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思想界抑或政治界，章士钊都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名噪世局的人物。现代学者对他的研究颇多，有趣的是相对于其它时段，学术界对20年代的章士钊的研究鲜有触及甚或隐而不显。个中原委恐怕在于这一时期章的思想蜕变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应该给予的关注越来越少。五四后章士钊思想蜕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依归传统——对传统的“农本”主张的推崇与鼓吹。那么缘何章士钊会由一名热衷于民主自由的激进分子霎时高唱起为彼时思想界主流所攻讦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之论调呢？笔者拟就此问题谈点浅见。

客观地讲，从1903年“《苏报》案”发生，章士钊开始为世人所渐知至五四前夕，他一直是以积极反满、热衷民主、追逐自由的鲜活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进入20年代后其言行日趋守陈，并提出一个遭到思想界口诛笔伐的“农本”主张。这一判若两样的行为转换和和由一极到另一极的过程移变似乎是骤然速成的，因为其间不过两三年。但于史实言之，章士钊的思想大转变并非是在这两三年里一蹴而就的，其自身的经历及所处的时势使其思想嬗变显得那样的“顺理成章”！

章士钊宣讲“以农为本”、“农村自治”的文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10月，包括8日在湖南教育会所作的《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的演讲；13日在湖南学术演讲会上的题为《农村自治》的讲演；14日在湖南甲种农业学校的《注重农村生活》的演讲以及21日在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诸如此类标榜中国自古恒为农国，鼓吹唯有“以农为邦本”方可救国的文章，如此密集地出现于一个相同的时间段，颇值玩味。回首章士钊在这一时期的旅历不难发现，他刚由欧洲“取经”归来。透过在欧洲“寻医求药”了一年多的章士钊甫一回国就迫不及待地兜售其“以农立国”的救国之道可以析知，这段旅欧经历对其“农本”主张的催生与成型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因为在其赴欧之前这种认识和主张并不彰著。

1921年2月章士钊带着对其一度很推崇的代议制的怀疑以及寻找取代代议制的方案的愿望二度赴欧，正是此次欧洲之旅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触动并坚定了长期以来一直在他内心萌动的“农本”思想。章士钊首先来到英国，在这里他先后拜访了萧伯纳、威尔斯、潘悌等人，向他们请教救治中国之道。如果说萧伯纳、威尔斯在章士钊面前对“民主主义”的嬉笑怒骂进一步证实了其对代议制的怀疑但并没有指明何以取替的话，潘悌的“苦口婆心”则让章士钊“豁然开朗”，顿觉“柳暗花明”。潘悌是近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鼻祖，他主张由劳动者组成的各种基尔特（按行业划分）掌握生产资料并管理生产，实行行业自治，这种自治的基尔特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各基尔特的最高联席会议成为国家的权力机构。潘悌向章士钊极力推售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并鼓动说西方旧有的基尔特已经被工业化扫荡殆尽，而在行行出状元的中国，其行会组织仍然比较完善，并没有受到工业化太大的冲击，因而中国实行联业自治有着西方无可比拟的优势。章士钊对此大为倾倒，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基尔特社会主义分成两部分：一为“业治”，一为“农业复兴”，并由此形成了以“业治”取替代议制、以“农本”立国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两大方案的轮廓。1922年他又赴柏林进行考察，农本思想随之“出炉”。这从他此时所作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一诗中可以窥见：“欧洲大战四五载，新理翻腾若江海。中有农治为胜义，小子殷勤恣探采。探采归来颇自豪，敢言救国如擎毛”。于是乎，经过此次欧洲之行，章士钊终于找到了“敢言救国如擎毛”的方案——以农立国。回国后，章士钊便心急了了地开始了他的贩卖。由此可以想象，此次欧旅对其思想历程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1923年1月23日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发表演讲表达欧旅之感想时说：“吾此次欧游所得之结论，乃中国宜集存农业立国之制，此后提倡农村，使一村自给自治，一概如此。一县一省莫不如此，乃农村制推行各省，国乃可治也”。他在《再论代议制》一文中也说，“愚远涉诸邦，亲加考览，虚衷以受事，借人而自镜，顿悟吾国迩来画虎之伪工业制，犹不可一日以留。因以人穷返本之思，发为因地制宜之想。农村立国之论，愚实主之”。

当然，欧洲之旅对于章士钊农本思想的产生起到的只是外部的催动作用（尽管这种催动作用很大），起真正导向性作用的还是时刻隐存于其内心的传统思想的“重生”及由此对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章士钊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就学做八股、习练训诂之学，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有一位比其父还要大的堂兄——章寿麟，他曾救过在兵败后试图投水的曾国藩，因而获功，累官至直隶知州。而其二子更是官运咸通，长子章同，曾任县令，以才见长。次子章华二十三岁即中进士、入翰林，此乃章士钊家族数百年不曾有过的荣耀。身为乡村塾师的章父常向其宣讲章寿麟一家的事功，勉力其奋发进取，为章家争光。从小就耳濡目染的章士钊与传统的旧式士大夫一样自此就立下了光耀门楣的志向。不难看出，少年章士钊的思想与志向同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旧式士大夫并无二致。虽然他后来走出湖南，步武革命，但那颗饱受旧式教育浸淫和传统礼俗熏染的心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洗礼。换言之，在他的骨子里仍有一股旧式的传统思想在时刻涌动着。当革命思想占据主导时，这种涌动可能会得到暂时的压制，并对传统有所淡忘。但当他发现其所追逐的革命并非像其想象的那般平顺而更多的却是政局的烦乱混杂时（如民主历程的坎坷曲折和民初政治的乌烟瘴气），抑或当社会上的某项运动或思潮同其内心深处的那份“保留”相抵牾时（如将攻击矛头对准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便极可能对现实产生认同的危机，对传统萌生依归的渴望，希望于传统中找到其所认可的“制衡点”。五四后，章士钊思想的反复正是这种心态的见证。

