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12月至1911年5月，仅仅五年多，湘人效法屈原者，就有陈天华、姚洪业和杨笃生诸人。他们和屈原一样，都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也都是以投水自尽而终。然而由于他们各人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不尽相同，经历各异，思想有别，投水的直接原因、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因此他们生前身后的作用及其影响也有所不同，本文仅对陈天华蹈海进行探讨。

一

陈天华（1875—1905），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原名显宿，字星台，一字过庭，别号思黄，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一个贫寒的塾师家庭。母亲早逝，靠父亲抚养。兄弟三人，长兄五十余岁无子，二哥早卒，陈天华终生未娶，至其自尽时，他家五属内无近亲、无血祀。

陈天华少年时期受父亲影响颇深。其父陈善，号宝卿，是个落第秀才，以教书糊口。他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尤其厚待子女，一有时间，就同陈天华谈古论今，或者一道游览名山大川，所到之处，父子形影不离。陈天华在《先考宝卿府君事略》一文中回忆说，他与父亲“每夕抵足而睡，必谈至深夜，醒则再谈，旁人见之，不知其为父子”1900年，当其父逝世时，陈天华星夜奔丧。后来，他在小说《狮子吼》第五回中所树的品质高尚的“亡父”，实以其父亲事迹为素材，以示深切的怀念。

陈天华自幼聪颖，五岁随父读书，九岁熟读《左传》，乡间称之为神童。他从小喜读史籍、传奇，尤酷爱民间说唱弹词。这为他后来编写通俗的文字宣传品打下了基础。

1896年，陈天华迁居新化县城，得旁听于资江书院，未几又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实学堂。在此，他博览新学群书，熟读中西史志，决心以改变中国面貌为己任。1903年3月，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途。

到了日本不久，陈天华即投身于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斗争，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任本部办事员，并被选为归国革命运动员。是年冬，陈天华返国进行革命活动。1904年2月，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随后又组织同仇会，谋在湖南武装起义，后因事泄失败，重返日本。

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在日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8月，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成立同盟会，被推为会章起草员。《民报》创刊，陈天华任该刊撰述员，第一号所刊文章十七篇，其中有七篇出自他之手，被时人称赞为“革命党之大文豪”。１１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又愤《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直诋留学生“放纵卑劣”。后为激励留日同胞，竟于12月8日投日本大森海自杀，时年仅三十岁。

二

早在1898年，陈天华就读于新化实学堂时，在作文《述志》篇中表示：“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可见，他最初的雄心壮志是要象民族英雄班超、岳飞那样立功疆场，他的蹈海违背了自己这一初衷。在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20世纪初，效命疆场的机会并不少，而陈天华未能如愿以偿，他又为什么要投海呢?

陈天华躯干伟，性笃诚，患过天花，体质弱，口吃，不善雄辩，但精于文章。在他生前的谈后两年多里，写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作品，我们从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不难找到他的死因。

陈天华，虽不象他同时的黄花岗代七十二烈士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也不象秋瑾那样壮烈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他的自尽，也并非志行薄弱，如愚夫蠢妇之藐小，而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在陈天华看来，当时中国人民而临着帝国主义列强亡国灭种的危险，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誓死抵抗，救亡图存。而时人有的贪生怕死，他认为大家必须克服这个致命弱点，舍死抗敌，中国才会转危为安。在他的著作中，竭力鼓吹这种思想的就有近五十处，其中表示自己决心的有十余次，鼓吹他人舍死救国的也有三十余处之多。陈天华自己奉行“言行一致”的人生哲学。因此，他为国捐躯是必然的。

陈天华在《敬告湖南人》、《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革命必读》和《绝命辞》等著作中，都有提倡英勇抗敌，舍死卫国的文字，其中最早提倡这一精神的，是《敬告湖南人》一文。

