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字伊辅，号养斋，湖南清泉（今衡阳县）人。生于1789年，卒于1869年，他一生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二年。丁善庆由顺天府学生中道光壬午科（1822年）举人，次年癸未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其历阶，为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读学士。其任职，为国史馆总纂，庶常馆提调、文渊阁校理，奏办院事。其使事，为戊子科（1828年）贵州乡试正考官，辛卯科（1831年）广东乡试正考官，乙未科（1835年）会试同考官，其秋顺天乡试同考官，广西学政，咸丰二年（1852年）加三品卿衔（参见曾国藩撰：《瀚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

丁善庆高祖丁福曾为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封武德将军。曾祖丁元正，祖丁甡，父丁世◇，丁元正历任吴江、如臬等六县县令，详于治学，著有政声。沈德潜为之作传略，说他“性恺悌，爱民下士，邑中人有慈母神君之号。”（沈德潜《吴江丁明府传略》）丁甡，解元，丁甡与其弟丁正心同时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湖南主试为钱大昕），丁甡为解首，其弟次之，两兄弟同时夺魁在当时传为佳话。《随园诗话》记有此趣闻，并附有湖南督学吴鸿的诗，诗曰：“文昌此日欣联曜，谁向西风诉不平。”丁甡也著有政声。父丁世◇积学早逝，三世都赠中宪大夫。丁善庆因父亲早逝，故从小随母刘氏寄居于其外祖父翰林院大学士刘文恪家，刘氏家教甚严，他受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教育，这对他后来政治、教育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思想又并非囿于儒家思想范围，他忧国忧民，借古讽今；致力教育、实践躬行；学问博通、造诣高深。

丁善庆1846年辞官归乡，当年就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他之所以愿意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深深懂得，国家要富强，要的是人材，而培养人材又要靠发展教育，于是他选择了教育作为他后半生的事业，决心以培养人材为己任。丁善庆从1846年到1868年去世的前一年，二十三年来与岳麓书院紧紧相连，忧戚相关。《清泉县志列传》记载：“岳麓书院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主斯席者通儒上材多矣，近世则推湘潭罗典，安仁欧阳厚均，以善庆匹之，盖无愧色矣!”确实，在岳麓书院连任二十年以上山长的也只他们三人。

丁善庆献身教育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对教育忠心耿耿的躬行实践上。他任山长的第六年即咸丰二年，岳麓书院毁于兵火。为了使岳麓书院讲学之地弦歌不断，他亲自率诸生为恢弘书院而努力。他积极倡议全省的官绅士民捐款修复岳麓书院，倡议发出，许多关心书院教育的人都慨然相助，如欧阳厚远的次子就捐赠三百金作书院修复费。咸丰三年春（1853年），修复了圣庙、御书楼、文昌阁、讲堂、斋舍、祠宇等地。咸丰五年（1855年）又修复了半学斋。咸丰十年（1861年）修复了自卑亭。咸丰十二年（1862年）修复了三闾大夫祠、贾太傅祠、李中丞祠。同治四年（1865年）又重修了爱晚亭、极高明亭、道乡台、崇圣祠、讲堂、二门等地。同治五年（1866年）修复了风雩亭、吹香亭、抱黄阁。丁善庆在十多年间，备尝艰苦，主持修复了这样多的书院建筑，可以看出他对书院教育的厚意深情。

丁善庆任山长期间，还为恢复书院藏书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二年，岳麓书院多年聚藏的书籍皆毁于兵火。《岳麓续志》卷之终记载：“读李中丞藏书记，意虑远矣，条款亦极周密。咸丰壬子秋遭兵燹荡然无存。”没有书，这对书院的教学、科研、学习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威胁。身为学者的丁善庆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他于是积极倡议社会名流、士林学者为书院捐书。倡议发出，许多人都热烈响应，踊跃捐献古书图籍多册。如湖南巡抚李瀚章就于同治五年将《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8部共180册古书捐赠了岳麓书院。又如著名刻书家、藏书家陈仁子的后裔陈源豫将其祖辑刻的《文选补遗》、《唐宋诗醇》、《岳麓诗抄》等86册古籍捐赠了书院。还有曾国荃、贺贻龄、丁取忠、俞锡霖等社会名流将许多书籍图册捐赠给了岳麓书院。丁善庆本人也将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一些书籍赠给了书院。丁善庆主院事期间，除了号召和带头捐书外，还以书院名义购置了几批图书。购置的书中有《古今文学释珍》七种、明归有光评阅的明刻本《诸子汇函》、《壮学斋文集》等较有价值的书籍。由于捐书购书的结果，清同治年间，岳麓书院御书楼的藏书又恢复到相当规模了。据《岳麓续志》卷之终记载，当时书院的藏书已达到220余部，比嘉庆年间的380部虽少160余部，册数却比嘉庆间的多1400多册。御书楼藏书的恢复为书院学者士子提供了治学条件。

