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我国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他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七十余年，几经曲折，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位有影响的人物。本文侧重在学术方面作介绍，以供同志们参考。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支那汉族黄中黄、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章邱生、青桐、烂柯山人、民质、秋桐、孤桐、无卯等，湖南长沙人，生于1881年3月20日。其父章锦在乡里曾为里正，兼行中医。壮年出游，居南京十年，欲求一官半职，终不可得，结果负债累累而归。从此家境逐渐衰落。其兄士锳为塾师，士钊自幼跟随受其教，颇知用功，打下国学基础。十三岁那年，他买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开始攻读柳文。十七岁其母病逝，为生计所迫，到一亲戚家教孩童学习，将每季所得之束脩供给家用，这就是“少为童子师”的生活了。

1901年在其大姊的资助下到武昌，本来打算入自强学堂的，因误考期，未能如愿，于是寄读于两湖书院。与同乡黄兴同学，住宿一斋，成为莫逆之交，共同组织华兴会，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久，得其师张邵熙介绍，到朱启钤家教家馆。这时他已试着用柳文进行教学了。次年春，朱家北上，他离开武昌，到南京投考入江南陆师学堂学军事。那时，八国联军已攻下北京，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全国民愤大激！士钊的思想也受此冲击，开始有所觉悟。

1903年春，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反对沙俄妄图强占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另方面也反对清政府的卖国及残暴统治。章士钊在学校中是积极分子，被举为“学魁”，曾提出“废学以救国”的主张，后与林力山率陆师退学生三十余名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在这里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有朝一日杀敌报国。章被任为军事教官，并常撰写论文，投递《苏报》，鼓吹革命。后来《苏报》主办人陈范，赏其才华，聘之为主笔。同年5月入馆后，对该报进行了大胆革新，刊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部分)，及他自己写的《读革命军》等文章。为此《苏报》名声大著。7月7日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因得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过去陆师学堂的总办）之徇情，未被追究。之后章士钊并未妥协，与陈独秀等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与此同时，又建立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了几种革命书籍，除《革命军》先期印发外，又编辑了《攘书》、《沈荩》、《黄帝魂》等小册子出版。此外，他又将日人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出来，题名《大革命家孙逸仙》，以黄中黄的笔名发表。

1904年，章士钊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杨为会长，章付之，会员有黄兴、蔡锷、陈独秀等。8月，华兴会决定，于11月在湖南举行起义，委派杨、章等在上海组织力量暗中接济。这次起义，因事机不密流产了。后来，章士钊等暗中协助万福华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结果事未成而王被捕。次日，章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而被捕，革命机关余庆里被查抄，并将黄兴、张继、苏鹏等十余人作为嫌疑犯带走。后来由于蔡锷等在外营救，章等方得出狱。

章士钊出狱后到东京，他亲眼看到明治维新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深有感触，同时回忆起两年来的革命生涯，自怨“才短力脆、躁妄致敌”连累同事被捕，于心不安，“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于此，他的思想由原来主张“废学以救国”，一变而为一个“苦学救国论”者。于是敬谢孙（中山）黄（兴），矢口不谈革命，而“以文学为鹄，愿附嚣俄（即雨果）摆伦（即拜伦）之流，终其身焉”。

1905年考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文，准备留学西方。翌年，受聘于日本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校，任中国文科，教授中国留日学生。他试着用英语文法解释《古文辞类纂》，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们“未数月遣词造句，皆循定律，而为文益斐然可观矣”。自此他坚信教人治国文，文法是不可少的，于是有著述之意。时章太炎从旁鼓励说这“是别通故训之一途径”。后来将旧稿整理成册，定名为《初等国文典》交普及书局出版。1907年改名为《中等国文典》又由商务出版。原计划还要写《中等国文典》及《高等国文典》两部，所以在这部书里只写了“词法”部分，“句法”部分只简单地作了概述，略谓：句子当分为两部分，一为主格（即主语），一为宾辞（即谓语），二者缺一即不成句，而又各自有其附加成分，共为四大部分，并强调说，分析句子首先要找出主干，即主语与谓语，“非名词无以为主格，非动词无以为宾辞，所谓两大干部者，直名词与动词之作而已”。“非宾辞即无以为句，故无论何句法动词乃万不可缺者也”。可以看出，他是运用西方语法的框架，来注释和归纳汉语。以此类推，将古汉语词汇分为九类：即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接续词（即连词）、助词、感叹词。各词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如名词下分：固有名词、普通名词、集合名词、物质名词等。讲到句法，作者说：“凡成句之文，皆能表著发言者之意志者也，但发言者之意志各不同，而句之组织亦自异，今分句之种类为四：“即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何谓叙述句？他解释说：“叙述句者，谓就于一事而陈之者也。此一切句最普通之式，淮天下之事，有正背然否之不同，故叙述句有肯定者，有否定者。”章之讲解，说理简明，引人入胜。勿怪乎陈望道称赞此书在早期几部语法书中是“最能说得清浅宜人，读起来几乎有点文学风趣”云云。

