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晚清大师级书法家，被时人誉为“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作品至今受到海内外藏家珍护。

何绍基有一件壬戌（1862）年十一月临写的《石门颂》全本墨迹册页传世。张大成在解放日报《文博）版第69期，撰文称这件册页“笔势沉雄峭拔，豪迈奇崛，抽象静思，超然静默。在临写结体上充分显示了《石门颂》横空出世，热烈奔放，具刘邦《大风歌》雄厚爽直之韵。纵观全书，法度严谨，沉稳凝重，气韵豪放，神融笔畅，集千年法书之大成，是大学问家、大革新家的书法艺术，全面地再现了《石门颂》肃穆敦厚，含蓄蕴籍，横竖沉着，自然洒脱，圆劲遒缓之风。在临写的意境上有力地开拓了《石门颂》‘隶中草书’之神，通篇柔中含刚，入神化境，纵逸飞动，意态超然，极富浪漫想象之气”，是很有见地的。已故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则有“颇为难得，极其名贵。今影印行世，实为书法界之大幸也”的评说。此本册页，如今已由上海画报出版社按原寸宣纸印刷，有限发行1000册。

笔者也藏有一件何绍基临写《石门颂》全本墨迹册页，为晚清大收藏家宫本昂旧物，内有“泰州宫氏珍藏”、“延蝶仙馆”、“宫子行玉父共欣赏”、“宫子行同弟玉父宝之”等收藏印鉴。此本册页写于1863年仲冬，书后跋语称“癸亥（1863年）仲冬月十七、八、九日临，天气雪后大寒，望再得雪也。昨略晴，今大晴。吾儿庆涵十七日从京师归。蝯叟记。”可见，何绍基临写《石门颂》甚勤，乃至不畏大寒。也许是拥有何绍基临写《石门颂》1863年本子原因，余对其探究兴趣愈加浓厚

二

读罢何绍基诗文五十卷九十余万字，始知其临写《石门颂》，主要依据三个本子：

一是1825年得奚林和尚藏旧拓本。

二是1825年后陆续得山东历城藏书家周永年“籍书园”所藏旧拓四幅，何绍基称：“《石门颂》者，‘籍书园’所藏旧拓四幅，流落散失。陈晋卿得第四幅留置吾斋，既而杨旭斋以首二幅来，李子青以第三幅来，遂成全璧”。

三是1855年初秋，四川嘉定知府李文瀚赠本，何绍基跋语记载此事，说“咸丰乙卯（1855年）初秋，余已卸蜀学使事（即指被清廷罢免四川学政官职一事），即为峨眉之游。先至嘉定府，为李云生（即李文翰，字云生）太守款留署斋者三日，论古谈诗，荷花满眼，至为酣洽。插架书帖甚富，流览之余，快为题记。见余心赏是拓，临别遂以持赠。拓本甚旧，非百年毡蜡，余所藏《孟文颂》（即《石门颂》，又称《司隶校尉杨孟文颂》）此为第三本”。

三

何绍基一生临池之功，至老不废，初学颜真卿。

何绍基喜临颜真卿所书《麻姑仙坛记》大字本，他认为颜书各碑意象种种不同，唯此碑“独以朴胜，正是变化狡狯之极耳”。其曾于苏州厂肆得一宋拓本，狂喜，跋称“历劫流转，神光炳峙，璞逸厚远，实为颜书名碑之冠”，后因酒后出帖示客，忘却收检，夜间失袱，幸帖无恙，称嗣后“惩羹吹齑，虽有借阅者，亦不出屋矣”，又称“大小《麻姑坛记》，余兄弟每见即收，每于友于闲静时，出多本互相评赏，并他帖古拓，纵横满儿，色香无际，以为至乐”。

何绍基又喜临颜真卿书《争坐位帖》，题崇恩藏宋拓《争坐位贴》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他认为习颜书者，尤先习其庄楷，若骤摹是帖，即堕入恶道矣，诗云：“欲习鲁公书，当从楷法起。先习《争坐帖》，便坠云雾吧。未能坐与立，趋走伤厥趾。乌乎宋元来，几人解道此。”