《敬告湖南人》，陈天华作于1903年5月，该文短小精悍，全文不过二千字，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一主张。当时正值拒俄运动深入发展之际，陈天华痛不欲生，以力薄不足以鼓动全国，遂欲先夺湖南而誓师。为此，他给湖南同胞写了一封公开信，该文使“读者无不堕泪”。首先，陈天华在文章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人之断吾手足，吾不之较，直到断吾首，然后起而与抗，不已晚乎?东三省、广西之失，不特手足也，直断吾首!”同时严肃指出，如果东三省归俄，广西归法，英、日、美、德能甘心吗?这样一来，瓜分仅为“数月间事”。其次，他指出，要使印度、波兰、非洲的悲剧不在中国重演，全国人民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过去灭亡我者，文明不如我，蕃殖力不如我，因此被我同化；今非昔比，帝国主义“则非其论也”。接着陈天华分析说，中国人民面临这种处境，抵抗是死，作顺民也是死，“死，一也”，而且为国而死，“虽死犹荣”。全国有四万万人口，是欧洲各国之数，如果“千人之中有一不畏死者，则天下莫强焉”。他认为“畏死者，中国灭亡一大原因也”。最后，陈天华诚恳地希望人们觉醒，把生死看透，象无数先烈那样，舍死向前，恐怕“外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陈天华在著作中还表现了推崇民族英雄的思想，他希望人们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阎应元等民族英雄为榜样，顽强御敌。在《猛回头》中，他号召人们要学习岳飞“打死仗，敌住虎狼”的精神。并告诉人们，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光明磊落，就会受到人民的尊重。还说岳飞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永远敬重，就是因为他替同胞杀敌人；如果大家能替同胞杀鬼子，就是死了，后人也一样敬重。他还进一步勉励人们说：“或排斗，或革命，舍死做去，孙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然不成，也得象文天祥、史可法、阎应元那样“为国死节”，“万古留芳”。

陈天华不仅用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来激励人民，而且介绍外国的经验教训来启迪人们的斗志。他在《猛回头》中，论及教训时，沉痛说道：

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

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

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

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

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折磨之后，后悔莫及。尤其是波兰人，悔当初没有共同杀敌。他们认为，就是战死疆场，也比活受罪强。陈天华说，我们中国应该吸取这种血的教训。同时，他又兴奋地介绍了南非一个小小的民主国杜兰斯抗英三年的事迹，并且号召人们用杜兰斯人那种英勇顽强的精神抗敌：

杜兰斯，不及我，一府之大，

与英国，战三年，未折锋芒。

何况我，四万万，齐心决死，

任凭他，什么国，也不敢当。

此外，陈天华还用外国人重武备、练精兵、不畏死的精神来激励中国人民的斗志。他在《猛回头》中说，如今各国，哪一国不重武备，“每人到了二十岁，就是王子也要当兵三年”。不当兵的，不管是什么贵族，也没有地位。他们平时的操练如临战一样，到了两军阵前，有进无退。若是战死了，都到死者家里去庆贺，家属则感到无比荣宠。假如谁临阵脱逃，则父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所以外国极小国家，都有数十万精兵。例如德国练兵，每人到了二十岁，即当正兵三年，退为预备兵，到了五十岁，才可以免役。这样“不上几十年，人人都是精兵”。我们中国人应该改正那“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陋习，重视武备。要知道当兵二字，是人生第一要尽的义务。因为国家人人有份，应该人人保卫国家的权利，要保卫国家的权利，就“应该人人皆兵”。

陈天华希望全国人民树立必胜的信心。他说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并非三头六臂，全不用怕他!他在《警世钟》中告诉人们；一人舍得死，万夫不敢挡。如果“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他劝当官的要“尽忠报国”，当兵的要“舍身取义”，穷人要“舍命”。还说现在多死儿个人，以后才能多救几个人。因此，谁撞着可死的机会，都不要怕。自己虽然死了，但对子孙有好处。还明确指出：“今日没有别法，洋兵若来，只有大家拼命死打。”陈天华强调：在抗敌斗争中要坚忍。他说各国革命，多的几百年，少的也有几十年，才能变成一个顶好的政府，断没有一举成功的。所以咱们抗敌“要以坚忍为主，即失败到十几次，百余次，断头到数十万，数百万，都不可怕，总要越做越凶，以达了咱们的主意为止”。他还让大家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中国就一定能建立一个极完全的政府。

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曾经说过：“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因此，陈天华不仅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誓死抗敌，而且他自己也早就立下了为国捐躯之志。他的这一决心集中表现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猛回头》和《绝命辞》等文章中。

《复湖南同学诸君书》，写于1903年6月，当时拒俄运动己经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他异常愤慨，故复函国内湖南同学，叙述留日学生有关拒俄运动情况，并表示了自己誓死为国的决心。他说，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我在签名之时，“已置死生于度外”，如果遇有不测，也只不过“先诸君一步耳，乞勿代为过虑”。并说，我迟早要死，“不死于政府，必死于外敌”。只怨自己“萎靡不振，深恐有所牵染而不果死，致贻口实”，如果真有死之一日，“则弟之万幸也”。其次，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一开头就表示了自己“代同胞愿把头颅碎”的决心。他认为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倒不如，做雄鬼，为国之光”。此外，在《绝命辞》中表现得更为清楚。他说，自己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他认为“空谈救国，人多厌闻”，“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他说中国灭亡之期，至少须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还不如死于今日，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