在教育思想上，丁善庆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正宗，参以“阴德感应之说”。曾国藩说他“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余年，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亦颇参阴德感应之说，警发愚蒙。生徒翼翼，无敢轶逾法度，庶几以身教者。”（《瀚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因为他认为道德教育是根本，故“日申儆诸生，示以修身立命之要。”（《清泉县志列传》）而且总是“教人先行而后文”。（《清泉县志列传》）他认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能通过学习发现自己的过失，进而约束自己少犯过失。他说“读书能见过，约己得全真。”（《岁暮杂兴”）其友黄爵滋称颂此语“十字抵一篇座右铭”。受过他教育的人，“优异其能且勤者，下及闾巷，咸知改化。”（《清泉县志列传》）可见他道德教育影响之大。

在教学方法上，丁善庆特别注意“以身率教”。他总是以自己良好的行为感化学生，给学生作出榜样，对学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郭嵩焘说他“道德志行，为时轨范”（《<养斋集>序》），如他孝顺母亲，遇母意有不悦时，就“长跪引咎，既解乃起”（曾国藩《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清末湖南学政吴庆坻视学湘中时曾说：“今士习日益漓，求如丁先生以身教者，邈为不再观，相与太息久之。”（吴庆坻：《养斋集•跋》）丁善庆这种以身教胜于言教的教学方法实是继承了儒家的寓德育于传授文化知识之中的教学思想。他在教学中还注意启发思维，要学生务实学，读书要勤奋，不要“滥吹竽”。

在教学观点上，丁善庆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既重材，又识材，只要是有才华的人，不论出身如何，他都尽力培养、选拔，使人尽其才。《清泉县志列传》记载他“为学政，多拔寒酸”，“黔粤两解首，俱得自遣卷中。”他虽为严师，但信任学生，关心学生，从不使自己高踞于学生之上。他修纂《岳麓书院续志》时，就挑选了一些学生参加编修工作。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着想，他考虑当时有许多书院生徒要进京赶考，路程遥远，往返途中，饮食不便，于是发明了一种方便面，给学生进京赶考时吃，后来人们称此面为“伊辅面”（因时人称之为伊辅公，故用其字为面命名）。据说后来传到香港、日本，也用“伊辅面”之称，后又经过一些加工改造成为现在的“方便面”。

由于丁善庆笃于人伦，教学方法良好，其弟子著录者甚多，清末湖南学政吴庆坻称之“教士严整，成就甚众”。（吴庆坻：《<养斋集>跋》），如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清朝大臣都是他主长岳麓书院时的学生。丁善庆于去世的前两年，在身体状态况很不好的情况下，还不遗余力纂修了《岳麓续志》，为后人研究岳麓书院留下了宝贵资料。《岳麓续志》于同治六年修纂，丁善庆修此志目的是为了使后人更好的了解和研究书院，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征后起文华之盛”。

《岳麓续志》共六卷，十六个类目，它独具的特点是录入了大量当时的文献史料。如卷之终就增加了书籍、旧记、条款、捐书目录等新内容。书籍、捐书目录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书院的藏书情况，旧记、条款也是我们研究岳麓书院的第一手资料。《岳麓续志》还补充了“康熙志”未收录的历代佚文，是对“康熙志”的增订和补充，人称此二志为《正•续岳麓志》，《岳麓续志》各卷卷端题有‘清泉丁善庆纂辑’字样。此志体例严谨：分类清楚、独具特点，是我们研究岳麓书院历史时颇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丁善庆学问博通，对文、史、哲等学科都有研究。曾国藩、郭嵩焘、黄爵滋等人都对他的才学非常敬佩。但丁善庆却一生无所矜异，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他的著作大都散佚，只能从一些零散记载中窥知其某些著作的名称和大概内容。

现知他的著作主要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知畏斋日记十八册》、《养斋集》等，另外还编纂了《岳麓续志》六卷。

《左氏兵论》是丁善庆的一部力作，可惜书稿毁于兵火，未见残本。丁善庆长于研究五经，特别对《易经》、《春秋》有研究。曾国藩说“君子学详于治经，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论》”（《曾国藩：瀚林院侍讲学士丁君墓志铭》）可见丁善庆对史学、哲学都有所研究。

《字画辨正》是丁善庆对书画艺术研究的成果。他本人精通书法，特别长于楷书，存留的部分诗稿手迹就是他用端正的小楷所书，这些诗稿足可作帖，为后人效仿。郭嵩焘说他“楷法端劲、周规折矩，允如柳诚悬之言，原本正心之学”。（郭嵩焘：《〈养斋集〉序》）丁善庆的书法是有家教渊源的，他的曾祖、叔祖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叔祖一焯公是专在皇帝内廷教授书法的，清代许多有名的书法家出于他门下。丁善庆还善于鉴别书画真伪、优劣，《清泉县志列传》说他对书画“鉴别尤神”。

