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成就了其所谓“立言、立功、立德三并不朽”的“功业”，后人多从他善于读书、修身、治军、行政、用人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等方面，探讨他成功的原因。其实，曾国藩心理素质及个性品格也为他提供了不小的成功因素。这点，前人多已提及，但并未进行系统的探讨。实际上，认真探究曾氏的个性品格及特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一、从梁启超的评价说起

近代以来，著名的名人学者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奉为圭臬的不乏其人，而梁启超的评论最具独到的创见。梁氏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说的是曾氏善于立志，能持之以恒。

在著名的《新民说》中，梁氏则完全以曾国藩为榜样而立论，他说：“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系统地概述了曾氏的秉性与品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说·论毅力》一节中，梁氏更把曾氏的成功之因归之为“毅力”。梁启超说：“人不可无希望，然希望常与失望相倚。至于失望，而人心盖死矣。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足恃。”进而总结说，曾国藩“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客观地说，梁启超评说曾国藩的观点并非公正持论、一分为二之言，但他一再强调曾氏的秉性与毅力，实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用意，不能不引人深思。

二、曾国藩个性品格的内容

曾国藩由一个生长在偏远山村，出生于中小地主之家的普通书生，上升为一个道咸之交颇有清望的理学家和二品大员，又由一个文官转变为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总统帅，其中艰难困厄，死生沉浮，时势变迁，必定孕育了曾氏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练和强悍坚忍的个性品格作为其心理的支撑点。下面，就曾氏的个性品格，简略作些介绍。

从智力方面来说，前人多以为曾氏才智“最称钝拙”（梁启超语），“才质并不能算是聪秀”，“老实点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拙钝的学者，不但在他的日记家书中间，常常发现他自己说他是天性鲁钝；就纵或他自己不说吧，我们只是看他修已治人齐家读书诸事，几无一处不见得他鲁钝或拘拙。”曾国藩确非天资英纵之人，这多少和遗传有关，但他却有极强的自知之明，他“自知鲁钝，崇尚笃实，卒因勤学好问，困知勉行，日臻于高明之域”。就是说，曾国藩智力虽不是绝顶聪明，但也非低能者可比。他的普通之处在于爱在平实处用功，他的过人之处也在于爱在平实处用功，喜下笨功夫。“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是曾国藩留下的最有意义的名言。

从意志方面来说，曾国藩个性非常的倔强。这既有遗传基因的作用，也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就是一个极其倔强的人。由于他本人“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因而对子弟教督甚严。他教育其长子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曾国藩曾称颂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人生大耻，曾氏本人也正是在祖父“要刚强”的启发下悟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道理的。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生在科场上很不得意，但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也变得十分倔强。其倔强性格一方面表现在科考方面，他一连科考16次不气馁、不松劲，直至第17次才摘掉童生的帽子，考上秀才；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教子方面，由于他自己“不获大施”，“则发愤教督诸子”，使尽了各种办法。曾国藩的母亲江氏，也是一个生性倔强的女人，曾氏曾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后，他倔强的秉性有了充分的发展，他在内受清王朝的猜忌、打击和官僚们的嫉恨唾骂，外受太平军的多次重创的情况下，在每次受挫受辱之后，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为咬牙励志之决，以“屡北屡战”为倔强蓄气之法。就连痛诋他的范文澜也承认，曾氏“自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方面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谪，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无怪乎许多人把曾氏的成功归之于他的个性倔强与意志坚定，曾氏自己因此也曾打算著一本《挺经》，以自言其刚，试图给后继者密传心法了。

从品性方面说，曾国藩崇尚忠诚。他经常鼓吹一个“诚”字。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诚是什么？他说，“诚”就是“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就是对朝廷要忠，做人要厚实，“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凡浮滑之辈，曾氏概不录用；对手下人的不诚行为也决不姑息。他十分注意以自身的行为倡导“诚德”，认为“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例如教训李鸿章：“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诚字而已。”李鸿章为之悚然，立即改正了自己的虚浮之气，最终成为有名的晚清重臣之一。当然，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曾氏带兵以后，也常常用运一些机权巧诈之术，这与其所倡导的忠诚是大相违背的，表现了其虚伪狡诈的一面。尤其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手段残忍，毫不留情，更暴露了其性格中凶残冷酷的成份。这虽因时势所迫，但因此得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留下千古骂名，并不冤枉。

三、曾国藩个性品格的突出特点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能耐得住失败，屡踣屡起，屡北屡战，终于凶残地镇压了农民起义。从其个性因素来看，有下面几个突出特点值得探讨。

（一）崇尚“倔强”，战胜自我

曾氏认为，一个人要办成几件大事，而且事事都要有成就，就必须要具有“倔强之气”。因为人的“功业文章，皆须有‘倔强’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可见，具有倔强之气，对人生事业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倔强”、“强毅”之“强”主要是用以战胜自己的。曾氏说：“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怒，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还说：“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也就是说，曾氏的“倔强”主要是对己而不是对人，是自胜而不在胜人。因为能战胜自己者才是真强、真硬、最难能可贵。所以他反复叮咛：“倔强”二字断不少，必须存“倔强以励志”。“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还总结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这“志”就是倔强励志，气就是倔强，强毅之气。

