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为官从政期间，对人才问题尤为重视，他把培养人才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举措，他首倡西学，融合中西文化，引进西方科技人才。尤其重视人才的文化素质及个性品质的培养，从而为清廷招揽了大批实用人才，暂且延缓了清王朝濒临灭亡的命运，出现了转瞬即逝的“同治中兴”。曾国藩的人才观在实践中自成体系，其中不乏研究的价值。

一、得其本源者方能善其事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战争威胁加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内部矛盾斗争多元交织的历史时期。在这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下，曾国藩（1811—1872）一方面用中国儒家传统精神积极应对西方近代科技，实施新的人才方略，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选派幼童出国学习军政、步算、制造诸学科。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封建统治，为其治国平天下、实现大同的人生追求，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咸丰皇帝曾对群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此巨大功勋”。这种评价道出了中国旧文人的悲剧性命运。其一，曾国藩为之奋斗，极力维护的却是封建腐朽的清王朝，他的功名大厦也建立在即将崩溃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上，他的作为不仅不能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反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机制。其二，他以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为主导的心理素质和对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实践，突出表现出的倔强、坚忍、拙诚的个性品质，以及群体合作精神，又有可取之处，曾国藩之所以成为近代最有争议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早在1917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唯学如基础，今人于学，故基础本源，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秀全）、杨（秀清）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的根底就是毛泽东所指的本源，即“倡学”。据《清史稿本传》中记载“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是格众，其治军行政，名求蹈实。”可见，后人对曾国藩的推崇备至，其重点就是他深得其源，毛泽东独服曾文正就是服他的学问。曾国藩一生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写作，即使战乱频频也未曾间断，故倡言“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其实他的学养还是在进京后的十几年里收获较大。他穷尽古书，研究义理、考据、经济和辞章，师从著名的理学家唐镜海、倭艮峰前辈，并仿照倭前辈的做法将每天的一念一事抄写下来，作为修身之法，持之以恒。此间他学有方向，迷有点津。如吴竹如对一事一物都寻求其规律，窦兰泉对一言一事都务求其精到，吴子序、邵蕙西谈经无不深思明辨，何子贞谈字，说到精妙处，无不契合。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激励启发着曾国藩在理学上的深思。由于书读的宽泛方觉书味深，而得其源。为他以后成大业奠定了基础。道光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在京身体平安。近因体气日强，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若有耽搁，则止看一半。”后来李鸿章回忆说：“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愈）、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极深，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终生信奉的思想原则，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是他人生的价值取向，正是他善于积学、厚学，不泥古，敢于求新，凭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在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具有独到之处。在当时可谓慧眼识才，看得准，识得透。他所荐举的人才“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称其为：“知人之鉴，并世无论”。

二、科举制度误人终身

曾国藩以自身的科举体验，认识到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危害，那些“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咀嚼诗文数篇为能事的封建文人已明显落伍于时代。”文人学士“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人才奇缺的晚清，面对西方科技带来的以亡国亡种为代价的具大挑战，饱读诗书者多如牛毛，军事、外交人才凤毛麟角，使国人饱尝了科举制度酿下的苦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科举制度成为网罗人才的手段，致使两千多年以来未能走出封建社会自我循环的怪圈。曾国藩深感到：由于八股考试用的是固定程式，难免“关节顶替”、抄袭他人之作，科举制度助长了剽窃之风，败坏了文风，后患无穷。这些人一旦考中，也只能是一个昏庸无能的贪官。其实早在进京做官时他就对科举制度厌恶至极，认为出仕之前“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任阅卷大臣时，“天天埋头于考题试卷。学业却得不到精进，缺乏真才实学，没有真知灼见，必然因科举误终身，到那时，悔之晚矣。”清末，整个社会濒临鱼烂河溃不可救的困境，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已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曾国藩认为，“兴我大清当务之急是人才”，显然，曾国藩涤旧应新、师古而不泥古的思想使他后来的人才观的变革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成为必然。

三、人才是强国之本

2000多年前齐桓公曾悟出“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网罗人才80余人，以辅佐自己的事业。而两千年后的曾国藩也深信“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建立了自己的幕府，使一度衰微的中国幕府制度再度复兴。这时曾国藩培养的人才不再限于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理，而逐渐扩展到军事、经济、外交、科技、教育诸多人才的培养，曾国藩渴望得到国家急需人才，应出于他从政的需要，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一旦将其价值取向定位于社会政治舞台，实际上也就将自身的人生意义定位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不难看出曾国藩的人才观的立场是为挽救清廷的衰败，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但他培养人才的观点、方法，可以令后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败坏又是由人才的缺乏造成的。咸丰元年（1851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源何尝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军起义后，曾国藩认为“细察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涤胃，断无挽回之理。”曾国藩的人才救国思想以及他的人才实践活动，使他从封建官僚阶层中脱颖而出。