陈天华曾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他自己是实践了这一原则的。从1903年春赴日至1905年1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他从事的工作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参加组织华兴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工作；二、发动长沙起义，参加拒俄运动等斗争；三、参加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进步报刊工作；四、写书信，尤其是血书激励国内同胞斗志，著《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书鼓吹反帝革命思想。《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影响颇深。浙江曹阿狗只因宣讲《猛回头》，就被清朝官吏杀了头。陈天华的种种言行，岂不遭杀身之祸!这只能说明：的确，陈天华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三

陈天华不愧为时代的佼佼者，他在反帝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并不是盲目地提倡拼命，而有他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首先，应该由谁来领导这场斗争呢?他认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他迫切希望中国也能象西方国家那样，依靠中等社会，使中国革命成功。在当时的领袖人物中，陈天华最推崇孙中山。他赞扬孙中山是中国四万万人之代表，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为“一造时势之英雄”，实为世界之大人物。他希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等社会能领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其次，在革命力量方面，他主张全民皆兵。提倡学习敌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弱点，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勇敢地去战胜敌人。但是，经过1904年发动长沙起义事泄的教训，他认为“会党可以偶用，不可恃为本党”，而对学生抱以极大的热情。在学生队伍中，他比较重视留学生，其中又尤其厚爱留日学生，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这也许是陈天华蹈海于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及日本报界诋毁留日学生“放纵卑劣”之时的直接原因。

陈天华十分重视教育兴国救国，这是他看重学生这股革命力量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一个国家应当重视的不仅仅是海军、陆军，如办学堂，比海军、陆军还重要。因为各国所作的事业，哪一项不是从学问来的。没有学问，一件事都做不了。将来世界，“断没有不读书的人可以存种!”因此，办学堂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应该充分重视。他说：“欧美各国及日本，每人到了六岁，无论男女，都要进学堂”。我们中国也应该象他们那样，送子女进学堂，学习切实本领。如果现在不抓紧学，等洋人瓜分了中国，就学不成了。他十分焦急地指出：“中国此时，尚不广兴学堂，真是无从救了”。我们要拒外国人，必须先学他们的长处；要学他们的长处，“一定要开学堂，派送留学生”。陈天华还提倡“兴女学，培植根本”，让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救国。他的“兴学堂，普及教育”的思想，在《狮子吼》中也表现得相当充分。文章说，在共和国图书馆，有一巨册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年鉴》内称：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在该文描写的一个小小“民权村”中，有“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其中仅仅村立中学堂就有学生二三百人。这个村里还有几个人留学英、法、德、美各国。陈天华希望全国各地都能象“民权村”那样，大兴办学、留学之风。

陈天华如此重视兴学堂办教育，以及派遣留学生，他当然会器重学生。他认为，现在的学生就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学生的优劣是中国存亡的重要因素。说“今学生者，既主人矣！”中国之亡，“亡于学生”；中国之兴，也“兴于学生”。同时指出：政府顽固，而学生不顽固；疆吏婪毒，而学生不婪毒；列强欲瓜分，而学生不欲瓜分；各社会之无知识，而学生非无知识。然而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属于学生而谁属!”

陈天华希望学生能团结战斗。他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中，号召各界学生涌跃参加邹容1903年4月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学生同盟会，以壮大革命队伍。他说：“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

陈天华说，中国人“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十分聪明，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现在，在各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本国人要十余年学得成的，中国学生三、四年就够了，各国的学者莫不拜服中国学生的能于”。这几年，学生的成就颇多。陈天华则认为，在所有学生中，数“东京留学生之程度最高”。因此，他对留日学生的情况尤为关注。

的确，1903至1905年几年间，正是留日学生革命活动蓬勃发展时期，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在全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数量最大，革命活动开展得很有生气。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常出入日本；章太炎、宋教仁等名人在日本从事《民报》等工作；赵声、徐锡麟等显赫人物游历过日本；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秋瑾、朱执信、陶成章，以及陈天华本人都是留日学生。可谓人才济济，此其一。其二，《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民报》、《新湖南》等有影响的革命书刊先后在日本创刊。其三，拒俄运动、反法斗争，最先在日本展开。其四，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东京诞生，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同时，《民报发刊词》明确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显然，陈天华注重留日学生，是比较有眼光的。

