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功利主义在重义轻利的儒家道义论占据领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其地位和影响远不如道义论，但是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功利主义都是以进步阶级的思想体系出现的，它总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中国古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具有这样的基本特点：他们都非常注意物质生产，注重生产实践，强调事功；致力于“救国爱民”的实践活动，将“利人”、“利天下”作为价值取向。曾国藩继承了这样的功利主义思想。他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人生取向，把修身律己与救世济民看作两大并行不悖的人生目标，把有利于当时的中央政府清政府看作是最高宗旨，大力提倡富国强民。他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实质是要求在本身修养的基础上，适应当时社会的巨变，不断调整自己，及时作出恰当有效的反映，以拯救危局，建功于当代。他的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按照儒家学者们公认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道路来看，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曾国藩修身以时局为转移，杂糅各家学说所长以适应社会实践

修身是古代知识分子入世的第一步，是他们实现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的重要保障，是其他各方面的根本和前提。曾国藩严格律己，备受后人的称赞。但我们也要看到他的修身之道，因他所处的时代和所属的阶级，决定他的修身思想和行为所反映和维护的，不能不主要是他个人、家庭的私利，尤其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难得的是曾国藩在把握时事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关系时，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他的修身之道，体现出了深刻的功利性原则。

众所周知，曾国藩一生所学凡三变，欧阳兆熊对此有极精辟的总结：“在京官时，依程朱为归依，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度情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曾国藩一生克己修身，年轻时师从唐静海老先生学儒学。回乡守制后，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出面训练湘勇。但因为他是以京官身份而办理地方事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矛盾。刚开始和绿营交涉时，他还是遵循儒家入世的思想，纯刚无柔，虽然表面上占到上风，同时也得罪了绿营及周边的同僚，弄到四面楚歌的程度。后经欧阳兆熊等人建议，效法“黄老”无为之道，外用孔孟杂以老庄，处世刚柔相济，最终取得了平定太平天国这一“巨功”，成为一代名相。

纵观曾国藩一生，28岁中进士，为官30余年，大半生都是在风波险恶的官场度过，封建官场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是无可消除的痼疾，少不了因时应变的机权作用，修身不可能按照某一学理规范或方式进行，难免带上以自身功利目的为转移的多变性。曾国藩秉承“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报称之道”，使自己由一个迂阔的儒家信徒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英雄，实现了由“内圣”到“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越。他的修身既有因事因时制宜的便宜性，总体上又带有哲理的原则性。所以朱东安才会说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很难想象曾国藩在修身时拘泥于儒家思想，而不兼收并蓄各家学说的思想，会对末世清朝做出如此大的贡献。

从《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修身思想演变的轨迹。这个思想变化说明曾国藩在实际的为人处事过程中，对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能顺应时事和潮流的变化采取正确的措施，根据形势趋向而更改人生取向，这正是曾国藩修身的追求和目的，所体现出的功利主义原则也是他最大的超人之处。

二、曾国藩治家以时局为依托，发展家教内容，适应时代的巨变

曾国藩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自己的家庭实际出发，根据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家庭教育思想。他所承袭的和他所经历的要求他不仅要自己以儒家的礼仪、礼制来规范本身的行为、思想，协调与众人之间的关系，还要扩大到妻子、家人，进而实行于乡党社会，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使当时的社会在风雨飘摇中能够延续下去。他的这种家教思想蕴含着极为明显的功利性。主要表现在：

1．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体现了经世致用、关注民生的时代特征，他是变革传统家庭教育的先行者。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中注意培养子弟们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求真知，讲实学。注重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求融会贯通，学有所用。曾国藩在家书中指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所谓读书明理即讲求真伪，明辨是非，即便在现代，这也是教子的首要课题。曾国藩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万物之本，但是他又要求他的子弟涉猎群书，如《史记》、《汉书》、《庄子》、《读史方舆纪要》、《几何原本》等几十种不是科举考试所指定的书目，并要求子女在读书的过程中要熟读精思，并写出读书札记来，可见曾国藩并非食古不化的老学究，他既研究理学同时又博采百家，尤其重视经国治世之学，他之所以要读这些与科举无关的书，其目的就是希望子女从这些书中学到实际的知识。

2．曾国藩把西学纳入到家庭教育中来，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以儒学为独尊的局面。在家庭教育中，曾国藩鼓励子女兼容和钻研西学。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谈及中国如何富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在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曾国藩以远见卓识教其子先国学后西学，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在家书中他认为近代科技不过是“夺造化之工，而便民用”，并不为洋人所专有，只要抛弃鄙视外来事物的偏见，努力去学习，同样可以被中国人所掌握。他把不懂天文算学视为自己生平“三耻”的第一耻，嘱咐其子“当思雪此三耻”。

