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作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宣传家，他的作品在革命者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于1905年即为革命而献身，但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一直是革命宣传的主要书籍。如安徽武备学堂所组织的“同学会”里，“所有宣传品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每册散布皆达万（?）余份”；革命者张难先、胡瑛在湖北陆军组织科学补习所时，两人“散发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革命军等书”；日知会成员为了向士兵传播革命思想，“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而“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所以，笔者以陈天华的民族思想作为个案分析，以便说明大多数普通革命者所接受并认同的民族思想。

　　（一）

20世纪初，几个新的名词开始蔓延开来：“种族”、“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新知识分子们普遍认识到了“民族帝国主义”的危险性，民族意识日益走向自觉和理性。陈天华也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描绘中国面对“民族帝国主义”的危局时说：“诸君勿以此日之灭亡为前日灭亡之比也。前此之灭中国者，其文明不如我，其蕃殖力不如我，故为我所化，而于种族界之膨胀无损焉。今则其非伦也，民族帝国主义渐渐推广，初以我为奴隶，继将以我为牛马，终则等诸草芥，观于澳、美之土人及中国之苗、瑶，可以省也。……故今日中国之亡，岂仅亡国，实亡种也。”陈天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可以说是比较深入的，也是当时先进人士的共识。只不过他在接受新名词时，难免与旧有的概念发生关联，比如“民族”与“种”、“种族”的混淆。所以他说：“为同种人死，虽死犹荣；为异种人戕同种人而死，则万死不足以偿其罪。”而且，在反帝民族主义的启发下，他逐渐把民族主义的视角转向国内，从而把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汉满之间的国内民族矛盾等同起来。在“种族主义”的旗号下，他呼吁反对“帝国主义”，同时要求“驱除满人”而自立，以建立汉族的民主自由的国家。《猛回头》中写道：“那异族（笔者注：指满族）非常凶狠，把汉族当做牺牲，任凭你顺从他，总是难免四万万共入了枉死城。俺同胞，到此地，尚不觉醒，把仇雠，认做父，好不分明!……叫一声我的同胞弟兄!……弃邪归正，共结同盟，驱除外族，复我汉京。”

在民族认同上，陈天华只认同汉族。他说：“十八省的人皆系汉种，我始祖黄帝于五千年前，自西北方面来，战胜了苗族，一统中国。”而“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的人，从前都是汉种的对头，无一刻不提防他。其人皆是野蛮，凶如虎狼，不知礼义，中国称他们为犬羊，受他等之害不少”。所以，满洲入主中国后，汉族就成了“犬羊的奴隶了”。而西方各国入侵以后，汉族则是“奴隶的奴隶”。他曾经编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姓孙的留学生，和美国学生相好。一日美国学生对孙某说道：“我和你虽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孙某惊问道：“这话怎讲?”美国学生道：“你们汉人是满洲的奴隶，满洲又是我们的奴隶，倘是我国的人知道我和做两层奴隶的人结交，我国的人一定不以人齿我了。”孙某听了这话，遂活活气死了。为了摆脱奴隶身份，就要反抗两重的民族压迫。其中一层就是雪满人之仇：“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

为了唤起汉族的“沉迷不醒”，激起他们的“种族大义”，陈天华要读者跟着他“猛回头”，看看汉族历史上所受的“种族压迫”和因无种族思想所遭受的苦难：“……五千年，俺汉人，开基始祖，名黄帝，自西北，一统中央。夏商周，和秦汉，一姓传下，并没有，异种人，来做帝皇。这是我，祖宗们，传留家法，俺子孙，自应该，永远不忘。可惜的，骨肉间，自相残杀，惹进了，外邦人，雪上加霜。到晋朝，那五胡，异常猖獗，无非是，俺同种，引虎进狼。自从此，分南北，神州扰乱，到唐朝，才平定，暂息刀枪。到五季，又是个，外强中弱，俺同胞，遭杀戮，好不心伤!宋太祖，坐中原，无才无德，复燕云，这小事，尚说不遑。难怪他，子孙们，懦弱不振，称臣侄，纳贡品，习以为常。那徽宗，和钦宗，为金捉去，只岳飞，打死仗，敌住虎狼。朱仙镇，杀得金，片甲不返，可恨那，秦桧贼，暗地中伤，自此后，俺汉人，别无健将，任凭他，屠割我，如豕如羊。元鞑子，比金贼，更加凶狠，先灭金，后灭宋，锋不可当。杀汉人，不计数，好比瓜果，有一件，俺说起，就要断肠!攻常州，将人膏，燃做灯亮，这残忍，想一想，好不凄凉!岂非是，异种人，原无恻隐，俺同胞，把仇雠，认做君王。想当日，那金元，人数极少，合计算，数十万，有甚高强!俺汉人，百敌一，都是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接着，陈天华进一步分析了汉族人“种族主义”意识缺失的原因，他认为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得很，人口多得很，大了就不相往来，多了就难于亲热，又不晓得是一个祖宗发出来的，把做别人相看”。恰恰相反的是，“外国地方既小，人口又少，所以最相亲相爱，合数十万人为一个人。……怎么不有胜无败!”

