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1875一1905)是辛亥革命前夕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像邹容的“革命军”一样起了“震聋发瞆”的时代号角的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试图阐明他的反帝思想，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敌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曾作过明确的说明。他说: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应当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对敌人的认识虽然是在不断提高，但总的说来还是处在感性认识的状态。

太平天国革命曾正确地把清朝抗治者作为革命的对象，然而它对帝国主义却抱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直到太平天国将要复灭，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成为内外反动派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道:“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这一结论包含的内容是极为深刻的。

义和团运动，曾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它对清政府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尽管义和团的英雄们在实际斗争中曾经打击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但“扶清灭洋”这一口号的提出，事实上模糊了革命斗争的目标，给革命斗争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对敌人的认识比之往日是大大提高了，其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比较自觉地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看作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他们频频地向人们道说了列强环逼，清政府卖国的危险形势，呼吁人们起来革命，以挽救祖国的危亡。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年青的革命家邹容也曾指出:中国“内受满清之压制，外受列国之压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内外反动派的关系作了探讨，初步认识到清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保存清政府的内在联系。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畏惧心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们之中多数人还不敢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陈天华比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明之处在于:〔一)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二)公开主张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陈天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多种多样的，就其方式来说，有残暴的和“平和”的两种。但其目的却只有一个——灭亡中国。

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主要是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最为人所痛恨的是对中国关税的掠夺(包括利益均沾)和强占租界。早期改良主义者薛福成曾指出:“中国立约，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

陈天华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论点，他强烈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他指出，英美各国对于外国进口的货物抽税极重，最少值百抽廿，最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概由本国自主，任何国家无权干涉。“独有英国在中国通商值百抽五，订明在条约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国允许了不可。”同时在条约上还有“利益均沾”四个大字。“一切权利都任洋人夺去”。陈天华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祸根所在。

陈天华愤怒地抨击了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的不法行径。他指出，按照国际法惯例，外国人寓居别国，必受寓居国法律的约束。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政府不仅无权惩办，就是中国人到了租界也要受洋人政府的管束。他进一步指出:“租界虽是租了，仍是中国的地方，那知入了租界，犹如入了地狱一般，没有一点儿自由，站街的印度巡捕好此阎罗殿前的夜叉，洋行里的通事西子好此半判官手下的小鬼，叫人通身下冷……毛发直竖”。

帝国主义利用在华的各种特权，扩大侵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陈天华深沉地警醒读者说:“你看自通商以来，我们中国的人不是日穷一日吗?每年因通商要送他四五千万银子，洋烟一项又要送他无数万，中国就是金山也要用尽，况且近来每年又添出五六千万两的赔款，那里有这项大款呢?”

清政府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厄运，不惜出卖一切民族利益，以求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什么铁路、矿山、工厂诸权，它都毫不吝惜拱手送人，让帝国主义直接压榨和剥削中国人民。陈天华对此极为不满，他锐:“这轮船、铁路、机器织布最能富国，无奈中国的人自己不做，甘心送与洋人做，岂非是自寻死路吗?”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陈天华极为悲痛地向人们诉说了中国人民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焉也比不上，堂堂正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那些侵略者，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残种。”受人凌辱之事更是不胜枚举。陈天华发人深省地说:“中国于今尚有一个国号，他们待中国已是这样，等到他瓜分中国之后，还可想得吗？”

瓜分中国，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久巳蓄谋的问题。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瓜分已由密谋开始付诸实行。但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并未被瓜分，满清政府被保留下来了。当时一些人被这种奇怪的现象搞糊涂了。他们说，外国人不一定瓜分中国，“瓜分是一句假话，乃是维新党揑造出来的。”陈天华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粉饬太平、苟安一时的观点。他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着这满洲政府，代他管理，他再管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更便宜得多吗?”

诚然，陈天华在这里并未明确地道出问题的实质。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认识到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主义对华策略上的变化。但他承认中国被保留一是各国有矛盾，二是中国地方宽广各国势力有所不及，这比之把中国被保存归之于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因而要向美国感恩戴德的奴才思想，不知高出了多少

倍。更可贵的是陈天华已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保留满清政府是为了“代他管理”中国。这就是说，在人民群众强大革命力量的威慑下，帝国主义收敛了瓜分的妄想，采取培养走狗的办法代理自己统治，而清王朝正是充当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可耻角色。

在陈天华看来，帝国主义虽然保存了满清政府，但中国被灭亡的危险依然存在。他用识烈的文字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中国形势图:“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陈天华这种通俗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在反帝爱国这一点上作者和读者起了共鸣。剧本“狮子吼”在民报上发表的时候，有一条眉批说：“读此篇而不怒发冲冠，拔刀击案者，必非人也。”“狮子吼”如此，“猛回头”，“警世钟”等也无不如此。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另一手段的继续。”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有的时候采用战争的手段，有的时候采用和平的手段，但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二者交互送用。陈天华目睹很多事实，已经初步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虽然阐发还远不完备，但问题的实质似乎是接触到了。

