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章士钊（字行严）先生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中一个略有争议的人物。几年前，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曾写过一篇父亲的小传《风雨沧桑九二春——记章士钊先生》。作者在文章的起始是这样总结父亲一生的：

“章士钊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92岁，一生经历丰富，在思想上、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拒不参加革命组织。他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李大钊。他三次办《甲寅》，而主旨不一。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积极为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他在学术上也有不少建树。晚年出版的《柳文指要》，功力甚深。晚节重千钧。郭沫若在章士钊的追悼会上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可为盖棺之论。”

我想父亲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跨越了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他92年漫长的生涯中，他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生命旅程。然而综观他的一生，他所走过的路似乎颇为典型地映现了中国19世纪末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困惑和理想。而最终，在他七十高龄之时迎来了全国解放，使他在一生的最后24年中得以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昌盛，我相信他是满足的。遗憾的是，当他1973年病逝香港时，中国大地还处于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中国的台湾岛还孤悬海峡的那边。他来不及表白心迹就匆匆离去，他自然剪不断对祖国对民族的丝丝忧虑。

毛主席对我父亲的评价

我是在毛主席引导下开始认真认识父亲的。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主席的家宴。这次见到主席，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主席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主席。主席七十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了他的孙女王海容，父亲带我去了。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主席还问了我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主席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我随父亲去过一些毛主席出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我同毛主席握过手。但这一次我是在只有十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主席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没想到，一周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同我说妥的，要我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他对我说，主席是很随和的。他还要我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父亲藏书较多，主席经常问他借书看。自从我经常去主席那里之后，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借书、还书交通员。毛主席每次都先还清上次借的，然后再借一部，还开玩笑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就在那段我经常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习英语的时间里，在闲谈中，主席多次提到对父亲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主席都要我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三人一起用晚餐。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主席问我：“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我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主席认真地望着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我答：“1957年1月。”主席风趣地笑着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我很窘，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接着主席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既然是个党员，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我父亲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惟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主席又考问我说：“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我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我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主席听着我数说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我，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我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主席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摇头。此时面对毛主席这位伟人，我才忽然意识到除了鲁迅的文章，我对父亲的了解竟如一张白纸。我从未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主席没有让我太难堪，他对我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于是，主席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苏报》案。主席说父亲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父亲后来流亡日本。主席问我：“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毛主席“还债十年”的故事

毛主席还对我讲起过父亲与他最初交往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次谈话竟引出了毛主席向父亲“还债十年”的趣事：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20世纪70年代初，我有一次同周总理讲起主席“还债”的趣事。没想到这又引出周总理回忆他同父亲在欧洲的一次交往。周总理说大约1922年，父亲在欧洲考察。当时周总理等一批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志大部分在法国，一部分在德国，其中有朱德同志。父亲在法国逗留之后准备乘火车去德国。此时周恩来等同志正在寻找途径将一台印刷机及一批革命宣传材料带往德国。由于北洋政府已注意到旅欧学生中的革命思潮和活动，他们向欧洲有关的政府打了招呼，严加防备中国学生的行动，因而把这么大的机器及大批印刷材料从法国出境运往德国很不容易混过军警的耳目。正在为难时，周总理听说父亲正周游欧洲，停留法国，下一程即到柏林。周总理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父亲在欧洲旅行持外交护照，最好能说服父亲携带机器去德国。周总理在此之前并不认识父亲，但他听说父亲素来乐于帮助青年人。当他去见父亲并对他说这印刷机是支援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自己印刷学习材料后，父亲一口答应下来。这批革命宣传材料连同机器一道就这样顺利地利用父亲的外交免验权从法国运到了德国。周总理笑着说：“行老那次给我们当了义务交通员！你回去问他还记得不记得。”我后来问父亲，他说记不清了，好像有此事。我把周总理的话告诉他，老人大笑，笑得十分开心。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父亲写了一个“走”字

毛主席还曾告诉过我1946年主席赴重庆谈判时与父亲的一席谈话。主席说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主席以及其他在重庆的党内领导同志广泛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时局的分析。主席有一次找父亲叙谈，问父亲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主席说，父亲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接着父亲向主席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主席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主席对我说，当时党内分析形势时，他很重视父亲的这一建议。父亲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在我思想渐趋成熟时，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些轻松愉快的谈话渐渐地融解着我心中与父亲关系的冰块。我也慢慢懂得了为什么毛主席、周总理在解放后这样关怀照料父亲。

