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字子贞，号东洲，使蜀时曾写过一篇论书法的《蝯臂翁》诗示诸生，因又自号蝯（猨）里。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解元，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进士。历充国史馆、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及福建、贵州、广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经侍郎张芾保举，简放四川学政，前后两次受到咸丰皇帝的召对。到任后，因为曾在向皇帝报告到任情形的奏折内，奉到皇帝批的“地方一切情形随时访察具奏”的诛谕，故将地方情形据实直陈皇帝。咸丰四年（1854），卸去四川学政。卸任的原因，据何绍基自述；“余科试潼州完竣回省，知于四月内缕陈时务十二事，上责其肆意妄言，由部议以私罪降调矣。”但考其日记，则咸丰皇帝第二次召对是在他离任之后，当时皇帝并无责词，且多抚慰，似与其自述矛盾。不过从此以后，何绍基再也没有做官。去蜀后，纵游名山胜地，以诗酒著述为乐。咸丰八年至九年（1858—1859）主讲山东泺源书院。同治（1862—）以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多年。后经曾国藩及江苏巡抚丁日昌延主苏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复经浙江巡抚杨昌浚聘请他兼主孝廉堂讲席，往来吴越，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在苏州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何绍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何凌汉，嘉庆十年（1806）乙丑科探花，官至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生平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何绍基早年师事程恩泽，成进士入史馆后，又出入阮元门下。庭训如此，师承如此，于是何绍基便成了一个正统派汉学家，生平于诸经说文考订之学用功最深。《清史稿》说他“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于《说文》考订尤深。”著述有《说文段注驳正》、《东州草堂诗钞•文钞》传世。

　　（二）

何绍基以书法著称于世。有人曾将他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中第一手，钱南园、刘石菴差堪接武”（黄黄山•《弈人传》），这是不为过的。

何绍基学书，从篆分入手。他认为：“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学书从篆隶入手，方不落晋唐人窠臼”；而唐人八法以出篆分者为正轨”。正如他一首诗中所述：“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他二十岁时开始读《说文》，写篆字。“性嗜北碑，摹仿甚勤”，于汉魏各碑无所不习，临摹至百十过。“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每着意作数字，气力为疲苶”，“约不及半，汗浃衣襦”。无论家居、宦游，寒冬伏暑，每日坚持字课，数十年中从不间断，可见其用功之勤。楷书以学颜真卿为主，“又闻鲁公书，横平而竖直”，以此作为书法标准，融合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李邕、苏东坡诸大家。六十岁以后专学篆隶，化篆隶入真草，遒劲峻拔，惊矫纵横，自成一体。梁启超跋《何蝯叟临张迁碑》云：“吾夙不喜蝯叟楷行，而酷爱其八分。叟盖以草势作分书也。其生平用力最深者，即张迁。晚年所临百通，人间往往流传。……此为第四十七通，正将半百，飞动中仍不失谨严，较他本最可学也。”何绍基学书四十年，坚持“回腕高悬、通身力到”的执笔方法。他认为：“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气自踵息极指尖，屈伸进退皆玲珑”。近人曹孟其称赞他“才气学力超越群流，往来汉魏，时多变征。前之车武南，后之常熟（翁同和），不能敌也”。

何绍基没有专门论书法艺术的著作。其见解散见于他那些书画题跋的诗文中。他继承了他的老师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以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钟繇、卫瓘及工羲之、献之、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赵文渊、丁道护，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版。何绍基对此完全赞同，并且认为，“书家有南北派，如说经有东西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虽然“不敢相沿袭，易敢废推奖？”其实这种单纯以地理位置划分两派，是不足为据的。何绍基囿于师说，附和这种论调，也许是因为他性嗜北人碑版而不甚留意南人简札的原故。从南北书论出发，何绍基对于“南派之宗”的王羲之也不无贬词。他认为王的楷书虽然俱带八分体势，“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但绝无碑版巨迹，抑亦望中原而却步耳。”并且讥评王羲之“手腕怯碑版，俗书趁姿媚”，而他则是“学书重骨不重姿，早窥古意薄献羲”的。他还认为，王羲之书派，自从他儿子献之以后就失了真传。南朝宗法王羲之者，不过是“简牍狎书”而已。陈、隋间，智永宗法王羲之，还能做到“楷法精详，笔下正锋，亭亭孤秀”。到了隋末唐初的虞世南，虽从智永出，但是不能尽智永浑融变化之妙，终于只能徘徊在智永的“铁门限”外。河绍基认为，虞世南的书法，“于疏密斜正处着意作姿态”，“侧笔取妍”，“欹侧取势。宋以后楷法之失，实作俑于永兴”。号召人们：“竖直横平生变化，未须欹侧效虞戈”。可是，与他同时的刘熙载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他所反对的“侧笔取妍”，正是虞书“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的长处。并且指出“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至于何绍基将“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王羲之书法，贬为姿重于骨的姿媚俗书，显然带有派性的偏见。

