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以前，中国文学史上和湖南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型文献是明末清初廖大隐编辑的《楚风补》和《楚风纪》、康熙年间张璨和陶烜合编的《国朝诗的》、乾隆年间彭廷梅编的《国朝诗选》。《国朝诗的》与《国朝诗选》都是全国性的选本，只是因为编者是湖南人的关系，留下了相对较多的篇幅给湖南本土诗人。而《楚风补》和《楚风纪》虽然收入湖南人诗作相对要多，但还兼及湖北。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湖南本土诗文作品集还是要算道光年间邓显鹤编的《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和咸丰年间罗汝怀编的《湖南文征》。在这些诗文总集中，《资江耆旧集》的成书最早，从这个角度说，《资江耆旧集》是湖南文学史上第一部地方性诗歌总集。但是，由于邓显鹤的这两部选本不只体例上极为相似，内容上也颇有重叠之处，而《沅湘耆旧集》的规模和影响都要大得多，因此，《资江耆旧集》的光芒完全被《沅湘耆旧集》所掩盖。今天谈明清文学的学者对于后者大多耳熟能详，而对前者却了解甚少，其实，六十卷的《资江耆旧集》大多数的内容被编者加进了后来二百卷的《沅湘耆旧集》，为《沅湘耆旧集》的最后成书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因此，对于它的成书过程，我们必须要有所了解。

《资江耆旧集》一书的编者邓显鹤是湖南著名学者，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他在少年时代就有志于著述，喜欢听乡里长辈讲述乡邦掌故，在后来长期游幕与求仕的过程中，对于湖南地方文献非常留意，着意搜求，常常为得到湖南前贤的片纸只字而“如获异珍，惊喜狂拜。”他对于湖南本土诗人诗作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得很早，大约在他3O岁时就有心“萃辑湖南文献为一书”，在嘉庆二十三年（18l8年）赴广西巡抚李宗瀚幕府时，他编辑的《邵州耆旧集》已经成秩，可惜刚到桂林寓所，一场大火就将他的行李烧得精光，行箧中的《邵州耆旧集》一书也未能幸免于难而化为劫灰。这部书虽已不传，但通过《宝庆府志•艺文》中所录存的相关资料来看，除了在地域上限于宝庆一府的诗人之外，它的体例与后来的《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一脉相承。因此，《邵州耆旧集》可以看成是这一系列选集的最初雏型。

《邵州耆旧集》被毁，邓显鹤虽然沉痛至极，但他并没有灰心放弃，而是利用他频繁往返于湘桂两省的机会更为勤奋地搜集前人文献。后来又利用应邀与修《安徽通志》和进京会试的机会，他搜集的范围又进而扩大到全国。1826年道光六年，邓显鹤赴礼部谒选，以大挑二等授宁乡训导一职，次年闰五月赴任。官虽然当得很小，但这一教职却为他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文献搜集与整理的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宁乡临近省城，历来是湖南人文最盛的地方之一，而明清之季湖南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遗民诗人陶汝鼐和郭金台又都是宁乡人，那些散落在民间有待掇拾的文献不知多少。邓显鹤任职之后，除了自己悉心做这一工作之外，还影响和团结了一个共同关心地方文献的群体，如黄本骥、左宗植、罗汝怀等人。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力量自然也要大得多了。同时，邓显鹤一到任之后就开始整理、增辑考异之后，重刊《楚宝》的工作对于他编辑《资江耆旧集》也有很大的帮助。《楚宝》是明代湘潭人周圣楷所编的一部有关于楚地掌故的著作，邓显鹤认为它是“言楚故最优”的书。在校订、整理这部书的过程中，邓显鹤关于楚人楚故的知识被更进一步地丰富和充实。大约在l835年道光十五年的时候，五十八卷本的《资江耆旧集》已初步成型。

邓显鹤家境贫寒，训导又是一任冷官，微薄的俸禄只够勉强养家，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将这部规模宏大的书付梓刊刻的。《资江耆旧集》最终能够面世，资江河边另外一位名人陶澍功不可没。

陶澍家在安化小淹，与邓显鹤的家新化下渡水路不过二百华里。二人交往很早，嘉庆初期两人在省城长沙参加乡试的时候就有往来，辛酉（1801）还曾与陶澍的父亲一同与试。陶澍很欣赏邓显鹤的文学才华与经世能力，在安徽巡抚任上曾招邓显鹤与修《安徽通志》中的《艺文志》。安徽桐城，才人辈出，才学识三长兼备的人指不胜屈，陶澍却招来一个外乡人修本省通志的文艺志，可见他对于邓显鹤的信任。他还很了解邓显鹤的才干，认为他有经世之才，并非只是一个文人而已。后又曾邀请他人幕治理盐政，邓显鹤因为志在著述而婉言拒绝。陶澍对于邓显鹤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乡邦文献的整理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曾对此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在邓显鹤的搜集范围还局限于宝庆一府的时候，陶澍就建议他把目光扩大到资江沿岸，并明确提出了以《资江耆旧集》做为书名。邓显鹤采纳了这个建议。有意思的是，后来在《沅湘耆旧集》快要成书的时候，魏源也曾致书邓显鹤，建议将书名改为《三湘耆旧集》，可见，当时的经世派对于这些本土文化的整理工作是普遍关注的。

1836年春，陶澍进京陛见之后捧着道光帝的御书“印心石屋”四字回安化勒石，特地来到宁乡，在邓显鹤学署驻留一宿，二人就《资江耆旧集》的体例进行了商榷。1837年冬，邓显鹤带着书回到新化，与老友欧阳辂进行了精心的删改和更进一步的补正。1838年春，利用送子侄辈进京朝考的机会，邓显鹤沿长江挂席东下，谒陶澍于两江总督节署，就《资江耆旧集》一书的刊刻进行了最后阶段的商讨。

邓显鹤这个时候带到南京的《资江耆旧集》事实上只有五十八卷，今天所看到的六十卷附《资江盛事》一卷，其中的第五十七、五十九两卷和《资江盛事》一卷是到了南京之后由陶澍加进去的，其中诗人以陶、胡二氏居多，大部分是陶氏先人以及与他们有交往的一些人的作品，《资江盛事》则是当时全国名流关于道光帝御赐“印心石屋”的题咏。二人商定之后，由陶澍捐助养廉银若干，《资江耆旧集》在这年春天正式开雕于南京节署。1839年夏天，书板雕成的时候，陶澍却恰好在这时候去世，书板也就暂时搁置，没有开刷。

1840年春，邓显鹤已辞去宁乡训导，受聘出任常德朗江书院山长，而《资江耆旧集》的书板也已从陶家取来，带到书院。考虑到书在开雕的时候，陶澍已染病在身，并且政务繁忙，无暇顾及，刻中的舛误在所难免，邓显鹤又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对书板进行了精心重校，将发现的错误逐一改正，《资江耆旧集》这才正式在朗江书院开始印刷。我们今天在图书馆的古籍室所看到的《资江耆旧集》道光二十年刊本，就是这个时候印刷成书的。

经过了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资江耆旧集》终于面世，它的成书，不只是标志着纯粹意义上的湖南文学史上第一部本土诗歌总集的诞生，也为稍后面世的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为完备、影响更为久远的湖南明清两代诗歌总集《沅湘耆旧集》的诞生做了内容和体例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