总之，陈天华想说的是，“从前做中国皇帝的，虽然朝代屡易，总是我汉人，总是我黄帝的子孙，只可称之为换朝，算不得灭国。惟有元鞑子灭了中国，后来赖有朱太祖恢复转来了。如今这满洲灭了我中国，难道说我们这些人就不想恢复了吗?”他批评曾国藩“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才使汉族人在道光、同治年间失去了“我们汉人”的“绝好的自立的机会”。

为了发扬汉族的“种族主义”，作者的行动方针是：联合起来，反帝驱满。“依了鄙人的愚见，不如大家合做一个大党，凡是我汉族的人，无论是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不使一个受外族的欺凌，方可对得祖宗住，岂不是大豪杰所做的事吗?”“那满人，到今日，势消力小，全不要，惧怕他，失掉主张。那列强，纵然是，富强无敌，他为客，我为主，也是无妨。只要我，众同胞，认清种族，只要我，众同胞，发现天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古代儒家重“夏夷之辨”，近人讲“种族主义”。从《猛回头》中看，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翻版，而未包含多少新的革命因素。陈天华所呼号的“种族主义”，其中无疑包含以下几种意思：（１）从人种上讲，汉人源于一个祖宗，这与历史上汉族为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历史不符；（２）笼统地认为西方的“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源于“人种”，而没有认识到它背后的深层根源，即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３）将中外矛盾与国内满汉民族矛盾等同起来，这就增加了对满清的仇恨，却迷失了国人的反帝目光。这种“新瓶装陈酒”的做法，也不利于革命者对新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吸收和理解，因而是弊多利少的。虽然，读之让人热血沸腾，恨不能快马加鞭腾空而起，可是战刀挥舞之处，却是内心对未来的迷茫。

　　（二）

在稍后的《警世钟》里，陈天华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虽然他也痛恨满清压迫汉族，但是显然已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他开篇即呼：“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他号召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要“向前去，杀!杀!杀!”不过，他要求人们只在开战时杀洋兵，而非见洋人即杀，在平时则要和平对待外人，“文明排外”。

他开始分辨元朝、清朝“亡国”与现今亡国的不同之处。他说蒙古、满洲的人数少得很，且只有武力胜过汉人。其余一概不如汉人，所以后来武力没有了，“名为他做国主，其实已被汉人所化了，所以中国国虽亡了，中国人种的澎涨力仍旧大得很”。这就把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即帝国主义给析了出来。于是，对于满洲政府的态度，他也缓和了许多：“倘若满洲政府从此励精求治，维新变法，破除满汉的意见，一切奸臣尽行革去，一切忠贤尽行登用，决意和各国舍死一战，我也很愿意把从前的意见丢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抵抗那各国”。可惜的是，满清抱着“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偏见，革命派不得不排满了。

于是，陈天华仍强调汉人要有种族思想，排除满族，建立国家。他说：“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为了分清此处所讲的种族之“姓”与日常的姓氏的区别，陈天华解释说：“平常的姓，都是从一姓分出来的，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你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生。”“汉人若不建设国家，把中国全国恢复转来，这排外的事永没有了期。有甘心做各国的奴隶，不替祖宗报仇的，生不准进祖祠，死不准进祖山，族中有权力的，可以随便将他处死”。“生为汉种人，死为汉种鬼，弄到水尽山穷，终不拜那洋人的下风，这方算是大豪杰，大国民”。此时，陈天华的理想仍是一个驱除了满族的汉族之国。“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汉种万岁!中国万岁!”

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也是工具理性的动用。即为了达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危亡的目的，不得不先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而解决国内问题，首先是建立汉人之政权。这种把反帝与反清斗争分割开来的革命逻辑，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认识。时人认为，民族主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民族，也即民族能够自主。至于民主政治、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更是水到渠成的至容易之事。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还可以在《狮子吼》中得到进一步证明。

　　（三）

1903年后，“种族革命”的风潮已大举。《光复军志》中说：“清命既讫，汉族重光，其谈政治革命者，始亦尝声满天下，一时皆屏迹卷舌，不复敢吐气，独言种族革命者暴称焉。而同盟光复二会最名于世。光复同盟，前后离合不一，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特民生之说殊耳。”

