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聚讼纷纭的历史人物，然而，无论人们对曾国藩的评判有多大分歧，在对其家庭伦理的认识上却往往能取得共识，认为这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本文拟以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及其有关著述文献为依据，对其家庭伦理思想试作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孝悌为立家之本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是维系中国传统家庭稳定、和谐、衍续的本根。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孝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核心。他提出：“专重孝字”和“贵体孝道”的观点。

1．孝悌廉耻，胜于功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众多家庭对家庭成员的最大期望，尤其是“非皇族”家庭，他们不能世袭某种“高贵”，只有靠开科取仕时一露头角，改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使自己出人头地。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曾国藩看到了学问和功名背离孝悌的可能性，因而在家书中这样阐述孝悌的重要性：“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学分。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取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说要正确理解或措置孝悌与读书、孝悌与求取功名的关系。他认为孝悌要高于读书和功名，“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灾害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份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但曾国藩并没有用孝悌否定功名，也没有用功名来否定孝悌。他强调的是获取功名必须有益于孝悌，当两者矛盾时，应取孝悌之大，而弃功名之小，不能因小失大，这反映出他对传统的“读书做官论”的淡化，表现出他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思维方式。

2．先于孝而后于忠。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因而在传统伦理文化中忠孝这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传统伦理文化认为：家国同构，移孝作忠；忠孝矛盾，难以两全。由此可知，家和国之间在伦理上也许会出现冲突。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在为朝廷尽忠与为家庭尽孝两者之间，提出了“先于孝而后于忠”的思想。第一，直言显忠。在《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接劝谏咸丰，不可琐碎、不可虚浮、不可骄矜，并警告“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换之，则难为力矣”。直言尽忠，不念家私，再谈国事，这是曾国藩所认为的“尽忠”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第二，报国尽忠。曾国藩认为，为臣都敢于直谏，虽然是忠诚的体现，但这只是最基本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为国解难，投国尽忠。他认为“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并且“切实做去”，“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也就是要切实躬行。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同清朝的兴衰紧紧地粘连在一起，维护清王朝的没落统治便成了他报国尽忠的基本形式。第三，先孝后忠。当忠孝发生矛盾时，曾国藩认为应“先于孝而后于忠”。咸丰七年，曾国藩在瑞州湘军大营接其父丧讣告，便“不待谕旨委军而去”，并再三请求“在籍终制”，以尽孝心。虽然当时处境虚悬、客寄掣时之背景，但违“忠”冒死却也体现了一种“孝”的精神。

3．兄弟之际，惟爱以德。《诗·小雅·常棣》中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这说明兄弟之间应和睦相处。而深谙儒家伦理道德的曾国藩也能深刻把握这一“兄友弟恭”的道理，在处理兄弟关系时，他以德为中心，以德为准绳，以德为规范，以德为价值评判标准。曾国藩在自己39岁时，提出了与诸弟相处的道德原则，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德”原则就是勤俭、习劳、守朴、去奢、去惰、去骄。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不是将德幻化，而是将此“德”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的是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体现了家庭伦理的平实化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曾国藩进一步指出，“贵兄弟和睦”。他在家书中曾写：“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在他看来，兄弟和睦可贵，可贵之处不是对兄弟的过失相互包庇，而是要相互规劝、坦诚相待、共同提携，求得兄弟心心相通，去“养活一团春意思”。曾国藩认为，“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并声称“力挽家运”的首要因素在“兄弟和睦”。

由上述不难看出，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的，言行总不离儒家的忠孝仁义。但是当曾国藩把儒家伦理渗透于家庭生活时，并不做浮夸空虚之说教，而总是在琐碎实在之处用力，使得传统的儒家道德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冲淡了传统儒家伦理的肃杀森严之气和僵硬空泛之风，其实这也算上是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发展和光大。

二、勤俭为持家之道

曾国藩“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有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勤俭持家是他家庭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1．勤俭之风，惜福之道。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家庭伦理思想的精粹，也是曾家的祖传家风。曾国藩常将“勤”、“俭”并举，认为勤俭之风是惜福之道。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曾国藩为儿子娶妻，也要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并且儿子纪泽刚刚结婚就嘱咐儿子，“新妇始至吾家，教之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曾国藩既看重“勤劳”、也讲究“俭约”。他自称，“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吃饭，每餐仅用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曾国藩认为任何仕宦之家地位的尊贵、财产的丰厚是靠不住的，只有勤俭美德是长久不衰的。“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曾国藩以勤、俭为家风，“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他要求子女保持这种家风，实现家庭长盛不衰。

2．勤俭持家，奢侈亡族。曾国藩熟读经史，他常为奢侈亡国或历代世家大族的衰落和豪门权贵的破败心惊不已。由于他深刻认识到节俭的重要意义和奢侈的极度危害，因此他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深信不疑。他常告诫诸弟：“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奢字，人败离不得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为此，他总结了居家四败，其中第一败就是“奢败”：“妇女奢浮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后来他又特别指出：“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并主张力戒奢侈，崇尚俭约。他不仅指出家败的原因，而且具体地指点他们矫治的方法，“先须将自己好议人之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并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在曾国藩看来，矫治的关键在于“警改”、示范和教诫相结合。此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曾国藩认为，“居家‘胜’居官”。他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氛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告诫家人，“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特别是曾国藩在自己平定太平军后，即使权倾一时，但他仍然要求子女家人更要谦恭，作为一品大员的曾国藩，能看到且看破这一层，确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3．不留钱财与子孙。古人云：“积累钱财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累积图书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未必肯读。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冥冥之中多积阴德，留给子孙以长久之计。”曾国藩从这些经典中得到极大的启示，在继承祖辈衣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家理念。他在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的家书中声明：“断不可积钱买田”，自己不会积银钱，购田地，置财产给他们，而是一再要求他们自强自立，艰苦创业，告诫他们“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曾国藩特立独行，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和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圈，在他看来真正的遗产，并不是金银财物，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虽然曾国藩自誓不留钱财与子孙，但求济亲友却是他一贯的生活志向。他曾写信给祖父星冈公，请求祖父对贫困的亲族善加怜惜照顾，他说：“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此事令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曾国藩一再叮嘱家人以银钱扶助贫穷的亲戚。曾国藩这种散财济人的思想，使他似乎超越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一世俗观念，而达到了一种更高层的境界。