四

何绍基对唐代欧阳询、李邕也有高度评价。

他认为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隶，涵包万有，则前唯欧阳询，后唯颜真卿，非虞世南、褚遂良诸公所能颉颃也，又说唐初四家，虞世南专祖王羲之，褚遂良、薛稷纯乎北派，欧阳询从隶书入手，以北派而兼南派，“乃一代之右军也”，称欧阳询所书《九成宫醴泉铭》“宏整而近阔落”，《化度寺塔铭》“遒紧而近欹侧”，《皇甫诞碑》“肃穆而近窘迫”，唯《虞恭公碑》“和介相间，行神俱足，当为现存欧书第一”。何绍基强调，欲学欧阳询必当从其子欧阳通所书《道因碑》问津，说若初学执笔，便模仿《化度》、《醴泉》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

何绍基在跋重刻李邕《法华寺碑》拓本时，高度概括李邕所书《端州石室记》“敦朴”，《麓山寺碑》“遒劲”，《李秀碑》“肃穆”，《卢正道碑》“精丽”，《灵岩寺碑》“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雄厚”，皆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又认为继欧阳询之后，惟颜真卿，李邕“各能出奇，可于是鼎足，而有唐书势，于是尽矣”。

何绍基不喜虞世南的字，有“侧笔吾厌虞永兴”句，认为虞世南字“岂惟不能并轨欧、颜、即褚、薛亦尚胜之”。

五

何绍基书宗颜真卿同时，参以北魏《张黑女墓志》等碑版意趣，乃得峻拔奇宕气势，自成一格。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张府君墓志》，也称《张玄墓志》，北魏正书石刻，书法峻宕朴茂，结体扁方，有隶书遗意，原石久佚，何绍基于1825年，觅得此墓志旧拓本，凡十二页，每页四行，满行八字，为传世孤本，大喜过望，自称得此拓本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又称“余既性嗜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化篆、分（即八分，指汉隶）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

何绍基对梁天监十三年（514年）、陶弘景（谥贞白先生）所书镇江焦山《瘗鹤铭》，也推崇倍至，说“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此书者”。曾冒雪拓碑，有“笠戴大雪拓《鹤铭》，冻字蜕出神胜形”句，晚年认为《瘗鹤铭》与《黄庭经》合观，“最为得诀”。

六

何绍基晚年专攻篆隶，攻隶尤勤，使其法书更添浑厚雄重之气。

何绍基自称，读《说文》，写篆字，始于二十岁。喜临《石鼓文》，有“益信石鼓尊无偏”与“何当杜门写万遍，千古一筏求其津”句。欣赏钟鼎文，认为秦小篆不如钟鼎大篆“篆势宽展园厚之有味”。针对钟鼎文多古文奇字，不易辨认，他认为可不尽识，说“古人不欲人尽识”。见宋代《嘉祐二体石经》，慨叹“有宋一朝，篆学荒芜特胜”。

何绍基攻隶，似乎始于1844年，是年其题崇实藏四明本《华山碑》帖时称，“嗟余老矣甫习隶，遍访翠墨为渴饥”。之后，曾上嵩山手拓东汉隶书碑刻《太室石阙铭》并篆书碑刻《少室石阙铭》与《开母庙石阙铭》，有“珍重嵩山三阙字，千秋遗憾蔡中郎”句，蔡中郎即东汉蔡邕，以“结构严整、点划周到、体法多变、骨气洞达、爽爽有神”的隶书著称，然董卓专权时，被迫为侍御史，官至左中郎将，留下憾事，卓被诛后，其被王允所捕，死于狱中。1859年，何绍基主讲山东泺源书院，得知东汉隶书碑刻《衡方碑》在汶上县野田中，即嘱县令移至学宫，精拓四本，称此碑“方古中有倔强气”。如此搜寻并研究汉碑，感悟出“楷法原从隶法遗”的真谛，这便是他“数百通”或曰“百数十过”临写《石门颂》和其他汉碑的原因。张舜徽撰文介绍《东洲草堂文钞》二十卷时，称何绍基“摹汉碑每种至数百通，晚年乃无一相似者，神明变化，自成一体”。《清史稿》作者则称其“遍临汉魏各碑至百数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成一家，世皆重之”。何绍基临写《华山碑》时称，“《华山碑》，人间三本，都经吾眼”，又有“每日午窗钩勒细，两三行静觉严寒遣”感受。