陈天华把敌人的和平侵略叫作“温和手段”。他认为，对于被侵略者来说，最危险的正是敌人的“温和手段”。他指出:“各国用温和手段，假仁假义，不学俄国的残暴，那就更毒了，这是何故呢？因为各国若和俄国一样，杀人如麻，人人恐怕，互相团结，拼命死战起来，也就不怕了。只有外面和平，内里暗杀，使人不知不觉，甘心做他的顺民，这灭种就一定不免了。”陈天华向人们大声疾呼，侵略者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不要相信他们的好话，否则是要吃亏的。他说:“我晓得洋人初到，一定用巧言哄诱，还要施一点小恩惠，但到了后来方晓得他狠。试问他费了很多的金钱，用了许多的心力，不是谋害你们，他为别的什么呢？他有恩惠怎么不施在本国来施你们?”陈天华把侵略者的小恩小惠比作钓鱼之饵，一旦上钩就别想活命。他说:“把饵钓鱼，不是把饵给鱼吃，乃是要鱼上钩，你要吃了他的饵，他一定要吃你的肉。”陈天华这些话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实不愧为宏识卓见，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和深刻这一点出发，陈天华主张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在陈天华看来，洋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更没有什么可怕。中国人不应该受他们的压迫。他指出:“各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中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为何中国人要受各国人这样欺侮呢?”只要我们坚决同敌人斗争，就能解侮去辱，实现国家独立。他认为:“天下事，怕的是，不肯去做，断没有，做不到，有志莫偿。”他召唤人们:“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笔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陈天华这种激易慷慨的言词，不是用一般的笔墨写成的。它凝结了人民的意志，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誓死保卫祖国的革命胆略。这种声音象冲锋前的号角一样，在祖国南北各地迅速传播开来。

通过敌我力量的分析，陈天华进一步批判了害怕“洋人”的思想。他指出:“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着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总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也是可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陈天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显然还没有识到到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关系，以及正义战争最终必然胜利的道理。但是他能够透过侵略者制造的种种迷雾，不畏敌人的“强大”，提出“主客”的论点，并坚信只要全国皆兵就能挫败帝国主义。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民六十年来反帝斗争经验的初步总结，说理之明确，论证之有力，不仅是前人所没有的，就是在同时代人中，也是很少见的。

陈天华认为，同洋人作斗争是一个艰苦而又曲折的过程，一定的失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灰心，继续前进，总是会有收获的。他说:“须知各国在中国已经数十年了，中国从前一点予备都没有，枪炮又不完全，这起头几阵是要败的，败得多阅历也多，对付各国的手段也就精了。”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帝国主义侵略到家门口来了，死人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怕死，向帝国主义叩头求饶，并不能改变濒于死亡的悲惨命运。“洋大人”决不会发善心“放下屠刀”。唯一的办祛就是组织起来同他们斗争。他劝告人们说：“这死一定不要怕，我虽死了，我的子孙还有些利益，比那受尽无穷的耻辱到头终不能免一死，死了更无后望的，不好得多吗?”陈天华进一步强调说:“只有这时多死几个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个人。”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认识了一条朴素的真理，即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越怕死，越要死，死终不免，舍得家，保得家，家国两昌。”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已经把大难强加在被侵略人民的头上，如果大家都贪生怕死，不愿作出重大牺牲，那么继此而来的，必然是家破国亡。这样，除了奴隶的卑躬屈膝之外，哪里还有真正的人的生活呢？在这种情况下，必死决心是生的前提，没有死，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生。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既然是一个艰苦而又曲折的过程，有时还必须作出重大牺牲，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陈天华号召读者要下决心与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他说“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各国若想瓜分我国，二十岁以上的人不死尽，断不任他瓜分，万一被瓜分了，以后的人，满了二十岁，即当起来躯逐各国，一代不能接及十代，十代不能接及百代，百代不能，接及千代”。“海可枯此心不枯，天地有尽，此恨不尽。”陈天华在这里所表述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有两座大山，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不怕敌人不畏牺牲的勇气和胆略，没有代代相接前后相继的韧性和毅力，这两座大山是搬不走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仅仅有这两条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果得不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虽然是一个艰苦而又曲折的过程，人们必须作长远打算，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敷衍塞责拖延时日。在陈天华看来，要救国就必须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尽量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他认为，画饼不能充饥，空谈决不能救国。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脱离实际以“革命”为饰词从而“欺世盗名”的空谈家。陈天华指出，现在有些人把“民权革命”，“平等自由”当作口头禅，到处宜扬招摇撞骗。但是，“问他何不奔赴内地实行平日所抱的主义?”他会说:“我现在没有学问，没有资格。”陈天华批评道:“等你有了学问资格的时候，中国早已亡了，难道要你回去开追悼会不成!这学问资格非是生来就有的，历练得多也可长进。”他进一步批评那些予备救国论者说:“事到如今断不能再讲予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中国。”

