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一生虽忙于从军、从政，但对于家庭教育却一刻也未放松。对曾国藩的评价，特别是政治上的评价，历来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而对其家庭教育却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通义》中就这样说：“若论近人论学，能有亲切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近人多只曰曾氏仅是一文学家，而实曾氏于教人作学问方面，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方面兼顾，道路尽开阔，又能作人治学并重——经师人师，不偏倚在一边。在其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指点，虽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亲切。”钱穆先生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曾国藩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博通经史，自谓“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他对历史上的官僚地主家庭的盛衰原因看得最清楚。为了保持曾氏家庭的兴旺，他十分重视家庭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但士族门阀地主的政治地位却相当稳固，有些高门士族甚至可以经历若干朝代而不衰败。如颖川荀氏历曹魏而至两晋世代显赫；王郎琊王氏，从王祥仕曹魏直到南朝灭亡，三百年间始终为士族冠冕。这些家庭长盛不衰的原因，一是他们凭借家世门望，世代担任高官要职，政治上享有特权；二是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地，享有免交租税的特权；三是儒学“各以家法教授，”世代以儒学传家。这样的家庭实际上是官僚、地主、儒宗三位一体。但是，由于士族门阀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地位，导致了士族家庭内部放松了对其子弟的严格教育，以致于使他们逐渐走上骄侈之路，整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迂诞浮华，不涉事务”。当时的大儒颜之推就对士族的腐朽给予抨击，斥责他们“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廊庙之下，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正是由于士族的腐朽，最终导致了这个特权阶层的衰亡。颜之推之所以撰写《颜氏家训》一书，就是以此为教训，立为家训，使子子孙孙引以为戒，保持自己的家庭不走这样的道路。

由历史经验可知，要使家道不衰，官职和财富是重要因素，但却不是长期起作用的稳定因素。其中仅官场上的角逐就能引起很多家庭的暴起骤跌。成功者平步青云，失败者顷刻间家破人亡，一切特权和财富都随之烟消云散。真正能够持久地保持家道不衰，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子弟进行严格的家庭教育，教他们读书，以及修身、齐家的道理，以儒学传家。只要有了好子弟，即使在政治上、经济上失去了特权，仍然可以做到失而复得。曾国藩对此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在论及家道兴衰时指出：“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又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家庭兴旺，必须靠子弟贤才，而子弟贤否，不仅仅取决于天性，也在于后天的教育，这就道明了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家庭出现过长盛不衰的情况外，大部分朝代，官僚地主家庭往往是不稳定的，政治上的失势，土地财产的转移，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不已。“千年田，八百主”，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变化。而明清时期，封建地主家庭的大起大落现象更是广泛存在。曾国藩对这种“富不过三代”的情况，存在着忧患和惕惧。因为当时的曾氏家庭在政治经济上正处于上升时期。曾氏祖籍湖南衡阳，清初迁于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又迁至白杨坪。迁于湘乡之初，家境并不富裕，直到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一代，才渐渐富裕起来，至其祖父曾玉屏时期，经济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曾国藩为官之前，他的家庭大约仅达到中小地主的水平。直到曾国藩为官特别是他与其弟曾国荃封爵之后，曾氏门庭才达到极盛，而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这时，曾国藩自然担心其家道由盛转衰。怎样维系家风，使家庭兴旺，长久不衰，这是曾国藩当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他特地写信嘱咐在家掌管曾氏家政的四弟曾国潢说：“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在《世泽》一文中，曾国藩对家道的兴衰作过探讨，“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乃是他的出发点，他指出：“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他把流风余韵的君子之泽分为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他钦羡桐城张氏、宣城梅氏、高邮王氏三家的诗书儒学传家，也钦羡历史上唐代柳氏、宋代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然而，曾国藩更重视稼穑之泽，他认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因而，曾国藩一生重视耕读家风的教育，并把其祖父星冈公的“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家圃旧业”一语视为“懿哉至训”，而“为万世法”。在给其弟曾国潢的信中指出：“记得已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并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

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同他的政治阅历亦有密切关系。他为官三十多年，赐封一等侯爵，他不仅博通经史，还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对官场的险恶有着亲身经历，而官员的沉浮对家道兴衰的影响也深深地积淀在他的心头。他曾说：“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又说：“自古位高权重，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这的确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曾国藩的内心也是苦闷和自相矛盾的。曾国藩是务实派人物，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由此出发，他希望诸弟及子侄踏上仕途建功立业。因此，他引导三个弟弟国华、国荃、国葆走上了镇压太平军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他又让其弟国潢及其子侄在家，谨守耕读家风，以保持家道的长久不衰。

按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并不仅仅只为一己之家，也是为振兴儒风，扭转社会风气，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和抱负。曾国藩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生当乱世，自然把力挽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政治颓势为己任。而振兴儒风，改变社会风气，重视家庭教育，也就成为他“挽危难”的重要手段之一。他曾说：“治世之道……其风气之正与否，则私毫皆推本于一己一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又说：“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他力倡正风正气，想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再推之于亲友及社会。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清末世风日下，人心日偷的局面，但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确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楷模。他的家书家训也被士大夫奉为圭臬，时至今日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仍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