七

何绍基重视北碑，对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对王羲之一度也有偏见，曾说过“右军手腕怯碑版”一类话语。直至见到王羲之所书《十七帖》澄清堂本与《定武兰亭》，始知王羲之实兼南北派书法之全。澄清堂本为南唐李后主取贺知章临写《十七帖》人石，何绍基称是刻“沉雄古逸，于草法中具有八分体势”。《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根据王羲之真迹临摹上石，何绍基称是帖“笔势方折朴厚，不为姿态，而苍坚涵纳，实兼南北派书理，最为精特矣”。

何绍基于《定武兰亭》，最先见韩荣光藏本，次见昊荣光藏本，“置案枕间将十日，至为心醉”，后见许乃普所得游似本，称“较前两本少瘦，而神韵无二，亦令我爱玩不释。盖此帖虽南派，而既为欧摹，即系兼八分意矩，且玩《曹娥》、《黄庭》，知山阴（即王羲之），本于蔡崔（蔡邕、崔瑗，皆为东汉书法家）通气，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致有昌黎‘俗书姿媚’之诮耳”。

八

何绍基平生苦肄书，用意在苍莽，书法重骨不重姿。他认为书道“贵有气有血”，如气余于血，便成就不了大丈夫，为此提出“海船乘巨浪，使笔如使浆”，又提出“使笔欲似剑锋正，杀纸有声锋有棱”。尤其在他顿悟出“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之后，每著书作数字，气力为疲苶，自谓得不传之秘。正因如此，当他见到清中期大书家邓石如篆隶及刻印后说：“惊为先得我心，恨不及与先生相见，而先生书中古劲横逸，前无古人之意，则自谓知之最真”，作论邓石如诗曰：“怀宁布衣邓完伯（邓石如，字完伯），奇气崚嶒当代只。遍陟名山涉怪水，支撑巨笠轩高屐。腕间创出篆分势，扫尽古来姿媚格。作印何尝等游戏，耿耿元精寿金石”。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每为其言邓石如摹古用功之深，其往往笑而因之，内心则说“我自心领神交，不待旁人告语也”。

在何绍基眼坐，包世臣“记问浩博，口如悬河，酒后高睨大谈，令人神旺，今不可复得矣”，又认为包世臣写北碑虽先于其二十余年，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然以横平、竖直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却自谓知邓石如最深，何绍基称“余不以为然者”，指出“先生作书于准平绳直中，自出神力，柔毫劲腕，纯用笔心，不使敧斜，备尽转折。慎翁（包世臣，字慎伯）于平直二字，全置不讲，扁笔侧锋，满纸俱是，书家古法扫地尽矣”，强调北碑方整厚实，惟邓石如之用笔斗起直落，“舍易趋难，使尽气力，不离故处者，能得其神髓”。

九

何绍基热衷于访碑，作诗云：“我生浪漫穷山溪，爱搜古来荒奥碑”，又有“爬罗不惜茧吾踵”句。其对鉴定宋拓，颇有心得，说“但是宋拓，便有静气，不似新拓本之剑拔弩张也”。

何绍基广交金石书画友，常与友朋“逡巡于书摊画肆间”。其中，与达受最为投缘。达受（1791—1858年），为晚清著名金石书画家，僧人，字六舟，浙江海昌人，尤善摹拓古器，碑拓，被大书家阮元誉为“金石僧”，好收藏，精鉴别，所藏唐怀素《小千字文》真迹，为稀世珍宝。何绍基称达受“于经禅之暇，酷嗜金石，兼及书画”，又称其“每行脚所至，得有拓本奇秘者，必以其副，寄我于京师。”为此，何绍基常常想见“荒山奇峰大云中人迹所不能至，或樵路仅存，或孤塔忽露，往往残钟败碣，恍惚有字与雾草一色。六舟方丈杖锡戴笠，与猿鸟争路，烧败叶，藉浓苔，出毡椎登登有声，山谷皆应。”何绍基认为达受无论所拓有字无字，字或丑或妍，或古不古，“其一往孤清浩远之气，与千年前古人相接”。何绍基曾于杭州西湖净慈寺内，与达受晨夕谈艺六十余日，两人皆好谈好驳，达受日出其积年所蓄金石拓本及所藏名书古画，相与欣赏订正，有时辩驳风起，奇论电发，“蚊蹲于鼻”而不知。