若前文言之，自章士钊走出湖南，接触到先进思想特别是“《苏报》案”后，他一直是以追求进步的革命者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的。从积极反满到苦学救国，从对自由平等的关注到对强有力政府的追求，从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探讨到进行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尝试，章士钊的爱国热忱与救国志略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民主历程的多舛和革命人士的多难，世局的乌烟瘴气和前景的难以预知使得章士钊对未来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对先前曾坚守并为之奋斗的救国方案产生了怀疑，从而使其对近代西洋文明由向往转为鄙弃，对传统文化由离异趋向倚视。　

章士钊毕竟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对于传统文化有着相当深的感情。即便在其思想活跃、言论激进的二十世纪之始的十余年，他对旧的传统也并没有表现出与其当时的激进思想相匹配的态度，相反，更多地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暧昧。章士钊虽对儒学伦理提出批判，却极具针对性，他认为“孔孟考道德之本原，明出处之大义，由其道而无弊，可为公民、为豪杰、为义侠、为圣贤”，只是孔子被老子之学所侵夺，使伪孔盛行天下。因此，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彻底地抛弃孔学，而是希望出现一个路德式的人物，以改革宗教的手段，改革学派，剔除伪孔而恢复真孔。不唯如此，他还一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1906年，他为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写了篇序，号召人们研习国学，称“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能立者也”。

于上观之，在章士钊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杆天平，左边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右边是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当民主自由成为一种社会大势，追逐浪潮此起彼伏，人民为民主自由所带来的一时的可喜局面欢欣雀跃时，心中的这杆天平或许会一时左倾。但当他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并非如其所愿般的“合乎时宜”，其前景也并非如其想象般的明朗时，天平便开始慢慢向右倾斜直至完全右倾，立足传统的想法也便逐渐成为了其思想的主导。当然章士钊本人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失和时势的变迁，认识到在新形势下，要想使传统与现实的环境相适应必须进行某些改造。不过，章士钊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所提出的“以农立国”主张是为了迁就旧的传统而更改新的环境，而非改革旧的传统以适应新的时势。对此，当时就有人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指出　“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较聪明些，他们知道中国的旧礼教与新环境不相合。可是，他们不去找适应新环境的新礼教，却想退到适应旧礼教的旧环境”。

其实，章士钊的“以农立国”主张正是在其迷惘无助之下对其一向没有放弃的旧传统所发出的呼援。他希图通过传统的回归寻找一种新的救国方案以替代曾为之不懈奋斗但现已产生怀疑的旧方案。在他看来，“返求诸农，以安国本”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再合适不过的救国方略了。一方面中国具有实施“以农立国”的先天优越条件，因为中国素为农业国家，虽然近代以降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侵蚀，但“受疾不为甚深。全国之农村组织大体未坏，重礼讲让之流风余韵犹自可见，与传统思想相接之人物尚未绝迹。是犹堤有孔而未溃，器有茫而未尽漏……”，及时力挽颓势，还可以“保全农化，蔚成中兴之大业”。另一方面，中国具有实施“以农立国”的必要性，而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的触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历时久、范围广、危害深的历史大灾难。在章士钊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在国内工业品供求失衡，为争夺海外市场而发生的内讧，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自身的“纵欲有为，无足贵争”引起的。他指出那种认为“协约国今以公理人道胜，国际之清平可期”的想法有如梦呓，因为从战后五年的现实来看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外之商势之逼拶也如此，内之工潮之澎湃也如彼，欧洲工制之所有崩坏，大略可知”。与此同时，饱受工业文明之苦的许多欧洲学者乃至政党人士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无奈欧洲之社会组织，一概托体于资本，如虫百足，不可得僵；而又农田浸废，众民学寄，地狭人稠，安所受田？”。因而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国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一切都是“工本”的恶果。章士钊认为在工业化的弊端暴露无遗，欧洲“正航行于断港绝潢而不得出”之时，吾仍“扬帆以穷追之”乃“不智之甚”，因为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去农从工只会导致“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弊，徘徊歧路，进退失据”的农不农工不工的社会现象。而与“大抵为人造业，为国造债，为世界造战争”的以“利”为核心的工本社会不同，一贯主张节欲戒争的以“礼”为核心的农本社会只会使我国“礼意不敝，群秩不乱”，所以中国的真正出路在于“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况且中国向以农为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国人应当尊重这一基本国情，重新回到古圣先贤所设立的节欲戒争，重农尚礼的正确道路上。

诚然，章士钊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并由此提出其心仪的救国之道，其本身的探索精神和身受围攻仍坚持己见的执着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的立论又是有欠周详的。他将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混杂在一起，把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统统归咎于工业文明的弊病，并据此得出的只有“以农立国”方能救国图存的结论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其“农本”主张的历史使然呢？谁又能抹杀他的独立思考和不入流俗（或许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冥顽与教条）呢？毕竟这也是一种关于救国方略的大胆求索和勇敢尝试。

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受过传统教育浸淫的章士钊，其本身就对传统存有眷念。当现实朝着其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从而对社会改造的艰难历程有愈来愈痛切的体验时，当西方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弊病日渐暴露从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时，“身心疲惫”的他回归传统，重新认可本身存在着积极、合理因素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以冀从传统中寻找某种慰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