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1875—1905年），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宇过庭，别号思贡，湖南新化人。二十世纪初年，陈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成为一名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的反帝爱国思想，早已脍炙人口，他的《中国革命史论》，也为时人所推崇。今天，我们分析陈天华的史学思想，对于探讨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的史学，认识史学领域中革命与改良的斗争，总结史学遗产，建立无产阶级史学，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破产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此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他们与改良派划清思想界线，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旗帜，站到斗争的第一线，推动历史的前进。面对着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壮大，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仍然抱住改良路线不放，于是，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即将开展，而这场政治思想的大论战首先又是在史学领域中进行的，挑起这场论战的正是风靡一时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人物之一，在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上，他有披荆斩棘之功。梁启超认为旧史学只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主张建立“新史学”，“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增进公益。但是，这种“新史学”仍然是为改良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两相比较，认为中国革命史有七个“特色”不如人，即所谓“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因革命而外族之势力因之侵入”等等，总而言之是“泰西”能革命，中国不能革命。如能革命，“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以此反对当时蓬勃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面对保皇派的挑战，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应战的就是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陈天华。他于1905年撰述了《中国革命史沦》一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谬论，捍卫了资产阶级革命原则，也从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树立起一面革命的旗帜。

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中，首先探讨了“泰西”历史，即西欧近代史。认为中国历史比不上“泰西”历史，只是近代的事，“秦西革命之有价值，亦日近世纪始然”，这是因为“泰西”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而那些写历史的人，也“以革命为救民之要务，从而鼓舞之，吹唱之，能使百世之下，闻风而起”（本文引文均见《陈天华集》），所以，“历史上之影响决非寻常”，“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这都是革命的结果。可见，陈天华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尽情讴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赞尝资产阶级革命，并指出对待这一历史变革应抱的态度；同样，他也指出在革命潮流面前有一些胆小鬼，惴惴然，往往迟步不前，陷于被动的情况。他说：“当其更新之际，恐怖革命者，度亦如今世之人，惴惴焉谓将蹈历史上复辙”。但是，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药”，只有革命才能诊治如此愚顽之“恐怖症”，历史上“二三仁人志士，苦心组织，卒奏澄清之功，一扫从来之污点，其惊喜乃出于意外，从而讴歌之，笔载之，乃大放光明于历史，后虽有欲非革命者，不敢复开其口”。这是从世界各国历史情况说明那些害“革命恐怖症者”的一般认识规律，目的是针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所为而发。

陈天华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代表人物，对自己的前途、事业充满了价心。他以百倍的信心提出“个日万事皆开一新纪无，不得援旧闻以相难”，颇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慨。

其次，陈天华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批驳了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不如人的谬论。梁启超百般美化西欧历史，认为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而中国只有“上等社会之革命”、“下等社会之革命”，其他就“未有闻也”。陈天华当然也无法区分农民起义与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界线，但是，他把广大农民起义即所谓“下等社会之革命”，提高到“国民革命”的重要地位，这、就比梁启超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陈天华认为，“谓泰西于中古以前，已有平民革命，不过表面名词，实际尚不如中国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间，于平民革命较近之。”陈天华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胜、广发难，未数月而遍及天下，说明革命是出于多数人意见，这种革命“可谓之国民之革命”。

历史的条件不同，情况也就各有差异。陈天华通过中西历史对比研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泰西近世之革命，倒吾以往之革命，而曰中国不如泰西，泰西可革命，中国不可革命”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求其因，正其果，不这样；“惟取消极主义，从事于革命之镇压，拔本塞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针锋相对，陈天华旗帜鲜明地提出“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给革命以极高的评价。当然，陈天华并不理解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这一法则，但是，他已经朦胧地认识到，革命打击了那些“暴君污吏”，使其“不敢以犬马土芥视其民而时懔覆舟之惧”。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革命，这些统治者“无所恐怖”，“其淫威宁有涯耶?”

