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提出的名言。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讲革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

一

陈天华（1875一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他是近代爱国的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色的宣传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虽然只活了三十一个年头，但在短暂的一生中，却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他少年时就立志救亡图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打败仗，对天华刺激很大。后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激发了陈天华的爱国思想。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天华决心东渡日本。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向西方学习逐渐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日益富强起来，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903年3月，陈天华由新化实业学堂资助去日本留学，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宿愿。

陈天华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读物等等。这时天华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当时陈天华一方面努力攻读新书报，开扩视野，一方面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和拒俄爱国活动。陈天华的名著《猛回头》和《警世钟》，就是在这时写成的。

1903年夏天，黄兴由日本回国，该年冬天，陈天华、刘揆一、杨毓麟等人也先后从日本回到长沙。他们密商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并策划长沙起义。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陈天华、黄兴、宋教仁和刘揆一等志士，又东去日本。

陈天华鉴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4年的长沙起义之失败，认识到必须大造革命舆论，唤起民众的觉醒。他和宋教仁、田桐等人于1905年6月在东京创办了一个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二十世纪之支那》第2号，由于刊登蔡序东写的一篇《日本政客的支那经营谈》，用事实抨击了日本的侵华政策，被日本政府加上“妨害安宁秩序”的罪名，强行没收并勒令停刊；后由同盟会接管，改名为《民报》。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和由陈天华等人制定的《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文件。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首先抓了两件工作：一是国内外支部、分会的组织建设，二是创办《民报》；与康梁保皇派开展论战。陈天华积极地投入了与康、梁改良派的这场论战，并写下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文章。

清政府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镇压革命活动，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一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这激起了八千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留学生中分为两派，所以这场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陈天华由于忧时感事，一时不能自解，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心投海自杀，以“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来坚定留日学生的意志，1905年12月11日深夜，天华写下了近三千字的《绝命辞》和一封《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12月12日晨，天华迎着凛冽的寒风直奔大森海湾，蹈海殉国，时年三十一岁。

二

陈天华在短促的一生中，集中全力于反抗帝国主义和爱国革命的宣传，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小说）、《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中国革命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最近之方针》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用白话文写的，通俗浅显，富于感情，义正词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反动，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他被时人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陈天华在他的著作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他吸收并发扬了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爱国思想。在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面前，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英国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列强的魔爪伸进中国领土，阴谋瓜分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陈天华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矛盾，而且充满着深厚的爱国思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湾，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猛回头》）帝国主义的魔爪不仅伸占中国的领土，而且千百计地夺取中国各种取利，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对此，陈天华也予以无情地揭露和控诉。陈天华的反帝思想是很坚决的，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猛回头》）他又指出：“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警世钟》）

在斗争中，陈天华是讲究策略的。他认为只有人人起来抵抗，洋人在中国将四面受敌，他主张引洋人由“深入腹地变为深入死地”。在鸦片战争时，魏源曾经主张“诱其深入内河”（《海国图志•筹海篇》）以歼敌，天华发扬了这种战略思想，他号召说：“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警世钟》）陈天华还认为，“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这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的爱国思想的发展。他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认为“心思是很好的”，而“不操切实本领，靠着那邪术”，却是“大大的不好处”（《猛回头》）。当时反动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诬蔑义和团为“拳匪”，而陈天华却称义和团运动为“起事”，可见，他的爱国思想与义和团的英勇反帝斗争是一脉相通的。但他反对“野蛮排外”，认为“不操切实本领”的结局是危险的。陈天华这种认识是明智的，是吸取义和团反帝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陈天华反对“结与国之欢心”的投降路线，他主张对帝国主义不寄予任何幻想，他反对依赖“外援”。他曾经警告那些想联日的人说：“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看朝鲜”，并明确指出：“日人隐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绝命辞》）。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在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时，他态度明朗地起而反对。陈天华这种硬骨头的精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帝国主义还利用传教作为侵略工具，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横行中国各地，这引起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教会的斗争。陈天华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坚定地说：“教可以自由奉教，国是断断不能容别人侵夺的”（《警世钟》）。陈天华既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也坚决反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走狗。他这些认识，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经验的积累。

三

二十世纪初，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如何挽救中国的危亡。一个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是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陈天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他留下的文字中，几乎都涉及到这两个问题，并且他身体力行，在实际行动中，全力以赴进行反帝反清的斗争。中国人民渴望获得自由和民权，反抗帝国主义和推翻清王朝，是两个重要课题。可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合起来，因此谈起民主革命，往往是就推翻清政府而言，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建立于从反帝到反清，反清是政治问题这两个基本方面。

但是，陈天华的思想，在民主革命派中是高出一筹的。他引用了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清王朝已经是“洋人朝廷”。他指出：“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往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警世钟》）所以陈天华得出结论说：“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警世钟）》。可见，陈天华已经开始认识到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封建专制统治者，中国就谈不上独立自主。陈天华在《绝命辞》中，更明确地指出：“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由此可见，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虽然还没有从理论上很好认识到反帝反封建二者的不可分割，但在实践中已经蒙胧看到反帝反封建的相互联系。

陈天华的反清斗争，他认为不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是为了“政治问题”。他在《绝命辞》中就明确地谈到了。他说：“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以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这与当时有些革命派（如章炳麟等人）的狭隘反满革命有所不同。所以陈天华认为，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已经到了尽头，即“革彼膻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他这种看法与孙中山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孙中山认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看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陈天华的革命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刘邦、朱元璋式的事业了，而是“出于国民”。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在陈天华看来，是属于“平民革命”。他说：“中国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间，于平民革命较近之。”他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他说：“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彼暴君、污吏，不敢以犬马土芥视其民，而时懔覆舟之惧者，正缘有革命者以持其后也。不然者，彼无所恐怖，其淫威宁有涯耶？”（《中国革命史论》）

陈天华认为，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有无领导力量，这个领导力量是“中等社会”。他所指的“中等社会”，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从这一观点出发，陈天华认定中国革命的途径是：“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绝命辞》）。尽管陈天华还没有明确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观念，但是，他那“普及下等社会”的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却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这一观点和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所提出的：“……积四十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可见，陈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在当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真不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出色的革命宣传家；同时，他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思想家，这点，以前是被人们所忽视的。

当然，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陈天华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激发着人们去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