章士钊虽是模仿英语文法来解释中文，但也有其创见。他在序例里说：“是书本之西文规律，而无牵强附会之弊，尝谓以中文释西文”。“所立之说，悉以国文风味出之”：如“夫子之至于是邦”的“之”字，书中避去英文关系代名词之解释，而从中文实际出，划归介词一类，跟“鹏之徙于南溟也”的“之”字用法一样，介绍抽象名词，而此抽象名词可由动词转变而来。这是此书的特点。杨树达在其《高等国文法》一书的序云里说：“自文通书出二、…大都陈陈相因。盖自同县友人章君行严外，未见有能为马氏之诤友，于其书有所助益也。”而且申明，自己书中“词类各篇中颇采陈君慎侯、章君行严之说，特述明于此，示毋掠美尔。”是书至1925年，已经再版十二次，足见其在语言学界影响之大。写第一部白话文语法的黎锦熙在《1925年国语界防御战纪略》一文里，回忆自己在学术上的成长时说：“章士钊先生，吾乡名士也。少读其《初等国文典》即私淑其人”。又说：“锦熙之粗知文法，实章先生启之也。”从上看出，在我国语法学尚处幼年时期，章士剑的《中等国文典》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而且是一部简明实用的语法著作，对我国语法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学方面，他以亡友何梅士的恋爱事迹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双枰记》，用烂柯山人的笔名发表。在序云里说：“小说者人生之镜也。使其镜忠于写照，则即留人间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价。吾书所记，直吾国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耳。”其情节大抵如下：一天，何与友人在公园品茗对奕，事有跷欹，咫尺之外，也有两个妇女在下棋，此亦双枰记之来由也。居有顷，来了两个洋人，嬉皮笑脸，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其中一年青貌美之女郎（上海爱国女校学生棋卿），另一名是其使女。在此危急时刻，女郎奔救，何挺身而出，击败两个歹徒，化险为夷，女郎十分感激！命使女向前答谢，并求留名以报。何执意不肯，认为份内之事，理所当然，不足挂齿，于是依依而别。女郎归至家中，惊喜之余，已对何产生爱慕之情，但落花流水亦无处可寻了。逾明年，在张园一次集会上，二人邂逅相遇，但不好意思相认。后得女友之助，二人约会见面，交谈之后，情投意合。之后暗中常有往来。但棋卿自幼被父许配其表兄，因此心中常是不悦。事被其母知道，迫离上海回浙江老家，二人关系断绝。何惆怅失意，出国到日本留学。后来悲愤不已，投海自尽。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是要通过这对青年的不幸遭遇，控诉清朝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婚姻制度，同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霸道行为，使人读后感到气愤，对封建礼教产生僧恨。但作品也有其局限性，没有把主人翁置于反抗的位置上，去向恶势力拼搏，结果按一般旧小说的结局处理。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痛苦，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当时陈独秀为之作序说：“何之死，殉情邪，债世邪，盖来可偏执一见，其出于高尚之牺牲精神，非卑劣弱虫所可议其是非，可断言也。”苏曼殊也认为：小说“从头至尾，无一生砌之笔，所谓无限伤心，却不作态。”不过，这篇小说未来得及发表，他就赴英留学去了，直到1910年9月才在北京《帝国日报》上，以连载形式刊出。之后1914年11月重载于《甲寅》月刊。1936年又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名家小说》。

1907年夏，章士钊由东京经上海到英国入阿贝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兼攻逻辑学。学习期间从1910年起在北京《帝国日报》署名秋桐，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兼评国内政治，如：《论葡萄牙革命》、《国会万能说》、《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中俄交涉后之方针》、《论畸形内阁》、《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何谓政党》、《评瓜分说》等等。此外，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29期上署名民质，发表了《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提出将西方“logic”直接音译为“逻辑”的倡议。梁在文前介绍说：“著者英年夙慧，于本国文学，所造至邃，今复游学英伦，覃精斯业，今远寄此篇，其所以光宠本报者至矣，辄识数言，以论读者。”当时“逻辑”这个术语，在我国译作“名学”，严复有《穆勒名学》一书，也有译为，“辨学”或“论理学，的。章士剑认为均不妥，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义译名其弊害之最显者，则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如日人曰逻辑者论理学也，则论理学三字，明明为逻辑下一定义。严氏曰：逻辑者名学也，则名学二字，又明明为逻辑下一定义。是吾人本欲译其术语，其结果乃以定义为其术语。既译之矣，吾人以新术语公之于世，势必更加定义，使人共喻其为何物，则此定义者，果仍前定义的扩充之乎，抑更觅新字以译之乎。如从前说，则是使术语与定义相复，简而举之，则不啻曰论理者，论理学也，名学者，名学也。”因此，他认为这种舍音而取意的翻译，易蹈望名生义之弊，绳之逻辑悖例，是谓重赘之语，既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倒不如以音直译为逻辑的好。为此则可免除一切歧义纠葛，凡意译之弊，统统可以排除。或许有人说读起来别扭，他说，至语言生硬难读，久之自然习惯，为佛经之翻译，有许多术语也是由梵音直译过来，如“菩萨”、“涅粱”等等，初读不便，后来不已成为口头禅吗？之后，他又在《甲寅》等刊物上，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学术界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终于接受他的建议以逻辑之名，流传至今。那时陈独秀曾作过一首存殁诗，来纪念他的好友，谓“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枯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何指何梅士，章即士钊也)可以看出，章士钊当时也是斐声文坛的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章受孙中山先生之约，辍学回国。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邀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后来因与党人政见分歧，同年9月离开《民立报》，自创《独立周报》，袁世凯委以北京大学校长而未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章在北京，闻讯忙南下，参加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1914年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月刊，他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殳。”于是针对国内政治发表许多论文，如：《政本》、《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国家与责任》、《新约法与古德诺》、《调和立国论》、《学理上联邦论》、《帝政驳议》、《共和平议》、《复辟平议》、《评梁任公之国体论》等等。在文章中，他引证中外学说，抒发己见，持论严正，颇为时论所重。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以今日号称以言论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实。”杨怀中读了《甲寅》杂志，在日记中写道“阅秋桐诸作，觉均有长进”，并称“秋桐以好同恶异为社会种种罪恶之原因，大有所见，”云云。可见，《甲寅》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弱于梁任公主编的《庸言》杂志。