陈天华作为一名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阶级的局限，使他无法认识革命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草，他只能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所谓“贞观论政”这一类历史现象中去认识革命的作用；但他能认识到革命“能造福于吾民”，革命为社会前进发展开辟了道路。他在谈到“革命”与“平和”（和平发展）时说到，“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尚忍言哉”!

在叙述革命时，陈天华也不像梁启超那样使用那种鱼目混珠、偷梁换柱的手法，把那些什么唐末藩镇割据，西晋八王之乱，明燕王起兵等等这些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包括在内，认为这些都“当别有史，不得混入革命”，而划入“不论”之列，而专论“因于时君之失政，草泽啸聚，英雄崛起，顺覆旧政府者，乃撮录之”。以此为准，陈天华在秦代历史的叙述中，把推翻秦政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均称之为出于多数人意见的“国民革命”。陈天华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以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作为革命的真意，这种认识虽然未触及到所有制变革这一根本问题，但在外观上明确指出了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意义，反映了广大“国民”的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

进化史观，是陈天华史学思想中又一重要方面。他说：“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

进化论是于九世纪资产阶级理论，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首创，它冲破中世纪宗教种学世界观的束缚，发现了生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高度评价。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庸俗化，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弱肉强盒一套殖民理论，为帝国主义殖民掠夺进行辩护，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传入中国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事，严复是系统介绍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也有专篇介绍。陈天华也比较早地接受了这一资产阶级理伦。他们在介绍这一理论时是与中国民族救亡图存联系起来的，在当时仍不失进步意义。

陈天华在《狮子吼》中，以白话小说体裁形式，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说“自有达尔文先生这篇‘进化论’出来，世人便把尊崇古人的谬见丢了，事事都想突过前人。不上百余年，便做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古人所万万不及”。同样，他也介绍了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赫胥黎，并认为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大大的理信”。

陈天华正是根据这种资产阶级理论，建立他的历史进化论的，并以此谈古道今，备述古今亡国之痛，为挽救民族危亡、为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谈到西方的发展变化时说：“你看洋人这么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

陈天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强调了社会历史的变异，并且把视野扩展到国外，特别是西欧的物质文明，这与那种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和西欧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的顽固派的谬论，显然有着天壤之别。陈天华思想可贵之处，还不在于他赞赏西欧的物质文明，而是能够把这种近世物质文明建立在历史进化的观点上，从社会发展上加以考察。

陈天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宣传了历史进化论，表面上看来似乎一致，其实，两者显现了质的差异。梁启超同样介绍过西方，讲了不少今胜于古，历史越变越进步的话，但梁启超基调只主张渐进，主张社会历史一点一滴的改良，不能躐等，不可逾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找口实；陈天华则相反，他突破了过去资产阶级学者对进化论的阐释，而赋予它以革命的意义。他大胆地提出了“革命为进化之一端”的观点，要求以革命促进化，所以他说：“革命者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强调立足于现实，强调创新，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苟无创始者则历史何从有乎”。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陈天华，就最先把历史研究与“近世文明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史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尽管陈天华也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但陈天华是一个贪产阶级革命论者，主张骤变，倡导以革命手段解决问题，“吾因爱平和而爱革命”。他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批判所谓“程度”论时说：“持程度之见者曰，国之治化，其进在群，群之为道，其进以渐，躐等而求之，则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对于这种渐进论者，陈天华认为是“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张说进之人心”，所以“最不可不辨”，必须在进化论上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划清界线。

所以，以革命促进化，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历史进化论的重要特点。陈天华作为一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反映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那种朝气勃勃，面向未来的战斗精神。所以陈天华谈古道令，总离不了“革命”二字。他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也，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

　　（三）

史学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政治服务。陈天华是深知史学的作用的，并把这种作用提到“转移时势”的高度。他在《史论》绪言中提出：“叙述古今之革命……两相比照，为正当之批评，俾世人知法戒之所在。区区之用意，其亦转移时势之一道乎?”所谓“转移时势”，就是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变地主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所谓“转移时势”，就要很好地发挥历史的“法”、“戒”作用，为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

怎样发挥历史的“法”、“戒”作用呢?陈天华认为“从来历史之要义，法、戒各居其书”，应该做到，“历史而良也，因当详述之，以为后人之规则；历史而既不良也，亦当细叙之，以垂后昆之殷鉴”。那么，陈天华是怎样运用历史，起到“法戒”作用，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呢?