何绍基论书，特别推崇唐代。他认为“楷则至唐而极”。他称道：“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李（邕）辈杰峙，各抱古法无因仍。”特别称颂：“颜公、李公应时出，书坛并树大将旗。”认为“北海（李邕）书于唐初诸家外，自树一帜，与鲁公（颜真卿）同时并驱”。他还认为，“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唯渤海（欧阳询），后唯鲁国（颜真卿），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这些评价并不算过份。不过何绍基认为，颜、李书法之所以值得推崇，是因为“两公书律皆根据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则仍未免南北书派论之嫌。

何绍基对宋代书法是贬抑的。他一则说“有宋一代篆学荒芜特甚”，再则说“宋人不讲楷法”，“宋元以来楷法不可问津”。宋代书法远逊于唐，这不但是后人的看法，在宋代欧阳修就指出过：“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究其原因，何绍基认为，“宋人书格之坏，由阁帖坏之。”由于宋王著所摹刻的《淳化秘阁法帖》广为流行，学书者不求真迹，不去临摹篆分古刻，追溯本源，却将阁帖摹本拱璧视之，“书家古法扫地尽矣！”“古法既湮，新态自作，八法之衰，有由然也”。对于宋代书家，何绍基称赞苏东坡、黄山谷、蔡襄、米芾“努力自豪”，“不受二王束缚”。四子当中，何绍基尤重东坡，说他“天分超逸，不就绳巨”，其书势“刚健阿娜，百世无二”，是“唐以后的第一手”。

何绍基论书，强调“书虽一艺，与性道通”。要“竖起脊梁，立定脚跟”。要“进于道”，养“浩然气”。正如清末息柯老人杨翰跋《怀素千字文》拓本云：“提笔乃求破空，下笔唯求杀纸，字字如同做人，把脊梁竖起。此何贞老平生写字真诀。”何绍基主张养气养性要与学问读书结合起来。他说：“非砥行严，读书多，风骨不能竣，气韵不得深。”“若非拄腹五千卷，笔落钟王未足豪”。对于明清馆阁体以及所谓“簪花格”之类，何绍基深表不满，斥之为“唯恐不媚不泽”，“涂脂傅粉，真气苶然”。何绍基针砭时弊，反对纤婉妍媚的书风，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三）

何绍基同时是一位著名的宋诗派诗人。道咸以来，他与程恩泽、祁寯藻、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人倡言宋诗，被人们称为“宋诗派”。这是由于他们反对诗歌专宗盛唐和汉魏六朝，而于此以外兼言宋诗的原故。

何绍基的诗，一般地说来，题材比较狭窄，大多是一些金石书画题跋、山水纪游、友朋酬唱之作。关于他的金石书画题跋，主要是反映了他的书画论，在前面已有所引述，于兹不赘。何诗中艺术感染力较强的是山水风景诗。这些诗往往写得意趣盎然，表现了生活美、自然美：

大雨吞山百丈斜，山隈摧落几人家。

中间小树浑闲事，颠倒生根又放花。

——《小树》 

零陵北望是长沙，九转湘帆任直斜。

两岸青山仍送客，一江新水好还家。

馋余小把清明笋。渴到头枪谷雨茶。

诸路烽烟苦未息，益思本务在桑麻。

——《北望》

何绍基生活在中国开始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他的诗歌创作也曾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现实：

“君不见，

滇黔吴越未止戈，横流改道嗟黄河。

旱蝗南北几千里，兼以外患来英俄。

太仓粟少币金乏，赈需军饷难蹉跎。”

——《题〈沈小如丈津门拯溺图〉》

“连州接邑多大水，岁比不登民困矣。

可怜十室九沦散，时见孤垣绝邻里，”

——《南村耦耕图》

“驿路郯城接宿迁，饥荒盗贼事相连。”

——《郯城》

“侧闻水旱连千里，夺食灾民岂尽顽？”

——《吃饭》

但是，在何诗中具有深刻社会意义主题的作品，毕究是很少的，而且不敢触及封建统治的要害。还须指出，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攻击太平天国、吹捧曾国藩及湘军的诗，更是何诗中的糟粕。

何绍基论诗，以传统的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为宗旨，主张诗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认为诗文之道，“除却克己慎独，更无著力处”。他还以“性情”论诗，“诗人诗自性情出，有时自有无时无”。他认为，要取得“真性情”，必须在“平时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中体贴得来。因此，他认为“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人与文一的关键是“不俗”。所谓“不俗”，他用黄庭坚的“临大节而不可夺”来解释，主张做人和做诗要“立诚不欺”，这样“其人所诣，其文如见”。但他所主张的“人与文一”、“不俗”和“真性情”，既然是为了“扶持纲常，涵抱名理”，就不免暴露其诗论的封建主义局限性。他的以“学问”论诗，也是被人们看作“宋诗派”的特点之一。提倡诗人多读书，主张诗人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学问做根柢，这固然是对的；但是一定要在诗中做学问，写考据，那也就不复有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