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人物中，章士钊（1881——1973）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与国共两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都有长期而深厚的交往，并且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获得信任和器重。这在我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1956年8月7日，75岁的章士钊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自京抵穗准备赴港。行程倥偬，章士钊仍然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老友陈寅恪（1890—1969）。后来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告诉吴宓：解放后，“陈寅恪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居京师，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吴宓日记，1961．9．3）“壁立千仞”出自《世说新语》，比喻学问道德率越，或文章风格峭拔。陈序经借用来称许陈寅恪的“不合时宜”的言行。由此可见，章士钊是有为而来的。令后人感兴趣的是，三年前，汪篯同样衔命南下，请陈北上，结果大大的碰壁，被陈革出门下：“你不是我的学生。”三年后，怀有相同目的而来的章士钊，却与陈谈得很欢洽。陈对章“表示十二分的热情。陈夫人唐筼亲自下厨里酒招待”。“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相赠”，而“章士钊独具慧眼，在陈相赠的数种近著中，觉《论再生缘》尤突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陆健东《陈寅悟的最后20年》）。同一任务，不同经历，证明章士钊更了解陈的为人。当时能得到陈氏夫妇如此款待的惟有两人：章士钊和吴宓。就目前所公开的资料而言，章的见识的确高人一筹。他从陈所赠著作中，很快发现《论再生缘》“尤突出”。尽管陈一再自贬，说自己的著作是“颓龄戏笔，疏误可笑”，十分“荒唐”。章还是觉察到其中奥妙，《论再生缘》就是经他之手“流传海外”的。这两位当代著名的学人谈了些什么，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惜的是两位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资料极少，章士钊赠陈的诗，自然受到关注。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2000年6月3日、17日和7月22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先后刊登朱铭、刘以焕和朱新华论章士钊诗的论文。三位先生就章诗特别是“儿时肮脏”各抒己见。读罢觉得仍未有抓住鞍辔，有进一步讨论之空间。

朱铭先生认为，章诗“末二句‘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是章的自指，明白如话，实不用说”。这一联诗不能说明白如话。首先，是自指还是他指，或还有其他解释，就有不同意见。其次，对“肮脏”也有不同解释。第三，如何解释“儿时”，对理解章诗，以致窥探当年章、陈会晤的主题，也大有帮助，不应轻易放过。

先说“肮脏”。四年前，刘以焕的《国学大师陈寅洛》问世，《文汇报》在“书情”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不久之后，罗韬先生提出不同意见：“在近年有关陈寅悟的几本传记中，以刘以焕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较晚出，却难负‘后来转精’之确。于我看来，此书有穿凿臆断、考事未密、诂词不确之病。”针对诂词不确，罗文列举的例证就是“陈寅恪儿时肮脏”。罗指出：

刘以焕解释说，“至于肮脏与否，恐怕不是写实，只是忆及儿时情景表示亲切而已。”显然他是把肮脏读作平声，……肮脏读平读仄，意义不一现在此词在诗中处仄声位置，须读（kongzong）仄声，意谓刚直强项，即广州话之硬项。肮脏可写作：“抗脏”。……这是赞陈寅恪性格强项的褒辞，而非亲切得口没遮拦的谑辞。（《羊城晚报》1997．11．8）

中国文字历数千年，流传中出现引申、衍生，一词多义，同音通假，相当普遍，诗词用字又灵活多变，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当年高鹗在续写《红楼梦》后40回时，将“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中本应读仄声的“肮脏”读平声，按“腌臜”的内容，将妙玉安排那样一个结局，违背了曹雪芹原来的创作意图：妙玉流落“风尘”，依然“肮脏”。结果受到后人批评。近年来出版的词书、字典都有“平仄”两种解说，是不应误解的。

刘先生看到了以上批评，在6月17日的文章中补充资料，坚持旧说：

“肮脏”一词有两解“肮（kang）脏”、倔强、刚毅。此处若如是解，不甚贴合。又“肮（kang）脏”，不洁，污秽。这可能更贴切些，极可能指陈当时的情状。因为章士钊十四五岁时……那时陈不过八九岁。（引者按：章长陈9岁，是时陈不过五六岁）……至于肮脏与否恐非写实，只是忆及儿时的情景，表示亲切而已。……掉入陷阱中，必然要弄脏衣服，不知“儿时肮脏”是否本此。

何以“不甚贴合”？没有解说，难以令人信服。朱新华就不同意刘说，因为，若读平声，“那么，不仅与上句‘故人’二字平仄不协，而且‘儿时肮脏’也成为平平平平，这种不伦不类的怪‘诗’，在陈寅恪面前是拿不出手的。”

再说“儿时”。刘不仅错读“肮脏”，还误解“儿时”。这里的“儿时”是不能解作儿童时代的。查《辞源》“儿”本义是“孺子”，引伸义是“青年男女的自称”。《木兰诗》：“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中的“儿”都是青年男子。这一用法沿用至今。《现代汉语词典》“儿”的释义就有“年轻的人（多指青年男子）：男儿、健儿、儿女英雄。”按时下标准，四十岁以下亦属青年。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索“儿时肮脏”的具体所指，从而间接了解当年章陈谈话的内容。

1953年12月l日，由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开宗明义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纪念碑立于1929年。碑铭结尾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当时陈39岁，思想之形成，主张之提倡，当在立碑之前，总之都是“儿时”所为。如此主张，50年代是不合时宜的，而陈却始终坚持，“肮脏”之至.章的说项，显然被陈坚拒。令人敬佩的是，章很尊重陈的选择，两位老友才有“谈得很欢洽”的基础。有一件事可证实以上推说。章陈会晤四年之后，吴宓自蜀赴粤，拜访分别多年之老友，一见之下就产生强烈的印象：“寅悟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日记，1961．8．30）。面对当时的环境，陈寅恪没有步武董狐，却效法曹霑，“著书唯剩颂红妆”。一代史学大师如此出人意料，不知者看来可谓“荒唐”之至。但是，陈在赠吴的诗中，对上有明确交待：“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章士钊是陈的前辈世交，又有为而来，陈解释自己行为时谦称“一腔心事付荒唐。”章、陈、吴都非常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并为之而贡献了毕生的才华。有些小事发人深思。章、陈和吴一生坚持用文言文。章士钊的书柜始终不收白话文的书，“文革”中问世的《柳文指要》也坚持用文言发表。陈寅恪解放后的著作不仅用文言文，还坚持用繁体竖排。这些细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索的空间。

顺便提出陈寅恪的晚年“颂红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影响。陈寅恪熟悉《红楼梦》。1919年，陈在美国就为吴宓的论文《红楼梦新谈》“题词”，赠七律一首。在以后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这部名著中的人物与内容。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关于曹雪芹有“本籍河北之丰润”一说。看来陈家与曹家关系非同一般。可惜该稿已佚，不知其详。但曹对陈的影响却清晰可见，拿“荒唐”来论。当年曹雪芹为躲避文字狱，假神托仙，掩人耳目，大讲反话，标榜“荒唐”。甲戌本《石头记》凡例就有诗曰：“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第一回又有“题石头记”诗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八回“嘲顽石”诗则曰：“女锅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白骨如山忘姓氏，又非公子与红妆”。总之，陈与曹一样“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