三、教化为兴家之策

曾国藩特重视家教，而且不遗余力，他认为：“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其家教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八本传世，除傲戒惰。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主要来源于“祖训”的影响，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治家之道。曾国藩曾把祖父的治家信条总结为八字诀，即“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喂猪）、早（早起）、扫（扫地）、考（祭祀）、宝（睦邻）这八字家训。他在承继祖父八字家训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八本”、“三致祥”，即“八者曰，读古书以训沽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详”，并要求“弟亦当教诸子侄谨戒记之”。曾国藩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星冈公的八个字为纬，经纬连贯，便形成了一套治家理论体系。为了教导好兄弟子侄，成子成贤，曾国藩在此基础上，要求兄弟子侄除傲戒惰，并指出，“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留心敬戒，并要求父兄长上一义，望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可见，为了堵塞源流，谨防傲惰，曾国藩从积极的方面予以引导。他主张：戒傲惰，必须以守谦俭为主。在曾国藩看来，“八本”“三字”与戒傲戒惰紧密相关的，因为前者是兴家之道，而后者是“保家之道也”。

2．自立自强。曾国藩在家庭教育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对子女的慈爱，不仅仅是一个抚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教育的问题。因此，他在施教中，注重教子自立自强。他深知自立自强是生活之本，也是家运长久的源泉。为了证明自立须有自强的道理，他引用了祖父所说的“懦弱无刚”为人之大耻。所谓自强，曾国藩认为，首先要有“力排万难”的雄心。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在大验证磨折之日”。其次要有奉行勉强功夫。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身。”这里所说勉强功夫，就是明知千难万阻，也要努力施为。再次要坚忍不懈。曾国藩从自已的经历和经验作出说明，他说“同治元年攻金陵，全军瘟疫，死忘枕藉，为时四十余日，维持殊属不易”，因为坚忍支持，果真大功告成”，并由此而悟出：作出说明坚忍不懈，不屈不挠，是承担天下大任的必备精神。

3．志存高远。曾国藩始终认为，立志坚韧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他不断教诲子弟，“人苟能自立，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曾国藩在这里所阐明的是，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为圣人、豪圣。否则，既使天天与圣贤豪杰在一起，终归会与自己了无干系。曾国藩将立志比作“换骨金丹”。“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那立志之后，又该如何呢？曾国藩认为；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因此，他要求子弟立志后，一旦受挫弃，则“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自馁。”由此而知，曾国藩在教导子弟不论是自立自强，还是志存高远，都必须具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因为，他认为这是成就事业的基础。

四、睦邻为和家之辅

曾国藩深受其祖父星冈公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在治家和传承家训中把星冈公的“人待人，无价宝”的祖训作为处理邻里乡党关系的基本要求。

1．亲和近邻。曾国藩要求子女正确处理乡邻关系，与邻里和睦相处。他认为，“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在曾国藩看来，一方面要对邻里恭敬善待，另一方面对邻里不能多管闲事，除此之外，凡是能够给邻里带来的好处的、方便的事情，一定要努力、积极地去做。也就是说，要处理好与邻居的关系，必须明确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道理。并且，曾国藩还告诫家人，处理邻里关系要以和为贵，不能有失孝友的家风。当邻里之间或与邻里产生矛盾时，要谨慎地处理，化干戈为玉帛。当曾国藩得知，因修新宅而与邻里发生地界之争时写信给曾国潢，并引用清康熙时文华大学士张英所作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以易晓喻家人。曾家父子读过信和诗后，自觉地将地缩了三尺。后来，邻居又因曾家这一举动，也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做法，让地给曾家扩张新宅。此外，曾国藩还认为，睦邻还应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为邻里乡亲们多添一些实惠。在他的家信中，曾郑重提出，“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农”。在要求自己和家人善待邻里，惠及他人的同时，他还告诫家人“断不可我占人家便宜”“不可轻取人财”。他的这些思想、做法，不能不赢得邻里人们的尊敬和拥戴，怎么会处不好邻里朋友关系呢。

2．近邻无预，慎之又慎。在亲和近邻的基础上，曾国藩进一步告诫家人，如何处理好与邻里、邻人的矛盾。在他看来，就是检讨自己，宽仁他人，检审自家，薄责邻里。曾国藩的家书中多有检讨自己待人不周全的记述。如曾国藩就关于他与李次青之间的矛盾，在家信中曾写：“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正是他这种胸怀和气度，使他赢得了邻里、邻人的爱戴。曾国藩睦邻近亲，善待亲邻思想，在骨肉亲情日渐淡薄，邻里亲戚几同陌路的现代工业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