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出色的宣传家和活动家。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兴化县下乐村人。光绪元年（1875）生，母亲很早去世，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陈天华15岁入私塾读书，因家境贫寒，曾替人放过牛，后又“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随父迁新化县城，为小贩，得族人资助，入资江书院读书，刻苦钻研书院所藏二十四史。后又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他在该校第一次作文题《述志》中，就抒发了他的远大抱负和志向。他常向人借阅历史书籍、传奇小说等，特别是喜欢当时民间流行的弹词小说，并曾模仿编写一些情节生动的小说和山歌小调，这就为他后来成为通俗宣传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戊戍维新运动在湖南迅速展开，新学广为流传，陈天华“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在求实书院读书期间，他的品学为人们所称道，有一县令要将女儿许配给他，他称，国家多难，正是有志青年奋起救国之时，怎能让儿女之情来拖累自己?1903年初，义和团运动失败的第三年，他由新化求实学堂资助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四月，陈天华咬指血书抗议俄国侵略东三省，准备与俄国侵略者决一死战。他并加入“拒俄义勇队”，随后又参加“排俄革命”军的国民教育会（由“拒俄义勇队”改名而来），和黄兴一道被举为归国革命运动员。他的血书一封封寄回湖南后，“全省士气更激昂……即下流社会亦颇闻风兴起”，在此期间，他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分割中国的侵略暴行万分痛恨，感到祖国“主权失矣，权利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毅然放弃正常的学习，积极投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他在参加拒俄运动中，“日作书报以警世”，撰写反帝爱国的文章，写出了著名的《猛回头》、《警世钟》。跟他同桌的同学石陶钧回忆说：“每见他暗自哭泣，便知道他又写一笔惊心动魄的字句上来了”。1903年冬，陈天华返回湖南，与黄兴等人发起筹组华兴会，联络会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在此前几个月即由黄兴带回国内，在两湖广为翻印、传播。清政府十分恐惧，图谋迫害陈天华，在友人敦促下，陈天华旋于1904年春再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同年7月，陈天华又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组织长沙起义，事泄后，他又辗转逃亡日本。翌年夏，孙中山来到日本，在东京留日学生中积极倡导组成统一的革命团体，陈天华为发起人之一，积极支持于同年8月在东京共同组建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会章起草员之一，并拟定同盟会的著名文告《革命方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他又担任撰述员，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等论文和时评。

同盟会的成立，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日文部省在清廷的请求下，于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与此同时，日本报纸也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等等，此事激起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抗议，陈天华更是激愤难消，毅然于同年12月7日写了万余言的“绝命辞”，次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终年30岁。陈天华想以投海自殉来唤起国人和留学生的爱国觉悟，激励他们坚持斗争、誓死救国，“力求振作之方”，“举行救国之实”，还勉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抗议日本报纸对留学生的诋毁。1906年，陈天华的灵柩被运回湖南，“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至山陵”，“长沙学生及其它各界万余人，手执白旗，高唱哀歌，送葬岳麓山。

陈天华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是他站在时代激流的前面，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英勇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写下了许多光辉篇章，除上面提到的《猛回头》、《警世钟》外，还有《最新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支那最后之方针》、《狮子吼》、《混沌国》等重要论著。后人评论说：《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由于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了解，故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报刊认为，在宣传方面，“最有助于革命者为四川邹容，湖南陈天华两人”。

二

反帝爱国，是陈天华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也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共有的斗争旗帜。如果说邹容《革命军》的主要内容和主导方针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那么，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中表现的也同样是；如果说前者着重宣传的是为自由而革命，那么，后者则着力宣传的是为爱国、救国而革命；如果说前者更多突出的是民主革命的一般原理，那么后者则突出的是当前的危亡局势。首先，陈氏在其《猛回头》、《警世钟》中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集中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以光复祖国为已任，“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主义感情。鸦片战争后，各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投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危机：“……俄罗斯，自北方，包围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兰西，占广州湾，窥视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要想，割土分疆……”。“疼只疼，甲午年，打了败仗；疼只疼，庚子年，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怕只怕，要把种灭；怕只怕，做苗族，日渐消亡。”（《猛回头》）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沿海到内地，步步深入，中国的领土主权沦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说：“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把我们十八个省都划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同上），又指出：帝国主义不仅侵略中国的领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夺取中国各种主权，欺诈中国人民：“痛只痛，因互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遇凌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探汤”。（同上）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采用“强硬手段”，即残酷的战争，“杀人如麻”，征服了一些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同时，又用“温和的手段”，“假仁假义”，这种手段更毒辣更隐蔽，因为“外面和平，内里暗杀，使人不知不觉，甘做他的顺民，这灭种就一定不免了”（《警世钟》）。于是，他提醒人们警惕这种“温和手段”，告诫人们“洋人初到，一定用巧语哄诱，还要施一点小恩惠，但到了后来，方晓得他狠”。这种所谓恩惠，是“把饵钓鱼，不是把饵给鱼吃，乃是要鱼上钩；你要吃他的饵，他一定要吃你的肉”（同上）。帝国主义从各个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奴役和控制，使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自由，变成“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的鱼肉”。（同上）这种严重局势决非今日始，“康熙年间，俄罗斯已侵入黑龙江边界”，道光年间，英吉利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又是赔款，又是割地，继之而来的“十六国”，“都照英国的办法”，从此，中国“日难一日”，“一切权利都任洋人夺去，亡国灭种的祸根，早已埋伏在这个条约里了”；咸丰年间，英法侵略者又打到北京，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到了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大倡瓜分之说”，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表面上虽未公开瓜分中国，但“暗行瓜分的利（厉害，真真了不得”。面临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陈天华不幻想，不妥协，而是毫无畏惧地说：“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同上），“就是要苦战八十年，也应该要支持下去，怎么要胆小，怎么要害怕”。“四万万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同上）。他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勇敢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同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奉劝“当兵的要舍生取义”，做官的“要尽忠报国”，“读书士子”要积极参加斗争，“江湖朋友”要改变方针，联合“哥老会”，“三合会”等各种组织“一起俱起”，各种党派也要“各除己见”即使占全国人数一半以上的妇女，也要和“男子一样”，担当起爱国的责任。只要万众一心，齐力抗敌，“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了”。（同上）。

