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是清代古文巨匠，桐城派的开山三祖之一。曾国藩则是继姚氏之后又一古文大家，他对姚鼐的学术主张和古文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古文理论，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他和梅曾亮一起，被后人视为桐城派的中兴功臣。清末学者王先谦就曾表达了对这三人的景仰，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学者将欲杜歧趋尊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本文对曾国藩改造姚氏学术主张，创新古文理论的活动历程作一探讨。

一、姚鼐的学术主张及其古文理论的建构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他学宗程、朱，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典湖南乡试途中，曾写下《诣岳麓书院有述》等诗，表达了他对程、朱的仰慕和对理学遭斥而衰落的慨叹，抒发了他因“夙秉宋贤说”而“志不就”、“渺无群”的孤愤。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馆开，他以大臣荐征为纂修官，因与戴震等汉学家的学术分歧，他在三十九年秋突然乞病告退，并于次年南旋。

由于势孤力弱，姚鼐在与汉学家的争斗中落败，遂萌生了另立宗派的想法。南归之后，他将治学重心放到了早岁溺爱的辞章之学上。在扬州、安庆、江宁等地主讲书院的40年中，他致力于构拟文统、创立理论、选编古文范本、培养后学等工作，终于创建了桐城派。

虽然汉、宋学者都将学术分为义理、文章、考据三门，但偏好喜恶各不相同。在汉学鼎盛的乾、嘉时期，汉学家专注考据，排斥理学，更轻视古文学。姚鼐在《复秦小岘书》中说：“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述庵文钞序》进一步指出了三者的密切关系：“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这表明，他希望通过主张三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使彼此不再互相轻视和排斥。

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说：“本朝纠正汉学者，姚姬传氏最为平允。其时掊击宋儒之风过甚，故姚氏非之。”其实，姚鼐内心独赞程、朱理学，比较藐视汉学。他在《赠钱献之序》中指责汉学家“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复蒋松如》中说：“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先生胸中，似犹有汉学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决去之者。”由此可见汉学、宋学在他心里的轻重。《再复简斋书》中更是称“程、朱犹吾父师也”，并对汉学家戴震等人进行了诅咒：“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姚鼐建构古文理论，首要就是恢复文章的学术地位。其《答翁学士书》说：“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显然，他将诗文置于与“道”等同的学术地位。其次，他对文章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认为“文章之原”、“文章之美”，都来自于对客观自然的真实反映。《海愚诗钞序》说：“吾尝以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这实际上明确了文学的自身特性。同时，他还探索和揭示了文章的写作规律。《古文辞类纂序目》说：“所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并指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也就是说，文章要写得有精神，有道理，有气势，有韵味，必须通过适当的布局，严密的文律绘声绘色的辞句，才能表达出来。作文方法，他主张模仿前人文章，最终褪尽模拟痕迹。他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寻而得其迹也。”

另外，他在《复鲁絜非书》等文中精辟阐述了文学的“阳刚”、“阴柔”风格，在《答翁学士书》等文中论述了“意”、“气”说，等等。已有研究者做过详细总结，故此不赘述。

二、曾国藩对姚鼐学术主张的改造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是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在晚清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早年在家乡就以诗文驰名，中式后在京与唐鉴、倭仁等考德问业，受唐氏影响最大。曾氏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

至唐镜海先生处，向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其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以下简称《日记》）

唐鉴宗程、朱理学，对考据、文章之学不甚措意。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致澄温沅季诸弟》中也说：“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省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

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始读《说文解字注》，并与汉阳刘传莹论学。刘氏精通汉学，对汉学、宋学的弊病都进行了抨击，曾氏由此熟知汉学、宋学短长。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与姚氏高足梅曾亮交往，学术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重视训诂考据之学。他对刘蓉说：

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诗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梅郎中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为要务。（《书札》卷一《答刘孟容》）家书中也说：“欲读周秦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家训》卷上）之后，曾国藩采用姚氏的学术分类，增加了“经济”一门，并分别与“孔门”各科相对应。他在咸丰元年（1851）七月的日记中写道：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日记》卷上）