首先，以资产阶级民权学说附会历史。

陈天华在反对满洲贵族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时，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孟子“民贵君轻”的学说，以及明末清初顾、黄学之外，主要是从西方寻找理论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欧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特别是卢梭的《民约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介绍这一资产阶级理论时说：“法国出了个大儒，名号卢骚，是天生下来救度普世界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强的志气。及长著了一书，叫做‘民约论’，说是这国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认一个人做国王，替人民办事，这人民就是一国的主人，这国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隶。国王若有负人民的委任，这人民可任意掉换。”

依据资产阶级国家学说，陈天华把封建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比喻为船上舵工与东家、公司中总办与股东的关系。他在《警世钟》中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在《狮子吼》中还说：“照卢骚‘民约论’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才成了国家。比如一个公司，有股东，有总办，有司事；总办有了亏负公司的事情，做司事的要告知股东，另换一个。”当然，陈天华这里所讲的所谓股东（或者称东家），并不是指广大人民，而是“出资本的”人，即资产阶级。总办，司事都要为出资本的东家效力，如果总办有亏负公司的事，股东就有权力撤换它。陈天华这里所讲的公司，实质上就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就是要求以资产阶级议会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以，陈天华极力称誉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总统为“七年一换”，“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议员都从民间公举”等等。

凡此种种，陈天华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历史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即国家学说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当然，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陈天华的认识不可能上升到这一高度，但是，他那种“舵工”与“东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观，比起传统的“朕即国家”、“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论，显然要进步得多!陈天华正是以这种资产阶级国家观，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来附会秦朝的历史，总结秦朝覆亡的历史教训。

陈天华在论述秦始皇及其统一天下时说：“秦政其人者出，以枭悍杰雄之资，乘六世之余烈，执长鞭以御宇内，吞噬六国，大揉大搏，震天撼地，举前圣之精意，屡代之典章，扫荡无余，犹悬河以泻火，犹倒东海以倾大地，虽山川如故，而景物全非，迥如隔世。自羲黄以来，二三千年之旧制，至此结一大局，为一大顿挫，而另开一大生面，为后此二千余年政界之新纪元。”可见，陈天华以历史观点，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统一在革故鼎新中的重大作用，认为秦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虽山川如故，而景物全非，迥如隔世”，充分肯定了秦统一后所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及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无疑，这些远见卓识，具有唯物的因素。

陈天华在总结秦始皇统一中国，变革旧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始皇专制所带来的危害，又体现了陈天华在史论中的辩证法因素。陈天华认为秦朝除了修阿房，筑长城，民疲于奔命外，主要在“始皇之政策首在剥夺人民言论，著述，集会三大自由”，由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改封建为郡县，削地方自治权，销兵器，徙豪富于咸阳等措施，使得“国民为其所束缚驰骤，实无异于牛马之受羁绁”，“足寒伤心，民怨伤国”，能无有群蚁溃堤之日?所以，秦始皇在世时就出现了“博浪之锥”，秦始皇死后不久，“所惨澹经营的天下”，欲留为子孙万世之业就这样瓦解冰消了。可见，陈天华是以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为武器，来揭露和批判秦朝封建专制制度，达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的，这些理论虽无多大的科学价值，对历史事件的阐释，也是牵强附会，但它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变革旧制的强烈愿望。

