“小说的形式写历史”，并解释说：“我先是考虑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研究专著，把我的认识以严谨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但我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写一部以曾氏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因为一来这是一桩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二来以小说的形式写历史，更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这就不仅亮出了作者的学术功底，还标示出该书的史学地位，要人们相信这是一部以小说为形式的史学著作，并非随意编造的《天方夜谭》。
在读者方面，我接触的人不多，但却颇具代表意义。社会上兴起“曾国藩热”以来，不少青年学者找到我，颇为认真地询问小说上的一些情节，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我交换意见。他们主要是一些近年毕业的硕士与博士，不少还是从事历史专业的。我想，他们不会对一部文学作品有如此大的兴趣，即使嗜文如命，废寝忘食，也不会找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来讨论问题。我还在北京有线电视台组织的以小说《曾国藩》为主题的“读书现场”节目的拍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青年学者。其中一个是文学博士，一个是法学博士，他们是该书的热心读者。法学博士表示，对《曾国藩》一书，自己不是作为文学作品，而是作为历史著作来阅读的，他读这部书就是为了学习曾国藩，视曾国藩为自己的人生揩模，并具体列举了向曾国藩学习的内容。文学博士也认为，人们热心读这部书，主要是为了学习历史，若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该书颇为平平，绝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另外，我还在途中遇到一位中年学者，他一见面就激昂慷慨地发表了一通对曾国藩的评论。而不幸的是，他所依据的情节恰恰是作者随意编造的，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上当者竟是一位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不过，我举这些例子绝无讥讽之意，只是说明这些读者实在太虔诚了，他们基本上把这部书当成了一部史学著作，没想到作者竟会随意编造重大情节。我估计那些被卷入“曾国藩热”的读者，恐怕大多数人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史学界的著名专家亦有把它当成一部史学著作的。早在60年代即已扬名海内的近代经济史专家姜铎先生，在“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曾专门从史学的角度为该书撰写书评，称其“既是小说，也是历史”，“对曾国藩研讨会，无疑提供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第四，作者唐浩明（又名邓云生）也常以史学学者的身份从事社会活动。小说出版前，他曾主持大型史料《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对曾国藩广泛占有资料、长期进行研究的资历，并在重要社科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小说出版后，他又以“特约嘉宾”的身份参加了在湖南双峰县举办的“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不仅以十分突出的地位作了长篇发言，还以大会组委会成员的身份参加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大约正是由于这一点，有人在大会发言中引用唐浩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作为否定太平天国的根据。
第五，作者对天津教案进行过专门研究，有一套系统看法。1988年初，作者以“邓云生”的署名发表长篇学术论文，彻底否定了天津教案反帝爱国的正义性质，指责天津教案是“一桩盲目行动”，其“愚昧性超过进步性，破坏性大于积极性”，“从总体上不能说是一个爱国的反帝行动”。为了引人注目，加深印象，作者还在这一大段话的每个字下，都加上重点号。对于教案的起因，该文则极力加以歪曲，一再强调“天津教案由无稽传闻而引起”，“事件的起因在于误会”，完全抹煞了法国天主教堂支持、包庇拐犯，收买人口的客观事实。小说津门一章的编排，不过是他这种史学观点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以小说的形式写历史”的典型做法。
不过，作者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曾国藩一生最难说清的问题，就是办理津案一事，别人也很难为他的行为辩护。作者为改变曾国藩的历史形象，塑造一个“古今第一完人”，采取了最简便的办法，即隐瞒事实，另编一套。作为文学创作，这是允许的，而作为史学研究，则有违史德，不合规矩。唐浩明同志兼操二业，“以小说的形式写历史”，依史学观点编小说，游移两途，左右逢源，可谓潇洒之至。只是这样一来，却不可避免地在读者中造成诸多误解，引起史学上的一些混乱，也令专业史学工作者感到左右为难。笔者此次论及天津教案，顺便对津案一章发表一点评论，如有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该书作者唐浩明同志与笔者曾有一面之交，事先也打过招呼，学术之争全为是非，并无个人成见。
总之，天津教案远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近因为教民迷拐幼孩卖给教堂，而教堂包庇犯罪教民，领事包庇教堂犯罪，由此引起中法官员之间的冲突。其性质是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而进行的一场斗争。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与缺乏组织领导，故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与报复性，加以事起仓猝，鱼龙混杂，终于偏向错误方向，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一般洋人与外国机构，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其功劳应该肯定，教训也是应该记取的。曾国藩为了讨好洋人，曾歪曲事实，编造谎言，但也为今天弄清问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态度，不应再去重复连曾国藩本人都感到“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谎言。长编历史小说《曾国藩》有关津案一章，歪曲历史，情节太过离奇，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把它作为史学著作加以评论，旨在提醒读者，尤其史学工作者，莫把小说的情节作为论证自己学术观点的根据，这并非有意与该书作者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