首先，传统家训的影响。家训又称庭诰、家戒、家范、家法等，是用以规范家人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的一种准则，它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家训肇端久远。如经后人记述而流传甚广的周公、孔子等的口头家训，这是流传最早的家训。然而，作为全面而系统并有重大影响的家训的出现，乃是在儒术独尊以后，最有影响的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此后，形形色色的家训便多了起来，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应是这林林总总家训中的佼佼者。

家训的绵延不绝，是同它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家训是适应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在社会功能上，家是维护“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国乃是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在家事亲”与“在国事君”是一致的，国是家的扩大，这自然要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第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作为家庭一员，还存在着从家庭内部自发地适应外部社会环境的需要，这种家庭成员社会化的过程，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家训。也正是在家训的规范之下，使家庭成员适应社会，参与并改变着社会。第三，家训也是管理家庭内部事务、调和内部矛盾的准则，适应了家族在宗法社会中生存竞争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家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中国的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进而又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作为晚清一代通儒的曾国藩，他自然懂得家训的社会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受传统家训的影响。他曾将“张文瑞公家训一本，寄交纪渠侄省览。……将来后辈八人，每人各给一本，又给沅弟所刊《庭训格言》一本，……教之。”他认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张文瑞的《聪训斋语》都是“教家者极精”的教材，“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因而，传统家训也就成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之一。

其次，曾氏的世传家风。清末，曾氏家风无论在以封建儒学为中心的书香门弟中，或是在以勤俭为根本的耕读家庭中，都是堪称楷模的。曾国藩的高祖应贞（字元吉）终生以勤劳致富，常常告诫子孙“勤俭立身”、“耕读保家”。其曾祖父竞希一生克勤克俭，祖父玉屏（字星冈）“少耽游惰”，但却能“立起身责”，幡然悔悟，“自是终身未明而起”，“讲求农事”。由于他本人“早年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决心让自己的子孙读书，猎取功名，因而对子弟督责甚严。曾国藩对其祖父非常崇拜，祖父的言谈笑貌，曾国藩把他总结为“八字诀”，即“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扫既早起和扫除；考指祭祀，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宝，指睦邻，要做到邻里之间“患难相顾”；书，指读书明理；蔬、鱼、猪，即种菜、养鱼、养猪。曾国藩以此作为家训内容之一，教育诸弟子侄，并望世世代代守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困苦于学，转而发愤教督诸子，把光大门弟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出身于这样一个耕读世家的曾国藩，不可避免地要发扬家教传统。农民的传统特点在曾国藩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给自己订出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也要求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是怕子弟好逸恶劳，染上纨绔习气。他强调“家中养鱼、养猪、栽竹、种菜四事，皆不可忽。”这样一来，“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是望其处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后来虽为高官，但他仍把其祖父星冈公“犹亲自种菜收粪”那种农民质朴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子侄，坚持“书蔬鱼猪”的传统教育。

再次，传统的儒家思想。曾国藩自幼“受学于庭，诵读颖悟”，9岁时读完五经，15岁时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等书籍。后又先后求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以及湖南学风的熏陶。这一时期对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国藩在京十多年的翰苑生活中，开始读《朱子全书》，走上了治理学的道路。但在治学上，他并非独崇朱熹之学，而是由朱熹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曾国藩的门人黎庶昌对其治学作过概括：“始公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崇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表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曾国藩注重理学，但他不象一般的理学家那样，脱离实际事务。他一方面讲求修身，把人生的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与超越，另一方面，又注重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求经世之学”。也可以说，曾国藩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以理学为本，经世之学为用，这是曾国藩思想上的一大特点。曾国藩不仅对儒家各门派兼收并蓄，而且对诸子百家也是采取集众家之长的方针，他自称：“吾学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又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体现了一种包罗百川的气魄。正如学者李肖聃所说：“公乃蓄德而穷思，博综而广术，树德则追周孔，自叵隐师禹墨，持法窃用申韩，善处功名之际，乃因黄老。故公之学，其大者出于礼经；而百家篇胜之术，亦时取之于济事。其于宋儒，笃崇伊川、紫阳，而于象山、姚江之说，曾不曲徇世议，经世非诋，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此公所由能定当时之难，赫然为近代英贤之宗。”同时，曾国藩还能突破中外界限，吸取西方的有用知识与技术，他主张“师夷智”以自强，创办洋务。由上可知，曾国藩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糅了各家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就成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主要渊源。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和渊源，决定了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十分广泛，大至经邦治世、修身进德，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无不涉及。并将做人、读书之道贯穿其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施教体系。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家庭出了大批的人才。同时，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影响大大地超越了他的家庭和时代，不断地被人们所推崇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