在具体探讨秦朝覆亡问题时，他批驳了那种认为由于胡亥之“才武”不及始皇，扶苏则有救亡之道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昧于因果关系”。他认为秦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皇之专制，“苦秦久矣”，胡亥只不过是“适食其果”罢了。即使“扶苏而立，度亦不能行大改革以收已失人心；即能而为时已晚，终亦无济。”陈天华在这里把秦的复灭不单纯归结于秦始皇一个人，也不计较某一个人的仁孺暴虐，而归结于秦朝的高压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所以，他说：“专制之为祸烈矣，始以杀人，终以自杀”。秦朝如此，自然，作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也就该寿终正寝了。

君权是专制制度的核心。陈天华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对君权之弊作了进一步揭露、批判。他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后，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彼自以为功兼三皇，德并五帝，改号皇帝，示古今无与为俦。”把皇（君）权抬到至高无上地位，“民之视君，如虎狼之不可近，积威之渐，命令所至，无敢违抗”。所以，秦始皇一死，赵高、李斯之流就利用了秦始皇自己所树立的君权，先后杀掉扶苏、蒙恬，及“诸公子公主”，这是历史的教训。

君权为害至烈，害人害己，所以人们必须破除对君权的迷信，不要被“那君臣大义的耶说所误”。要知道，国家是“公共的产业，断断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产业”，“皇帝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当然，陈天华在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皇帝”，或者是“君”，但这种“皇帝”或“君”，已经不是万世主宰，只不过是“国民”的“公奴隶”罢了。

其次，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褒贬历史人物。

陈天华说：“吾侪博爱平等主义，同时又持民族主义，二者正相为用”。可见，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褒贬历史人物，是陈天华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贯彻史学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重要方面。

二十世纪初，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破产、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实现进一步的勾结，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所以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大声疾呼地唤醒国人，他说：“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中国虽未瓜分，其实已经瓜分数十年了。”

帝国主义和清王朝都是一丘之貉，要反帝就必须首先反对满族贵族专制统治。这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为了实现反清革命，陈天华曾以大量篇幅论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从资产阶级民族观出发，贬斥奸佞表彰忠贤，提倡民族气节。

在《狮子吼》中有“大中华沉沦异种，外风潮激醒睡狮”专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概述了古今中国历史发展的大略，表彰了许多在民族中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毁家抒难的文臣武将，也无情地鞭挞了那些贪生怕死，投降变节的民族败类。如表彰岳飞，贬斥秦桧；表彰文天祥，贬斥张弘范……。对于曾经帮助清政府，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大刽子手曾国藩，陈天华也痛加贬斥。他说：当道光同治年间，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肠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曾国藩只晓得替满洲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

当然，陈天华并不是同情农民起义，他虽然批判了曾国藩“打灭”了太平军，但是，他主要的还是从资产阶级民族观出发，反对满洲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而且，陈天华已经朦胧地把满族贵族与满族人民区分开来，所以，这种反满思想更具积极意义。

陈天华在运用历史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时候，特别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一段历史，喊出了“中国一千三百余州县，那一城不是扬州”！从而揭露了满洲贵族所采取的民族压迫政策，为反清革命大造舆论。

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往往以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自居，举起民族革命的旗帜，虽然陈天华也不可能科学地解释民族问题，但是，他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史学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

综上所述，陈天华在二十世纪初期，也即是在革命与改良大论战的前夕，首先从史学领域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批判，显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朝气勃勃的精神，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的一面旗帜，推动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但是，陈天华的史学，也存在许多严重的弱点，陈天华反对英雄革命，认为英雄革命是一专制去，一专制来；然而，陈天华仍然陷入英雄史观窠臼。他鼓吹英雄创造时势，宣扬像卢梭、华盛顿这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天华主张所谓“国民革命”，决不是指人民大众，而是所谓“中等社会”，即中产阶级，相反，陈天华对广大人民群众取鄙视态度，甚至害怕人民群众起来，会打破，扰乱资产阶级的美梦，所以他说：“中国今日而革命也，万不可蹈刘项之复辙，而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日期必力促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可见，陈天华对待人民群众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阶级偏见，表明陈天华史学不可能摆脱历史唯心主义。尽管如此，陈天华的史学思想仍不失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