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接触《船山遗书》的师友渊源

1839年，船山七世孙王世全，请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等人帮助，首次搜集刊刻了《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多卷。这就使当时的一代著名学者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罗泽南、罗绕典等一大批人，能够直接受到《船山遗书》的深刻影响和启迪，并由此引起了清政府一大批要员对船山的重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太常寺卿唐鉴、军机大臣祁★藻与兵部尚书许乃普都为“湘西草堂”题写了楹联。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学术空气中，曾国藩接触到船山思想并对之产生崇敬，是很自然的。曾国藩青年时代曾到船山的家乡衡阳求过学，后来又攻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上述诸人，多是曾国藩的师长或密友，如欧阳兆熊，于1840年曾精心护理过曾国藩的病而成为曾的好友，后又是“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实际主持人，对推动曾氏兄弟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起了重要作用。唐鉴，是与倭仁齐名的理学大师。唐鉴曾深入钻研过船山著述，其著作《清学案小识》中有《船山学案》一篇，对船山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任职时，曾从唐鉴研习学问。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同上）他还说：“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仁）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把唐鉴视为良师，把倭仁等人视为益友，足证唐鉴对曾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倭仁在内的其他一切人。唐鉴对曾国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过重大影响，也充分说明曾国藩后来大规模地宏扬船山，是有着深刻的师友洲源的。

二、曾国藩对《船山遗书》的研读、刊刻和传播

曾国藩很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船山的一些著述。从曾国藩的《日记》看，他是在同治初年正与太平军进行生死博斗的时候，开始独立而比较系统地研读船山著述的。同治元年十月的《日记》中记载：“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尽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住四句，知命也。”（湖南省图书馆藏曾国藩手书日记影印本），从同治元年开始，从曾氏的《日记》中，可以经常看到他反复研读各种船山著述的记载。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开始广泛地搜集《船山遗书》，进行刊刻《船山遗书》的准备工作。据衡阳刘审吾民国初年写的《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中说：“同治初年，曾，国藩氏搜刻船山遗稿，茫然莫得，此时先父授徒常文节公家，因托常氏殷勤致询，始出遗稿相授，嗣后原本发还，仅得《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往》、《老子衍》、《庄子解》、《船山鼓棹》数种而已。而船山手批《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礼记章句》及各种诗文集，扣未见还，先父以此为平生最痛心之事。”据曾国藩给其子纪泽的《家书》中说：“王船山先生《书经稗疏》三本、《春秋家说序》一薄本，系托刘韫斋先生在京城文渊阁抄出者。尔可速寄欧阳晓岑丈处，以便续行刊刻。”可见，曾氏为尽量搜集散处在全国各地的《船山遗书》，费了很大力量。

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船山遗书》的最早刊刻时间是：“同治二年，沅甫弟（即曾国荃——作者注）捐资金刊于安庆，三年转移于金陵，欧阳晓岑经纪其事，西年冬毕。工刷样本。请余作序。”（同治五年五月初三日）可见，早在攻下安庆的血战之后不久，曾氏兄弟就已开始刊刻工作。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刚攻下天京（金陵），正是战火未息，百务缠身的紧张时刻，曾氏兄弟立刻把刊刻《船山遗书》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曾国藩不仅亲自“细看”原稿，而且“复查全书”，“校对讹字”（见同治五年五月至六月的《日记》），并亲笔作序。曾国藩在调去围剿捻军，离开金陵以后，仍念念不忘《船山遗书》的刊刻工作。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三致沉甫弟的信中指示说：“《船山集》尚在舟次未来，余至江陵，计已近三月矣。请弟寄书筱岑，令其迅速开刷，不必等余信修改也。”关心与急迫之情，跃然纸上。

当《船山遗书》各卷刊印出来以后，曾氏兄弟立刻分赠亲朋好友（多为湘军重要将领与幕宾）。如曾国藩在同治五年九月《致沉弟》的信中提到：“复小岑信一件。内有《船山遗书序》，弟阅后寄去，兄要刷十部送人，将来寄至鄂中弟署，即由弟处转交。所送之人亦皆弟之素契，不必搬来周口也。”曾国藩在同治九年四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两封《谕纪泽》的信中，都提到给朋友赠《船山遗书》的事。曾氏兄弟、父子对《船山遗书》的刊刻与传播的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正是在曾国藩、曾国荃的大力提倡支持下，《船山遗书》才以空前的规模公开流行于世。

曾国藩对《船山遗书》下了一番深刻的研究功夫。从他亲撰的《船山遗书序》中看，他精心研读并仔细校阅过的船山著作有：“《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伪脱百七十余。”另从曾氏的《日记》、《家书》中，作者粗略地看到，曾氏细读过的还有《周易内传》、《春秋家说》、《六十自定稿》、《九昭》、《船山文案》中的《先世行述》等篇，实际阅读过的当远不止这些，因为金陵版《遗书》刻成之后，他一直随身携带，自然可随时翻阅。例如，他在同治五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说：“夜又批船山礼记二条，余阅此书，本为校对讹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若前数年在安庆、金陵时，则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军营事简，老年差可慰悦之境。”曾国藩对船山《读通鉴论》、《宋论》这样观今鉴古，经邦治国、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的史学宏论，尤其加以深刻研究。正是在与捻军作战的军营中，他重新一气读完了《读通鉴论》。在同治五年七月初七到八月初三的《日记》中，每天都有这样的记载：七月初七日“《读通鉴论》陆续看四十页，至二更始毕成寐。”初九日：“阅《读通鉴论》东汉陆续看五十页。”……到八月初三日“凡三十卷阅毕。”正是在这同一天，他在《谕纪泽纪鸿》信中说：“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显然，曾国藩在重研《读通鉴论》的过程中联系从前熟读过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等书，以及自己数十年军政实践的切身经验，融会贯通，感触良深。

三、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政治目的

关于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目的，章太炎认为，这是曾氏“晚犹刻而农书以悔过。”（《船山遗书序》）这显然出于章太炎自己反清排满的革命宣传，而非曾氏本意。至于清末明初的一大批革命志士利用船山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来进行反清反帝的革命活动，则更是曾氏始料所不及的。曾氏刻书的目的，在其亲撰的《船山遗书序》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他在《序》中明确指出：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事，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引自《船山公年谱》）

这段序言，反映了曾国藩推广《船山遗书》的主要宗旨，值得我们重视。曾国藩正是继承和吸收了从孔孟、张载到船山，一脉相承的正统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封建礼教思想。对于船山思想中最保守的那部分封建糟粕，曾氏却视为至宝，最为注重。他在同治五年五月初三的《日记》中说：“余以《礼记章句》卷，先生说经之最精者，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他认为船山思想“多通于性命之原”，与孔孟、张载“往往近之”，故值得推崇和学习。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著作，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斗争经验的总结，曾国藩对此研读最深。当时曾国藩最感头痛的问题，是怎样平定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这也正是船山忧心如焚，穷探极论的问题。曾国藩对王船山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只要认真对照一下《曾文正公全集》与《船山遗书》，就不难体会出其中的“三昧真言”。曾国藩与湘军将帅们把《船山遗书》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正是希图得到一些启发。后来湖北学政孔祥麟在《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折》中，特别强调指出了船山部分思想对湘军所起的作用：（船山）“至所著史论，具于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严于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惊然引为法戒，更以师百世而有余。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祥。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相，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见《邗江王氏五修族谱》，船山后裔主鹏提供）孔祥麟对船山遗著在湘军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虽未免有些夸大，但确是道出了曾氏刊刻船山遗书的部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