四、借才夷域与夷域培才观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前面提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崇尚“义理”鄙视“技艺”的思想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一个极为有害的价值观，致使在国门受到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威胁的紧要关头，封建顽固派仍在指斥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不值一学”。又以“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抵制中国科技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由于公开蔑视科学技术，惟儒学、道学的“治国平天下”被士层阶级重视，以伦理为中心的书籍举目皆是，古代科技只停留在技艺工巧的繁荣发达，终未能形成有关科学技术系统理论。教育的落后陈腐导致近代科技无源可寻，使中国近代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其结果不仅国不能治，天下也不得太平。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日，中国传统人才观的弊端日趋突出，魏源（1794-1857）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由于当时仅局限于军工技术的学习，魏源的改革思想始终未跨出封建主义的门槛。可以说比曾国藩大17岁的魏源的改革思想对后来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冲破了传统的“天下即中国”、“华夏中心观”的思想，成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但真正实践西学思想应从曾国藩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洋务派主张“义理为本，洋务为用”的思想，在关于留学生出国应办事宜中规定：“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作为中学内容。曾国藩这种中西兼容的人才观，的确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的生机，开了风气之先。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曾国藩主张儒家思想与西学的结合，并付诸于实践，虽然这种以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为了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但事实上引发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热潮，他不求近效人才观的尝识、中学为体、学为用的双轨制的确立，标志着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分化。1872年，曾国藩在关于《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中认为：“设立学校和派出留学生两项措施可以收远大之效也”，同时李鸿章还认为：“此率为造就人才，度图自强之至计，关系甚大。”并拟定以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作为留学内容，曾国藩承魏源的思想并付诸于实践，成为洋务运动的首创者。自此，在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在1872-1875年间先后派出留学生100余人，赴美学习，1877-1896年间先后派出四批学生和艺徒前往欧洲学习轮船驾驶和制造，其中包含去英国皇家学院攻读化学和政法的部分学生。由曾国藩亲自培养的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1877年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的严复（1853-1921）十分赞赏，说：“出使英国的重任只有严复这样的人才能做。”五年的学习使他与封建士子迥然不同。

2、借才夷域。在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的同时，曾国藩在军事方面聘用了许多洋教习，以便水勇学习。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后，为学习西方科技，“先后订请英国伟列亚力，美国传兰雅、玛高温三人，专择有裨造之书，详细翻出。”翻译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促进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热潮，开了风气之先河，为近代的翻译事业、我国教育新体制的创立影响极大。

据不完全统计，洋务派于1872-1896年间，派往美、英、法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自然科学的幼童达200余人，其中，由容闳率领的首批30余名赴美学习的幼童，回国后，有近20人成为各方骨干，如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康国安、蔡绍基，最为突出的应为我国最早的工程师詹天佑。曾国藩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自强活动，使他超越前人的人才观得以体现。

五、人才砥砺，名求蹈实

1、倔强以励志，正以己为先。曾国藩说：“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不可”这就是说能战胜自己者才可谓真强，他时常强调倔强不可无，“倔强以励志”，对自己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到今才智超凡的圣贤人士，上自文王、周公旦、孔孟，下到清朝的顾炎武、秦蕙田、姚鼎、王念等名儒崇拜至极，取33人画像以师长之礼事之。善于不断反省自己，他改号涤生说明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严师。曾国藩之所以能造就大批精英人才，就在于他自律严格，有战胜自我的精神。故梁启超在论及曾国藩成功之由时，有其独凭“毅力”取胜之说。曾国藩对人才的心理素质及个性品格的塑造十分重视，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曾国藩所追求的“强”字正是他以义理为先、以立志为本的思想体现，可见，他既是一个传统民族精神的倡导者又是一个实践者，他执着于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正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2、讲求实效的人才观。曾国藩非常重视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他把实用知识概括为四项内容供弟子学习。他在《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已。”曾国藩本着务实的思想，根据实际需要内容多有变动，他的幕府既是一个事务所又是一个人才研修学校，以“试之一文，考之一事”网络人才，注重人才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3、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从人的品性方面，曾国藩崇尚忠诚，他所取得的功绩证明，他终生都在忠守一个“诚”字。他说：“乱世多伪巧，惟忠者可革其习。”李鸿章在回忆录里写到每次见到曾国藩，师长总是少不了反复叮咛，听到李鸿章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们打痞子腔，即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曾国藩不语，最后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为好，诚能感动一切人和事，洋人也是同样……。”一番教导，李鸿章为之悚然，立即修改了自己的虚浮之气，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果然收效很大。”

4、注重精神濡染，塑造群体风气。精神是人能够自立的支撑，曾国藩深知铸造精神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他的知识与学养就是一个鲜活的示范。他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为速使风气转变，他穷究古人对读书思辨，道德修养的论著，请教良师益友，当时的友人如吴竹如、窦兰泉、马树堂、吴之序、邵蕙西、何子贞等对曾国藩在理学上的启发极深，他以正人先正己做起，他与幕僚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反复教诲，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已受其熏陶，以互相砥砺来塑群体风气。并撰写了计120余万条的家训，对众多幕僚影响极大，尤其是对跟随曾国藩多年的彭玉麟影响至深，日后他不仅大段地引用曾国藩的话语来教训子弟，而且将其落实到治理家风上。曾国藩时常勉励学人士子为转移风气做贡献，认为：“社会风气无常定之格”“，随人事而变迁”。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再由他们传承、弘扬，以正社会风气。为此，他曾专折奏调钱鼎铭、陈鼐、游智开等20余人到直隶，“以其劬劳之素，稍变此间逸惰之习”。总之，曾国藩的人才思想的确立，在人才危机之时造就了一代实力雄厚的人才群体，并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了一定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