在此大背景下，陈天华也不例外。他在《民报》“小说”栏内连载《狮子吼》，对国内“排满”事件屡有影射。这篇小说对当时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景梅九回忆说：“先生（注：指陈天华）又在报上（注：指《民报》），发表他底中国革命史，和那狮子吼的小说，是一般人最爱读的。”

在小说中，作者梦见黄帝神人救了他的性命后，对他诉说汉族光复的谶语：“吾乃汉人始祖，轩辕黄帝是也。吾子孙不幸为逆胡所制，今逆胡之数已终，光复之日期不远。……今特赐汝还阳，重睹光复盛事。”作者在梦中还看到了“光复五十年纪念会”的会场，大门上的对联是：“相待何年?修种族战史；不图今日，见汉官威仪。”进了大门，看见大戏台两边的对联则是：“扫三百年狼穴，扬九万里狮旗，知费几许男儿血购来，到今日才称快快；翻二十世舞台，光五千秋种界，全从一部黄帝魂演出，愿同胞各自思思!”

戏台上唱的是：“……收拾金瓯还汉胤，重瞻舜日尧天。”“十年茹苦，造就新邦，重开汤武之天，净洗犬羊之窟”。从此，“内修武备，外慎邦交，挫匈奴不道之师，杜回纥无厌之请，金汤永奠，锋镝潜消”。完全是一幅汉族国家的独立兴盛之景，也预设了未来辛亥革命的本质内容。

进了“共和国图书馆”，里有一大册黄绢包裹、约30万言的《光复纪事本末》，“前编是言光复的事，后编是言收复国权完全独立的事”。这充分反映出当时革命者的逻辑是：只要汉族掌握自己的主权，摆脱满族政府而独立了，自然也会夺回被列强侵夺的主权，享有完全独立国的地位，也就是最终摆脱了双重的民族压迫。而最关键的一步，则演变成了汉族从满族手里夺回政权。

这篇《狮子吼》就是《光复纪事本末》的白话版，作者借以映射和预示革命的发展历程：

第一回，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得出“种族竞争”的道理：人既和动物相争得了胜，一群人内又相争竞起来，弱的不敌强的，遂想联合伙伴敌住人家，对于同种的人相亲相爱，对于异种的人相贼相恶，是为种族的竞种。

第二回，追述历史上中国“严禁华夷种族之混，于夷狄入犯中国，必深加痛恶拒绝”。春秋战国时，管仲就因攘夷有功，受到了孔夫子的表扬；所以“戎狄豺狼，不可亲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都应“悬为宝训，全国奉守”。正是因为奉了此“民族主义”，“人人心中都有此四字”，所以尽管当时戎狄猖獗，终不能“大为中国之害”。他评论历史人物说，秦始皇攘斥匈奴（原注：今蒙古）有大功：汉高祖与匈奴和亲是一大污点：汉武帝直扫匈奴巢穴，为千古一大快事；凡是汉族当朝的则是“正统”，凡是少数民族政权则是“夷狄僭主”。对清朝来历，陈天华着重介绍，入关时情景尤重笔墨，摘录了大段的《扬州十日记》，也描写了众多的死节义士。指出清朝统一后，“汉人为满洲的奴了”。

第三回，说浙江舟山岛西南有一个“民权村”，当年未被满洲攻破，于是，兴旺发达，民主文明如西国一般。村中大姓为孙，其始祖临死时嘱咐道：“……你们的祖父，你们的伯叔，你们的兄弟，已死了不少；你们的姑母姊妹，嫁在别村的，为满洲掳去，至今生死不明。这个仇恨，我已不能报了，望你们能报他。你们不能报他，你们的子孙能报他。万一此仇竟不能报，凡此村的人，永世不许应满洲的考，不许做满洲的官，有违了此言的，即非此村的人，不许进我的祠堂。”后来西风渐入，民权村的先进分子出洋留学，回来后把村里风气也开导起来，村子建得如文明国一般。因此，“仇满排外主义，比前越发涨了好多”。陈天华在此处实际上强调的是，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只是“华夷之辨”，更多的是与西方“先进的”民族意识和种族竞争意识有关。

民权村学堂里有个总教习名文明种，在向学生们讲授卢梭的《民约论》及黄黎洲的民主政治思想时，突然话锋一转，说目前中国并不适用。理由是国家不幸为异族所占，如果“施之于明以前的中国，恰为对症下药”，现今要讲的是民族主义，也就是要把国家政权从异族手中“恢复转来”。所以说，革命派坚持的革命更多的是民族或种族革命，而在很大程度并非民主革命，也许是当时众多革命者的共识。