对于四者的关系，他认为“以义理之学为先”，“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杂著》卷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表面上看，曾氏的学术主张与姚鼐相同，仅仅在姚氏分类基础上增加“经济”一门。但是，他对三门学术彼此关系的认识，与姚鼐还是有所不同的。《欧阳生文集序》又说：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文集》卷三）

“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实际上是曾国藩自己学术主张的阐发。

道、咸之交，理学复兴，有些学者颇为厌弃汉学，甚至将社会危机和动乱归咎于汉学。曾国藩反驳说：“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文集》卷三《孙芝房侍讲刍论序》）［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说：“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公起而亟正之。”可见，同为纠正时弊，姚鼐意在救汉学弊病，且有排汉学倾向。曾国藩在坚持“义理之学为先”的前提下，注重采汉学之长，以训诂考据作为义理、经济之学的手段，补后者之不足。

曾国藩的学术主张，也影响到他的古文理论。比较姚、曾二人的古文选本可以看出，姚氏《古文辞类纂》只录历代文辞，不及经传；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则“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采辑史传稍多。”（《文集》卷三《经史百家杂钞题语》）其典志、序跋类更是收有许多有裨实用的经世之文。这表明，曾国藩的辞章之学又回到了表现义理的传统套路。不过，他主张把训诂考据和文章结合起来，由此开辟了一条与姚鼐不同的古文之路。

三、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的古文学受姚鼐影响最大，其《圣哲画象记》说：“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文集》卷三）他谈论文章风格，以自己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所分十一类为例，指出哪些类文章适宜阳刚，哪些类适宜阴柔，都是承袭并发挥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日记》卷下“文艺”）他在《家书》、《杂著》中谈到了“意”与“气”、“文运”与“世运”关系等问题，也多是承姚氏遗绪而发。他在姚鼐古文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独辟“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写作门径曾国藩认为作文须先读古书，但唯有“精研古人文字、声音之本”，才能开悟“古人之故训大义”，改正“后人承讹袭误之习”，才能领悟古人文章的“声调铿锵”和用字的“典雅精当”。他在咸丰十年（1860）的家书中说：

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诸儒，始通小学，段懋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家训》卷上）

因此，曾国藩在挑选名家古文作为自己取法的对象时，“精于小学训诂”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标准。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四日家书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家训》卷上）

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四家书中又对儿子纪泽说：

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之门径，欣慰无已。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通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久事戎行，斯愿莫遂……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家训》卷上）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不仅是曾氏对儿子为文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学习古文之道的独特体会。

姚鼐认为考据和文章很难统一，《谢蕴山诗集序》说：“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曾国藩却通过“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开创了文章写作的新门径。

（二）对文章写作技巧的全面总结

姚鼐很少谈论具体的古文写作方法，对自己八字文论中的“律”，甚至有时持否定态度。《答翁学士书》说：“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实际上是认为文无定法。曾国藩也承认“古文之初，无所谓法也”，“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文集》卷四《湖南文徵序》）但他重视对古文写作技巧的探索，对文章的主题、谋篇、分段、造句、选词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提炼出了一整套写作方法与技巧。如他在《笔记二十七则》中说：

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脐），肩高于顶，五管（官）在上，两髀为肋，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如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乃始成章矣。（《杂著》卷二）

他以生动的比喻，清楚地阐明了每篇文章的主题只能有一个，结构要匀称得当，要有画龙点睛之笔等内容。

此外，他在《日记》中详细论述了文章的布局谋篇、段落的起承转合等问题。在《鸣原堂论文》、《送周荇农南归序》等文中，提出选词用字要奇偶互用、骈散并重，等等。

总之，曾国藩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襟，对宋学、汉学兼收并蓄，“一守宋儒，不废汉学”（《书札》卷二十《复颍州府夏教授》。同时，他积极探索古文自身的特殊规律，将“文道俱至”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他自己所说：“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争。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书札》卷一《致刘孟容》）他在姚鼐学术主张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为古文发展开辟一条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