陈天华在反帝斗争中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者和广大人民加以区别，认为列国“各国内也有与我们仇的，也有与我们无仇的”（同上）。因此，“我们要杀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猛回头》）。他还认为反帝斗争要实行“文明排外”，不宜“烧教堂，或闹租界”，而是要有准备，“暗地组织，等到洋人实在想侵夺中国了，大家一起俱起”。他说，这种“文明排外的办法，使他无理可讲，我有理可说，不使他占半点便宜”（《警世钟》）。“一旦开战，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它杀尽。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洋人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杀害”，“不能灭洋人的国”。这样，陈天华就把盲目排外与有理反抗严格区别开来，这与他能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富人与穷人区别开来是分不开的。他又说：帝国主义“最重的是富户，最贱的是贫户，他本国穷民，不把（计）在人内算数”（同上）。陈天华还主张“要驱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这是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先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陈天华反帝爱国思想中难能可贵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则。

其次，陈天华把反帝与反封建紧密结合起来，在抨击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侵犯中国人民权利的同时，还大胆地揭露了清政府投降媚外的种种罪行。他认为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面前除了媚外、投降，“再无他长”；“以前赔款数次，差不多上十万万了，此次赔各国的款（指辛丑条约的赔款——笔者），连本带息，又是十万万两，我们就是卖儿卖女也是出不起来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炮台削了；本国的军队请各国的军队来练；本国的矿产让各国来开，本国的铁路让各国来修；还有那生杀用人的权柄，都听各国指挥。列位！你看满清的政府，只图苟全一已，不顾汉人的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讲清，事情依这朝廷的，恐怕只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设这样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猛回头》）。他并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清政府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个命令，满清政府遂立即奉行”（《警世钟》）。“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猛回头》）。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清王朝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所以，“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警世钟》），他还大声疾呼：“要革命，这时候可以革了”（同上）。这样，陈天华就比较清楚地阐明了反清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鼓舞和激励着更多的人们投入到反清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

陈氏的反帝反封建的信念是坚定的、不妥协的，他竭力宣称要“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猛回头》）。警告国人赶快起来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切不能有丝毫苟安的心理，“须知事到如今，断不能再讲预备立宪，只存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警世钟》）。为此他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说：“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未数月而遍及天下”，终于亡秦，“于是而知专制之为祸烈矣”！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改变了原来对改革主义的看法，认为“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所以他深深感到“维新”、“立宪”是“隔靴搔痒”，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而已。他说：“欲使中国不亡，唯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权而卵育之”，而革命乃是“救人救世之神药”，若“终古无革命，终古成长夜矣”。为此，陈天华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保皇、立宪派反对诋毁革命的谬论以沉重的打击，更加坚定地号召国人“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再次，陈天华还高度赞扬了民主政体，认为在反帝反封建之后所要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并从孟子的“民为贵”和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的论述中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影响，还更多地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体系。他以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改朝换代的“英雄的革命”，而是“国民之革命”，是要建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指出：“君主专制，政蔽而不能长存”，“二十世纪的天地，盖断不能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共和者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不限制少数人之自由”，这种政体可以“兴利于未见，除害于未形”。他肯定改革政体，必须是“万事当开，一新纪元，不得援旧闻以相难”，且由此断言“吾国实由专制而变为民主之大有希望者也”，今日“欲救中国，唯有兴民权，改民主”。陈氏设想的共和国是“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狮子吼》），这个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是代议制、实行地方自治权。还规定了共和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没争到，死都不可放手的”。尤其是在讲到国民权利自由时，他坚决反对无政府的“放任自由”，认为“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至于国民义务，当然是人人必尽的。在《狮子吼》这篇文章中，陈天华还具体设计了一个“民权村”的模式，用以反映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框架。在“民权村”里的国民，外拒侵略，内争民主，并向先进国家学习，人人怡然自乐，女权也很发达等等。“民权村”所表现的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思想，后来被吸收到辛亥革命制定的《临时约法》之中，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之一，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鼓舞作用。

然而，陈天华政治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是不庸讳言的，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政治主张，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以及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过程中，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他的著作中所反映的某些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弱点：首先，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明确的认识，陈天华说：“我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很显然，他把中国遭受侵略，归之于内部原因，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他错误地评价日俄战争说：“日本一战则中国得保残喘”，并认为中日同属黄种，可结成“互相救援”的同盟。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的偏见，也是辛亥革命前民主革命宣传家的一个共同毛病。其次，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还缺乏一定的正确认识，虽对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亡暴秦的革命作用作了相当的评价，却又十分矛盾和错误地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进行指斥，说：“一般之细民，则因饥寒交迫，挺而走险，其举动毫无意识”。又认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采取的是“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警世钟》）。这样，他就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中等社会”（资产阶级），因而找不到革命的真正力量，最后投海自尽，正是他找不到基本群众伟大力量的一种空虚的表现。

尽管如此，陈天华作为辛亥革命前杰出的宣传家和活动家，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之一，他的著作及其所突出表现的民主革命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对于即将来临的辛亥革命起了号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