3．在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中，还有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农业生产，提倡男耕女织。他把祖传家训归结为八个字：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在他的一些家书中，曾国藩提到农业的重要性。比如同治五年（1866），他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之后，他又在信件中多次提到要重视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件事情。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曾国藩还曾经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他把这些农业方面的事情看作是关乎家之兴衰的大事，希望不仅自家能建设成为一个耕读之家，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中国在面临重大冲击时能保证农业这个社会之根本。

曾国藩治家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修身、治学、处世、政事直至保健、书法等诸多方面，他把中国传统的仕宦家训推向了颠峰。他的这种治家方式既继承中国优良的家训传统，又不拘于古人，在家训的内容和教化方法上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这些变革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作为近代鸿儒硕学和朝廷重臣，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态度使曾国藩极其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并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家人。

三、曾国藩治国务求所学能经世致用，以达到“忠君爱民”之最终功利目的

曾国藩功利主义思想贯彻在治国的行为实践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忠君爱民”。

1．曾国藩的忠君思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提倡爱国，近代中国更是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尤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民族大义”高过一切。在曾国藩所处的特殊时代，民族国家意识是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炮舰激发出来的，这个时候的爱国也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何以自处，何以自救。曾国藩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发轫者，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外事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能力，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

不过对中国封建士大夫而言，“爱国”和“忠君”始终是紧密相联的一对概念，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作为封建时代的臣子，忠君思想同样是曾国藩约束自己思维方式和行为标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准则，他不可能超越这一根本性的规范，而是全心全意地按照这一准则去完善自己。而他的致命之处也是在于没有摆脱爱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他的政治主张及其实施结果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曾国藩一生大事有三：剿灭太平天国；倡导洋务运动和钻研义理之学。这三件大事中，“忠君”的指导原则贯彻始终。他以孔孟程朱的儒家学说积极入世；以申韩法家学说从严治世；以黄老之学淡然处世；用并不超绝的资质，修身立德，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这都是“忠君报国”的价值观派生而成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曾在一封家信中写道：“余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然而他的责任感乃至政治主张及其实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专政统治。对朝廷惟命是从，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是曾国藩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他以一文人之身而率兵围剿太平天国，此事本身即已体现了他的功利原则，所以当他通过组建湘军，掌握了地方大权，到1863年湘军攻下天京后，甚至当他已经控制了整个统治集团，就军事实力而言，已经比清政府超出很多时，众人劝曾国藩从满人的手中夺取统治权，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过他满脑子的忠君报国思想，恐怕还是主要的原因。他起兵就是为了保卫名教、保卫地主阶级的利益、保卫清朝，又怎么会取而代之呢?曾氏一生一方面浸淫于理学，讲求修身节欲，另一方面又以匡时救世、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位卑未敢忘忧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以忠君作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最集中突出的体现。

2．忠君的同时，曾国藩也存在着一定的爱民思想。儒家大都是“民本”主义者，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曾国藩继承了这种思想。一方面，他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和社会风气衰败。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就只能任人宰割。所以曾国藩以捍卫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为己任，毕生致力于救赎末世的颓败世风，这一点在他剿灭太平天国运动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应充分重视争取民心，于是他设置了一些赈贫机构来赈济灾民；提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作了《爱民歌》，将爱民行为规范得具体细微，并让湘军士兵“日日熟唱”，在《劝诫营官四条》中第一条就是“禁骚扰以安民”；尤为重要的是，他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洪秀全提出的上帝和天主教，对太平天国进行文化围剿，呼唤民众归于“正统”，以争取和固定民心。另一方面，他认为利民即所以利君，富民即所以富国，民众个人私利的满足是获得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满足的前提条件。他在咸丰元年的奏疏《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提出了民众的三苦，并提出治理政治，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爱民，要选拔得力的人才来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大局，体察民情，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要，做到“以利平民”；在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宗旨中，强国富民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要看到，曾国藩并非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言人，不可能爱民爱到赞成人民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地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地主阶级及其政治制度的长治久安这个根本的功利目的出发的，只是他已感悟到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又解决不了这种矛盾，尽量地缓和以求消弭这种矛盾。

曾国藩是儒家所规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信条的忠实执行者，“内圣外王”则是他处世治事的最高准则，他的这些信条和准则始终是在功利意识的观照之下阐释的，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包含其中：他修身以时局为转移，他治家以时局为依托，他治国、平天下亦以时局之变而尤为重视忠君爱国，他的功利思想既来自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生活本身，他所追求“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也没有离开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有一段话曾一再被引用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基础上加上了“经济”，说明反对空谈心性，立足于经世致用，正是曾国藩的宗旨所在。也正是因为功利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在历史发生重要变化时的典型伦理学说，特别具有强烈地关注生活实际或实利的直接现实性，故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曾国藩挽救清王朝的首要之选。他的修身、治家、治国始终贯穿着这一原则，这个原则使他一生所为更具实际价值，能更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