第四、五、六回，写民权村的青年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入内地宣传排满革命，结交豪杰义士。深入内地的青年学生狄必攘，结交并改造会党为“强中会”。会规如下：“……一、除满洲外，凡系始祖黄帝之子孙，不论入会未入会，概视为汉字家，无有殊别。一、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

第七、八回，则写排满革命风潮勃兴中的重要事件，如“拒俄运动”、“《苏报》案”、“沈荩案”等。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综上所述，《狮子吼》基本上反映了陈天华对时局的观察和种族革命的政治思想：对满清的革命，更多的因为他是异族加卖国贼，要反帝，必先驱满洲异族。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也颇有寓意：狄必攘、孙念祖、孙绳祖、孙肖祖、唐必昌、华再兴、贝振……。如果我们的头脑中不存在太多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入为主的成见的话，也许会更加体味到当时革命者心怀“民族”的苦境了。如果我们不把“排满”定格为地主阶级民族思想的落后性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启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其实也是当时革命者不懈的奋斗目标之一。

正是陈天华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他才反对留学生回去参加清政府的招考，并专门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丑哉金邦平》。金邦平，安徽黟县人，留日学生。1905年参加留学生殿试，被赏给进士出身，并授翰林院检讨。陈天华对之十分不满，说金“亦尝受文明教育，粗解民族主义者也”，竟然要于他日“贰臣传中增一席”!问他“何不投入本族之革命军，以共建汉人之政府?”

1905年，陈天华在《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一文中说：“即使他自己改为立宪政体，事事以公道待我们国民，都不可忘了他的仇。”发表在《民报》第一号的《论中国宜改民主政体》一文中，陈天华说：“中国沉沦，奴伏于异种之下者二百数十年。迩来民族主义日昌，苟革彼膻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亦宜莫共和若。何也?朱明为汉驱元，一家天下，满洲从而攘之，以民族之公而行其私，君主专制，政敝而不能久存也。而况虎视鹰瞵，环于四邻者，其为优胜百倍满、蒙，奈何为之敝耶!且以一大民族形成国家，其间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

革命者天真地以为，只要驱逐了异族，本民族想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就能建成民主共和政体。而未认识到民主制度所要求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未认识到在中国专制政治长期存在的国情下，民主制度的建立比驱逐人口较少、军事衰退的满族要艰巨得多。革命者们也做了民主主义的启蒙工作，但民族主义作为头号宣传任务，也是当前的首要的行动任务，自然就占据了民主主义的许多空间。所以，当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时，不得不只着重于民族主义。对此，陈天华作为记者，报道说：“抑吾闻孙君所抱持之主义，实兼民族、平民二主义者也。是日之演说，仅及民族主义，于平民主义则未曾提及。盖人数过多，则程度不一，故有难言之者。且中国所宜急于行者，亦以民族主义为先，此所以特缓平民主义，而急其所先焉，著手之次第应尔也!”但是，他仍然高度赞扬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孙中山，他说：“人固不可失自尊心，然吾崇拜民族主义者也，以崇拜民族主义之故，因而崇拜实行民族主义之孙君，吾岂崇拜孙君哉!仍崇拜吾民族主义也。”

　　（四）

实际上，陈天华并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他在《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一文中，表露心迹曰：“吾侪持博爱平等主义，同时又持民族主义，二者正相为用也。……使吾侪理想之国家而克达也，实行内外平等主义，外国人之居留吾国者，其权利一切皆同。四海一气之言，万国平和之议，其必为吾侪所提倡无疑。故夫民族之说，特限于今日用之，中国大强之后，即非所宜。”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最终摆脱了对满“复仇”的思想，而且又逐渐回转到他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民主政治上。在蹈海前所留的《绝命辞》中，他写道：“近今革命之论，嚣嚣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盖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族者为逆故也。鄙人之于革命如此。”

可见，陈天华主张“排满”是不得已之举。虽然，陈天华并未提出民族平等和“五族共和”，而是汉族“卵育”满族，“多数优等”汉族统治“少数劣等”之满族，并以此为“政治公例”。这种仍体现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情绪的思想，虽然有局限性，但是，他视满洲民族为“同等之国民”，并禁止种族仇杀之事，可谓是高出时人的。所以梁启超读了陈天华的《绝命辞》后，很是赞同，引为同调。

以上所述陈天华民族思想的变迁线索，可以看出当时革命者整体的思想脉络。他们由反帝的民族主义而进为反满的民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的认同中很难避免的认同迷乱。但是，随着认识的进步，以及理性地认识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成，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仍被革命者所认同。虽然，相对于陈天华来说，大多数革命者的这一认识要晚一些。陈天华死后，革命派与保皇派、立宪派就“种族主义”与“排满”问题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辩论。由此更可以看出陈天华民族思想转变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