十

何绍基学书之余，爱赏画，说：“我生爱画怡心魄”，又说赏山水画即游山玩水，且“泛水千津不买船，游山万仞休费屐”。

何绍基喜藏石涛画，自称“收苦瓜画颇多”，认为画至石涛奇变狡狯，无所不有矣。尤喜石涛黄山写生图，曾听达受谈及黄山之游，后也身临其境，知黄山不惟林烟绝踪，佛宇亦罕，憩眠食饮或竟日不得其处，认定石涛“必恒造斯域，得其荒空灵异之趣”。

何绍基又喜藏八大山人画，跋沈道宽藏八大山人山水册称，“初看觉其简妙，日日观之，转益厚远无际，真可宝也”。何绍基也喜藏徐渭画，称其画“奇情古趣，一羽一枝，皆成珍秘”。对“小四王”之一的王宸画，颇有研究，曾于冷摊购得王宸山水画一轴，称因知其下笔“纸上先有烟云苍”等特点。

何绍基赏画之余，也作画，曾作《烟雨归耕图》、《村谷论心图》等。喜画兰，多取风韵，属于文人画的逸笔草草之作，题兰图诗曰：“石无定形，花无定态，写汝离披，由我自在”，又有咏兰诗曰：“幽兰淡静似幽人，不斗园林百卉新”。尤喜酒后画兰，在一幅醉后所画兰图上，其补题诗云：“醉后狂将水墨涂，醒来花叶两模糊。仙根尚在云深处，未肯随风入画图”。晚清名画家张祥河，曾手持兰花，教其传统画兰之法，其学得比较吃力，有诗云：“诗舫（指张祥河，号诗舫）夸我画，好在胆能大。近日稍用功，见纸心先怕”。一曰醉后，其忽有所悟，以草书笔意画兰，并题诗曰：“学画兰花不到家，无端字里尽兰花”，又有“千钧腕力助花开”句，其笔下之兰，更上层楼。何绍基曾作多件兰花成扇与扇面传世。

何绍基治印，偶尔为之，推崇邓石如、陈鸿寿、丁敬，有“最爱完白锋劲横，同时唯有陈曼生（陈鸿寿，号曼生），后来始知丁龙泓（丁敬，别号龙泓山人）”句。曾与其弟何绍业，同为周子坚刻小印数方，有诗云：“累累拳石醉而痴，寸铁蹴起旋风驰。腕底礌硠动真宰，怒云夜挟精灵垂。肇自籀文迄小篆，摹印古法多纷歧。我家兄弟夙好此，操刀未敢同儿嬉。只惭才腐力尤蹇，自哂目效神难追”，又有“寸铁能使万古奔”句。

十一

何绍基作诗不名一体，随境触发，奇趣横生，格调清新，以上已有显示。自称与文学家宗稷辰以诗文相砥砺三十余年，两人“攻苦缀述，偶一相示，则欣赏与针砭俱有之，未尝为贡谀之论”。时宗稷辰刻其《躬耻斋文集》于京师，与另一文学家梅曾亮《柏枧山房集》并时传播，何绍基认为，梅曾亮之文婉雅，出于欧阳修，而宗稷辰之文“词意肃洁，坚核有据”。

何绍基作诗，强调“性真”，强调“自然流出”，曾说“公家文字多如米，输却江湖浩荡身”。提出三要，即要有“字外味”、“声外韵”与“题外意”。又提出作诗“地盘最要打得大”，说“如有一块大地，则室屋楼台，听其所为；若先只方丈地，则一亭已不可布置矣”，为此强调“必须书卷议论，山水色相，聚之务多，贯之务通，恢之务广，炼之务重，占之务特。宽作丈量，使此中无所不有，而以大气力包而举之，譬如一所大院，正房客屋，幽亭曲榭，林鸟池鱼，茂草荒林，要无所不有，才好才好”。