陈天华还认为，研究方法，重视策略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对敌斗争策略上陈天华曾经提出过很多主张。诸如“习人之长”，“去己之短”，“文明排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陈天华反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陈天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虽然达到了当时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因而这种认识同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包括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陈天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正是处在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由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之间，比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陈天华是大大提高了。然而它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相比还有着质的差别。

陈天华不是从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掠夺本性出发去认识帝国主义的。他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宣扬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误认为帝国主义跑遍全球抢夺殖民地是“因为本国人多，无地安差，所以远远抢夺别人的土地。”然而在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忘记了“中国的人，住得无处安针，最多的又是穷民”，为什么“中国的人”不“远远掠夺别人的土地”反而受人掠夺呢?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陈天华一方面强烈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但同时又认为“兼弱攻昧”为“古圣之明训”。他指出:“吾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鲜之亡也亦朝鲜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幼稚而又荒唐的。然而资产阶级的代表(包括改良派在内)都是这样认识的。这种观点所以形成是资产阶级受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的结果。而后者尤其更为重要。孟子曾经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的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终究是极端片面的。它在客观上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众所周知，朝鲜之亡固然是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有关，但企图独霸亚洲乃至世界的日本怎么能够逃脱侵略的罪责呢?譬如今天一个人家遭了劫掠，固然是与其麻痹大意防备不善有关，但作为劫掠者的盗贼，可以不是肇事的元凶而可任其逍遥法外吗？

在对日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陈天华理论上的矛盾。他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帝国主义“磨刀霍霍”将要瓜分中国的形势，另一方面又把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的战争称为“有功”的战争。他认为“倘无日本一战，则中国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战，则中国得保残喘。”他虽看到日本对华侵略之图谋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又反对提出“排日”的口号。陈天华曾把帝国主义的“和平”侵略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大害，号召人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但同时又主张“吸收外国资本，以开发中国文明。”等等。陈天华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全部矛盾，具体地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所以陈天华不仅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错误，同样在反帝力量的探讨上也存在着许多严重错误。他虽然提出了坚决反帝的主张，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实现反帝斗争的具体道路。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工人、农民特别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主体。斯大林曾指出过: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能不能发动农民，是能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前提，离开人民大众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革命力量。陈天华正是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上受到了限制。

由于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陈天华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而是把它寄托在中间阶层身上。陈天华所说的中间阶层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说:“泰西革命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然而中国的“中等社会”即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陈天华深感力量之不足。于是就向地主、官僚和改良派呼吁，要他们赞助和支持革命。陈天华这种作法虽然出于爱国热诚，但却表现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倾向。他曾规“劝新旧两党各除已见”，并认为“于今的时候，有什么新旧，新的也要爱国，旧的也要爱国，同是爱国就没有不同之处。至于应用的方法，总以合时宜为主，万不能执拗，不可挟持私见。”

可是陈天华对于顶天立地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却是非常轻视的。他认为“一般细民则因迫于饥寒，挺而走险，其举动毫无意识。”他虽然响亮地号召农民放下锄头，工人放下工具，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可是却把赴汤蹈火，不怕牺牲的义和团运动诬蔑为“野蛮排外的方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像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陈天华也深怕人民群众自觉地卷入革命的风暴，会引起社会“秩序”的破坏。他要以“秩序的革命”把人民群众的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框框。他说:“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日期必力促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事情很明显，当群众还没起来的时候，陈天华骂他们“一点知识没有一点学问没有”，像死人一样不知救国。可是群众真的起来救国了，他又害怕起来，说他们是“野蛮”、“无组织”等等。陈天华这种左右非难群众的态度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群众愚昧的，而在民众变革命的时候，却又害怕民众觉悟了。”

特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天华号召穷人要舍命保卫祖国的时候，他却忽视了“穷人”的切身利益——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动员人民群众投入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和要求。

由于陈天华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加之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极端复杂的斗争环境，使陈天华完全陷入了无法自解的痛苦之中。往日奋发向上，蓬蓬勃勃的革命精种再也看不见了，对中国的前途充满着错误和悲观的估计。他认为整个国家“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就这样他一愤投日本大森海湾与世长辞了!

陈天华所以对中国革命前途作出如此错误的估计，完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因而找不到革命力量的结果。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来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毛主席所指示的真理，也正说明了陈天华的归宿。

综上所述，陈天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他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帝国主义采取的手段有“残暴”和“平和”两种。对于被侵略者来说，敌人的“外面和平，内里暗杀”的假仁假义为害尤大。

被侵略的人民必须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只要坚决勇猛，不畏牺牲，应用策略，持之以恒，就能打败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

由于陈天华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所以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和错误的地方;由于害怕人民找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因而悲观失望，对中国革命前途发生了动摇，走上了自己毁灭生命的道路。

陈天华反帝思想的正确部分和错识部分，正好是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综合，无论是前老或后者，对今天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都可以起到某些历史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