《知畏斋日记十八册》是丁善庆初登仕途直到去世四十余年间所记的日记，其中有许多篇章都很有史料价值，因为他是朝廷重臣，与朝廷中许多名卿交往甚密，而翰林院侍读学士又主要是供奉内廷的，所以他的日记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内政、社会状况，朝野风气等历史都大有帮助。日记中有奏折，上皇后书、诗、赋、文，也有他在岳麓书院任职期间日常教学活动等情况记载，是研究岳麓书院的有价值的资料，可惜此日记‘文革’中被劫，至今下落不明。

《养斋集》包括政论文、诗赋、墓志、奏折等文，残存稿有四卷，共68篇诗文，其中以诗赋为最多。郭嵩焘为其《养斋集》作序时，说其诗赋“高出唐贤应制诗赋之上，而先生余力所及，亦足以取证一代诗风。”可见丁善庆的诗赋造诣是很高的。

丁善庆现残存的诗文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政论性的文章，如《李纲论》、《级黯论》、《大臣法小臣廉赋》等。他的政论文有渊渟岳峙之气象，有凛然轩昂之正气。如《汲黯论》开头就气势不凡：“……史称汉武能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然东方朔数效忠直节，至以诽谐遇之。汲黯愿出入禁围，拾遗补过，以其戆出为淮阳太守，呜呼，此武帝衍以有晚盖之悔叹矣！”他善借历史事实说明现实问题，说服力强，语调抑扬顿挫，有一种沉郁苍凉的味道，一看就是老辣之笔。又如他的《赋得晓第六鳌》，其中“横流河渡象，振策海连鳌”、“击水天风阔，浮山晓日高。六螭堪并驾，三岛任将翱。法相双轮涌，金银万顷淘。莽莽轻千里，苍苍渺一毫”之句，气势磅礴，遒轻有力。高树勋（与丁同科进士）说此诗“大笔如椽”。池生春（与丁同科进士）说它“高浪驾天。”（见《养斋集》手稿批语）此评论确不为过。

二是描写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诗赋。如《赋得全为农家放麦秋》、《好雨知时节赋》、 《赋得百花香里看春耕》、《赋得麦光》等。如《赋得全为农家放麦秋》写道：“芳甸春深里，田家竞勤耕”。“相呼惟力作，不断有香生”。“樆锦全含润，分秧喜放晴。”表现了农村的劳动情景，写出了春耕生产的热烈场面。

三是描绘大自然美好风光的诗赋，这一类诗赋最多，也写得较有艺术特色。如《榴花赋》，对榴花进行了细致描写，赋中写道：“灼灼榴花，枝枝芳圃，云带火而齐飞，星流丹而足数。”写出了榴花夺目的光彩、长得茂盛的景象，用“飞”、“流”等词富予了榴花动态特色。又写榴花“留五月之春光，不同小草，映三山之晓日，竞赏名花，又有植用瓷盆”。既写了榴花生长的季节，又用小草、晓日、名花来作陪衬，显得变化多端，不呆板。又如“他日水晶嚼破，群知洁白之在中”这一结尾收束圆劲，写出了石榴的本色。当人们剥开火红石榴时，就会发现里面的果实如水晶般纯洁，而这洁白的果子却藏而不露。这一描写确实能引起人丰富的联想，真可谓辞高意远，余音袅袅。黄爵滋称此赋“格练辞研”。又如他的《赋得山梁悦孔性》中“天地同流者，山梁或遇之”之句也是自然流出，毫无雕琢之意，他写的《赋得花◇夕阳迟》整篇都显得流畅舒展，写出了春天燕子归来，花香鸟鸣，密蜂忙着采花粉，红花绿叶长满了树枝的热烈气氛。使人感到春天的新鲜、可爱，更热爱大自然的美好，全文生动活泼。诗中写道：“有意云难◇，无言漏出知。蜂声忙上下，燕影掠参差。永日舒吟兴，春葩正满枝。”这些诗赋与他的政论文章风格迥然不同，他的政论文气格苍劲，推论明确，壮阔轩昂，而他的诗赋却大都清和朗润，秀骨亭亭。故其忘年交郭嵩焘说他的“诗赋轻倩绵丽，怡神悦色，循之而无滞机，绝之而有余妍，以知国朝馆阁体高出唐贤应制诗赋之上，而先生余力所及，亦足取证。”（郭嵩焘：《〈养斋集〉序》，又参见《郭嵩焘诗文集•丁伊辅先生馆课藏本书后》）他的诗赋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