何绍基认为，要成为一般性“诗翁”，还是比较容易的，说：“但取古诗唐诗选本，揣摩几篇近人诗集，涉猎几部，只要肯做，不怕不翁”，但要自走一跻，自名一家，“或冷淡，或兀傲，或博雅，或风韵秀婉，或山水模写清妙，须自己要学这一路，看这一路，不杂不间”，他认为“是不容易的”。他又认为，凡做一事，必兼做别事，此一事方得好，说“专做诗，诗不能工也”。为此，他又强调做人与读书明理的重要性，说诗文须成家，“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指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也”一语，“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凡刻薄、吝啬两种人，必定不会做诗”，又说“诗贵有奇趣，却不是说怪话，正须得至理，理到至处，发以仄径，乃成奇趣”。

何绍基主张高声读诗书，说“三史诸子百家，本是做出的文章，若不高声读之，如何能得其推敲激昂之势？”又说“试取两京、六朝、唐宋大家诗篇读之，无不音节圆足，声情茂美；间有近于木拙者，然细绎低讽之，亦自有朱弦三叹之妙”。其对自家作诗，更强调“必须高声读之”，说“理不足读不下去，起处无用意读不起来，篇终不混茫读不了结”，又说“真个可读，即可管弦乐府矣，可管弦乐府方是诗”，颇有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遗意。

何绍基语重心长地告诫后学，作诗功夫须内敛，内敛“则愈做愈深”；道理须静求，静求“则愈挥愈密”，强调“正经用功，只有闭户一法，逢人开口谈学问，其学问可知；逢人开口谈诗文，其诗可知”，还说“立身应世为学大要，不外一藏字，于诗道尤要尤要。说不尽，写不尽，时时领略此理而已”。

十二

诗人一般喜饮酒，何绍基也然。曾说“一年无日不开樽”，有“无日不衔杯，蔬豆皆可佐”五言诗句，又有“晨浇十盏温残菊，夜倒千钟醉古梅”七字对联。

何绍基爱梅，曾作《寻梅曲》，结语为“君不见湖上孤山冰雪中，梅花待我潋滟含清风”。又赞奇松古柏，为“真气，真骨，真形”。

何绍基喜游山，游黄山吟出“冒雨穿云不计程，芒鞋踏破万山轻”诗句，登华山抒发出“上千尺疃脚力展”豪情，晚年终创“踏遍人间五岳还”记录。

何绍基更爱读书，自称“唯书爱最真”，愿对青山“日日抱书读”，又有诗云：“读书松树里，人意与松清。四山风雨来，不乱读书声。读书如此松，柯叶通灵光。立身如此松，寒坚出奇苍”。就读书与藏书关系，他言道：“藏书不解读，如儿嬉戏得珠玉；读书不能藏，如千里行无糗粮”，主张既读书又藏书。林昌彝称其“读书数万卷，下笔如潮如海，胸次高旷浑穆，游其门者，如坐春风中”。何绍基自己也有“要识读书万卷难，漫言下笔千言好”句。

何绍基走过读书做官的路，然秉性不喜浮华，始终认为“富贵浮云外，文章道路中”，以“肆意妄言”被咸丰帝奕詝罢学政官职后，更是“看破浮云怜世味”，更贪食“麦饭”、“菜根”，作“饥来贪麦饭，香味得应增”与“尝遍官庖官酒味，从今更觉菜根香”句，吐露心声，并发出“古来多少名士，肯轻被无端羁鞚”的浩叹。

何绍基一生喜交清刚雅正之士，他称钱沣“正气刚风”，称沈葆桢“官声清过两江水”，称陈化成“毅魄英声长不朽”，与龚自珍品茶共话《娄寿碑》，在林则徐出示的刘墉书《庐山记》手卷拖尾处，题写“横帖若云舒，细字宛珠连。真韵淡逾即，古光深可扪”跋语。游扬州，魏源留饮洁园，并嘱书“果味满园”四大字，他又乘兴挥写出“著述匑匑吾老默（魏源，字默深），今日洁园真请客。杯盘好在不经意，正似征人有行色。霜余果味方满园，读书养亲天所恩。今古微言恣深讨，又闻精猛课宗门”一诗。

写到这里，余以为何绍基的书法乃至学识、人品，可以说在晚清文化史上堪称一流。赏析何绍基法书，探究、走近何绍基，对于深入认识晚清文化人、晚清文化史、乃至于整个晚清史，大有裨益。余秋雨说：“任何思考都必须进入前沿。而前沿也就是边缘地带”，很有道理。在书画文化与历史文化的边缘地带，来考察书画文化并同时思考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边缘试验”，余将努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