父亲“好管闲事”。无论何人找他帮忙，他只要觉得有道理是必定不会推辞的。最大的事情，他写信给毛主席，其他人的事一股脑儿送到周总理那里，有清朝遗老的生活问题，旧时代文人的落实政策问题，历次运动中的错案，某些留用人员的工作问题、待遇问题、子女在政治运动中受牵连问题……无所不包。在父亲的收发文本上，没有一个月不往周总理那里送几封信的。有一次周总理说起父亲的“好管闲事”，我带着歉意说：“总理这样忙，我父亲真不该用这些琐事打搅总理。”周总理却对我说：“你不能这样想！行老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现在‘高高在上’，哪里照顾得了这么多人和事！人家有事也不敢找我们。找我们也是层层挡驾，未必到得了。行老的这些信反映了不少情况，替我们做了许多我们疏漏的统战工作。”通过父亲，的确有许多人得到了恰当的安置。记得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有位中年人从湖南长沙来找我，一见面他就要求我带他去父亲遗像前鞠躬。说起当年事，他竟泣不成声。他说他现在是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二十年前是父亲帮助他入了大学，他才有今天。于是，我也记起来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初冬时节，从长沙来了一位学生，风尘仆仆，衣衫单薄。他要求见父亲，说他久慕父亲盛名，并听说父亲乐于帮助有志向的青年。他立志攻读中国历史、文化，特来求助。父亲与他谈了很久，认为他很有点才气，于是不仅为他写了介绍信，而且送了他一笔钱。见他从南方来所带衣服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立即要母亲把他自己的大棉袍送给这位青年。

周总理向父亲赠房

父亲一生帮助过许多人，但解放后他却从未因自己的需要向党和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他的需要倒是毛主席、周总理主动为他考虑到的。例如，他的住房就是总理亲自解决的。1959年，不记得哪个月了，周总理到家中看望父亲。那时，我们家在朱启钤老先生家的半个后院中已经住了整整十个年头了。居室十分狭窄，客室兼书房中到处都是父亲的书籍。我们同朱老先生家合用一个厨房，做好菜端进后院有好远一段路。比起解放前父亲的居住条件，一切都差多了，也很不便。但父亲一住十年从无一句怨言。

这年，周总理到我们家看到父亲的住房情况后感慨地说：“行老，你解放十年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这怪我疏忽，没有想到，很对不起你啊！”父亲无所谓，他对周总理说只要有个地方写字、看书就可以了。总理说回去后立即告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替行老修一幢房屋。

不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可能是高登榜同志）就登门看望父亲来了，并且说根据总理指示提出了东城西城几处房屋请父亲选择。此后母亲就忙着到处看房，最后选了灯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母亲在东城住了十年，觉得周围环境熟悉了，因而还愿住在东城。灯市口又距当时主要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仅咫尺之遥，更使母亲高兴。她到北京后生活也比在上海单调多了，逛王府井便成了她的—种经常的消遣。

史家胡同的房屋经过一年的重建修缮，于1960年秋冬之际完工。在我们迁入此房前，周总理特意请父亲去吃饭并对他说：“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这幢房屋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们送给你的。”父亲笑答：“你们是无产阶级。我一生也是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大家哈哈一笑，周总理说：“那也好，房子永远归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们管理。”从此，我们离开了居住十年的东四八条那半个后院，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史家胡同24号（当时的门牌）。父亲在这里真正地有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他在这里住了13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父亲去世之后，我和女儿洪晃赶去料理后事，随后同继母殷夫人、大哥章可以及从美国赶回来的妹妹章眉一起护送父亲骨灰回北京。在追悼会前，周总理会见了殷夫人和眉妹，亲切地对她们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在我断断续续写下这一段父亲的往事，把他同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友谊串在一条历史的长线上时，我更加懂得了正因为这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所以后来在那十年浩劫的非常岁月中，父亲仍能够这样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向毛主席陈言，而主席和总理在那混乱的日子里仍设法保护了父亲，并帮助他把那部显然应属“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奇迹般地在1971年公开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