因此，陈天华对留日学生的情况格外用心，对其中的好人好事备加赞扬，对其中的不良分子进行鞭笞。周辛铄，为陈天华同乡，五十岁自费留日，后病死日本。陈天华称赞他“为人任侠有奇气”，有“澄清天下之志”,临终呓语“皆国事，无一家常语”，为最先开新化风气者之一。尤其使陈天华鼓舞的是留学生在东京欢迎孙中山大会上的表现。他在《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中说，每当我看见日本人欢迎他们的海陆军帅时那举国如狂的情景，自己就想：假使其人在中国，中国人视之当如何呢了今天“观留学生之欢迎孙君，而知我中国人爱国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视日本有加无已也!”可以说留学生是“中国之代表”。同时，陈天华对留学生中的不良分子，也毫不留情。他在《丑哉金邦平》一文中，痛斥金邦平为“留学生之败类”。并且对金邦平在天津袁世凯张筵庆祝光绪诞日会上招摇过市，丑态百出的表演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留学界而有是败类，不能不重悲不幸也”。

1905年11月2日，当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时，中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同时罢课。陈天华感到十分惊喜，喜的是同胞如此团结。但也有顾虑，“惧不能持久”。当时，在留日学生总干事成员中，已有人企图辞职。同时，日本报界也公开污留学生“放纵卑劣”。为此，陈天华十分痛心。他认为“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为了激励留学生团结一致，力除此四字，争做“坚忍奉公，力学爱国”，雪日本报章所言，行救国之实，陈天华留下《绝命辞》等遗书，于12月8日，毅然蹈日本大森海而亡。陈天华虽然自尽了，但是他希望别人不要效法自己，他说本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救国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

由此可见，陈天华之死于日本，除其爱国心强，为国捐躯之志坚外，同他一贯注重教育，重视留学生，又尤其看重留日学生有密切关系。

四

如果说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唤起了当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的话，那么他，的死更把这种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尤其是在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中。

曹亚伯在《陈天华投海》一文中说，当时中国各省留日学生几及万人，群起反对《取缔规则》，而陈天华遂投海殉国，以坚留学生之志。于是人心愈愤激，“大有与满洲政府势不两立之气”。陈天华之死，“全体痛悼，凡血性青年，皆起赴义不顾身之热诚”。景梅久在其《罪案》中也说，陈天华蹈海而死，在其追悼会上，“人人悲恨填胸，有愿和先生同死的景象，风潮又汹涌起来”。《时报》则报道：“陈君既以身殉，学界全体愤激之心随哀痛之心陡增数倍”。连陈天华的论战对手梁启超也说，陈天华“其志节，其行谊，其言论，久为学界所崇拜”，“自君之死，而全学界热度复陡增数倍”。这次斗争，“合八千人而为一气，而又严行自治，条理井然，绝无一毫乱暴情形，纪律之师，虽日人亦为之气慑。盖自有学界以来，团体之硕大整齐，未有如今日者也”。经大家激烈反对，《取缔规则》终未实施。

陈天华蹈海时，孙中山在南洋，“闻之哀悼不已”。同时，香港志士在杏花楼开追悼会，“各界临吊者千余人”。陈天华投海后，秋瑾受了很大的刺激，决心立即归国。稍后秋瑾在给徐自华的信中说，陈天华短暂一生，“光彩炽烈，壮美无与伦俦”。秋瑾还在《中国女报》第一期“文艺”栏内，以“白萍”的笔名发表了两首诗吊念陈天华：

昨宵梦里几回惊，一片雄心郁不平。泽旁何人悲屈子，岛中有客哭田横。牺牲我愧输先着，珍重君还负盛名。后死未忘天赋责，神仙岂必是蓬瀛。

……鲲鹏无力搏沧溟，宝剑何幸斩佞臣；太息萧萧大森水，中原满地正胡尘。

此外，《民报》、《洞庭波》、《汉帜》等刊物也纷纷载文进行悼念。1906年，当长沙人民公葬陈天华于岳麓山时：“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革命党人禹之谟等当众慷慨演说革命道理，激扬民心，形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大示威。

根据陈天华生前的思想及其革命活动，以及生前身后的影响，对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应当予以肯定。时人署名独立苍茫子者，在其《东京学界公愤始末告乡人父老兴学书》中，对此持根本否定态度。他说，陈天华是“效古直者之以尸谏”，是“死非其所”，此事将“不足挂人齿颊”。然而，笔者认为周恩来同志1917年东渡日本诗中一句对陈天华的评价比较公允：“难酬蹈海亦英雄”。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陈天华作为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行为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陈天华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本来主张全民皆兵，但又不时流露出瞧不起群众的思想。他认为会党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为本营。嫌江湖朋友“没什么思想”，只会说“复明灭清”，或者说“扶清灭洋”，一点团体没有，一切事都做不出来。又不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只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尤其是留学生身上，使自己最后成为悲剧中的英雄。当然，其中有时代和阶级原因，我们不能苛求陈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