为了做到“倔强”自胜，曾国藩非常注重实践，把“倔强”二字贯穿在他的各项活动中。首先是存倔强以自励，就是“倔强励志”，在实践中严格要求自己，强迫自己，强勉自己去接受陶冶磨炼，增长智识才干。曾氏说：“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还进一步引经据典说：“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准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就是说，只要时刻去强制自己，战胜自己，立坚卓不拔之志，持之以恒，就可以不断取得成就，不断获得成功。其次，存“倔强”以自警。曾氏认为“男儿要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而倔强的反面就是柔靡，柔靡的人就是那种毫无生气、毫无血性、毫无进取心的人和不能够战胜自身懦弱玩惰的人。曾氏最瞧不起这种人，所以常以“懦弱无刚”四字为人生大耻，用以自警，也教人以这四字为大耻。再次，存倔强以自明。曾氏认为倔强自胜很重要，但也一定要懂得“凡事以明强为本”；一个人要能完成肩负的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即聪明、明白、强即倔强、强毅。只强不明有时会走向蛮干的极端。只有“明”与“强”结合，才不会去蛮干。因此，凡事以明强为本，“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同时，他还反复告诫自家兄弟，既要懂得“明强”二字断不可少，还要明白“强”字须从“明”字做出。只有这样，既不会专尚强劲，不少敛抑；也不会遇到难处就退缩和屈服。由此可见，曾氏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倔强自胜之道是很完备的，这也是其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精神法宝。

（二）追求“坚忍”，战胜对手

在同太平天国的恶战中，曾国藩最强调“坚忍”二字，时时追求“坚忍”，事事力行“坚忍”，尤其在遭到太平军的打击重创，遭受权贵、同僚的忌恨唾骂时，更是如此。他曾经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信中还告诫其弟曾国荃说：“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不久，他又一次给连吃两次大败仗的曾国荃写了一份信安慰他：“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只要不灰心，咬牙蓄志，坚忍维持，一定能转败为胜。曾国荃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曾氏推行“坚忍”的内容很丰富，有“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不屈不挠”等等。曾氏对此一一谈到了自己实践后的体会和看法。说到“坚忍维持”，他说：“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我们坚忍维持，果真“而后再振”；“咸丰十年，余任两江总督不久，太平军大举进攻，苏州、常熟、徽州面临失陷的危机，有人劝我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我说：‘吾丢此寸步无死所’，”我们坚忍维持，果真“度过了难关。”说到“坚忍力争”，他说：“安庆合围之际，祁门告急，黄德靡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我们坚忍力争，果真“而后有济”。说到“坚忍支撑”，他说：“同治元年攻金陵，全军瘟疫，死亡枕藉，为时四十余日，维持殊属不易”，我们坚忍支撑，果真“大功告成”；“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春）、张（国梁）之复辙”，我们坚忍支撑，果真“以地道成功”。说到“坚忍不懈”，他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说到“不屈不挠”，曾国藩在许多地方谈过自己的体会。总之，他不仅是个不折不扣的理学家，同时本身就有不屈不挠的个性。因此，“坚忍”就成了他对付太平天国的心理法宝。

（三）厉行“拙诚”，默头苦干

“拙诚”是曾国藩品行的核心内容，“拙”以接物，“诚”以待人。他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认为，湘军之所以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主要依恃的是“拙诚”二字。所谓：“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在曾氏看来，在一个虚伪浮滑的世界里，惟有守“拙”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有至“诚”的品性才能收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注定是要失败的。“拙”是实实在在，不浮华，不取巧，“诚”是认真恳切，不虚伪，不欺骗。“拙诚”就是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多做实际工作，少作口头渲染。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全部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氏最瞧不起的人。他选的湘军将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胜利也基于此，其实这就是拙诚二字的实效。湘军用士兵，也取“朴实少心窍”的山民。由于曾氏注重崇拙抑巧，湘军从士兵到将官都用质朴拙实之人，因而养成了不同于八旗绿营的纯正朴实的作风，湘军从根本上摒弃了清军固有的行伍恶习，以善“扎硬寨，打死仗”著称。在战术上也以“稳扎稳打”，拙实勤奋著称。曾氏靠“拙诚”使湘系官僚集团克服了晚清官场疲恭泄沓、敷衍颟顸的通弊，故有“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之誉。由此看来，“拙诚”实干不仅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好作风。即使是“曾剃头”这样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学之以镇压农民起义，也让痛诋他的后人(如章太炎)，仍不免觉得“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应该说，从曾氏的行事来看，他对“湘系人物或亲近湘系的人物，基本上能讲诚讲信，对非湘系的官僚或其他政治集团，一般来说只有踢脚。”对农民起义则抱定“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的立场，野蛮屠戮，甚至不惜实行“三光”政策，表现得异常阴柔狡狠。

总之，由于受险恶的生存环境，复杂的人生道路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修磨，曾氏的个性品格呈现出多元、多重甚至矛盾的表征，这毫不奇怪。因此，对于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一直是褒贬异词，大毁大誉。誉者奉为“完人”、“圣相”，毁者斥为“元凶”、“民贼”，成为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对他的个性品格，自然也有批判与争议，有人将他斥为“伪善”、“伪君子”，并举了不少事例佐证。例如，他讲求明强却三次欲图自杀，他自言拙浑却不惜直谏议事，所谓坚忍却常因怄气思退，讲求敬恕却又杀人如麻，毫不手软，他恪守道学却又托词纳妾。这些应该说都反映了曾国藩虚伪、阴暗、凶恨、孱弱的另一面，也恰因此构成了曾氏性格有血有肉的多元性。今天，我们客观公正地批判、研究他的个性品格及其构成，不仅可以开拓曾国藩研究的新视野，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社会复杂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