1915年底，云南爆发护国运动，揭开了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序幕，海外党人纷纷回国讨袁。次年5月，欧事会与进步党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煊主其事，章为秘书长，准备与北方军阀开战。6月袁世凯暴病而亡，黎元洪继位，恢复国会。7月护国军务院撤消，南北媾合。章士钊以参议员身份到北京，旋即转人学术界，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1917年1月他将《甲寅》复刊，约请李大钊、高一涵为编辑，张勋复辟后停刊。李在四个月内发表了五十七篇论文，如《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真理之权威》、《战争与人口问题》等文，颇有影响。同年五月，章应北京学术研究会之请，以《经济学之总原则》为题，发表演说，宣称“吾国会今日根本大弊在两点：一为才不得其用，一为财不得其用。至才与财之足用与否，而为第二问题。”故提出俭才与俭财的主张，并称“经济学之总原则，是以最小之劳费，求最大之效果。”他的言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故为舆论所重，但官僚军阀则置之不理。同年秋，东游日本，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神州学会演讲，讲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后载于《东方杂志》14卷12期），他认为：中国第一贫乏，莫如智识，他说：“智识永远贫乏，国家即根本上不能救济，所有别种救国手段，都是皮毛，决不中用。”接着讲述了欧洲哲学思想之流变，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一直到德国的黑格尔、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倭铿、美国的詹美士等，都作了论述。当讲到列宁称之为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时，他以中国的《易经》与之相比较，书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此谓天道在流动，君子取以为则，故宜自强不息，云云。这是我国学者研究倭铿与柏格森之始。文章的末尾，他谈了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中国知有余而行不足，“虽知也不算知”；而日本是知不足则行有余，“深得王阳明的教训”、“皆以行为主”，并指出中国现今唯不可救药之现象，则在惰力太重。所以他号召大家自强不息，将中国人的且偷安的思想从顶门上下一大棒，使我国的革新事业沿着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的方向发展。他的演讲在杂志上发表后，影响更大。后来历史学家王森然评论说：“先生为民国初年，学业即如此有系统，并且东西沟通之眼光，伸论中国哲学之特长，从能行不能行间，发见中国与日本所以不同之观点”，较诸一般夸大其词者，甚高一筹。他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将中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讲解，这种方法是可取的，对开扩眼界，向他国先进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1918年他在北大讲授逻辑学，曾轰动一时。据参加旁听的高承元回忆说：“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与十余年前，严复在上海讲逻辑时，形成鲜明对比。那时《穆勒名学》刚出版，严到上海，金粟斋译书局趁机请其讲演名学，出席者有章太炎、吴彦复、张元济、郑孝胥等人。严的演讲，中英杂糅，讲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大多莫名其妙而散。这说明情况在不断变化，人们的认识有所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关于此事，不久前，笔者曾访问过潘菽教授，他说：章先生在北大教逻辑，我也去听课，学生是满意的，有他的见解。由此看出，西方形式逻辑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严复之后，章可算其后起之秀了。

同年北大二十周年校庆，章应邀发表了《进化与调和》的演说，（发表在《甲寅》1卷15号）略谓：宇宙进化之秘机，全在于调和，达尔文倡言进化，以竞争为原则，使人合于自然法则以行，后之学者以为不然，故有克鲁巴图金之互助论，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倭铿之精神生活论等，彼等皆欲挽救其弊。章谓：“愚意不如以调和诂化，既能写社会演进之实象，而与诸家之说亦无乖廷。盖竞争之后，必归调和，互助亦调和之运用，创造不以调和为基，亦未必能行，精神生活，尤为“折衷诸派之结论。”由此引深，他说：“大学者，号称学府者也，其中尤翰富于调和之精神。”他希望学生必有创见独识，而又不固执己见，共求大信，培养出一种调和精神。在此基础上，奋力前进，相剂相质，并称吾国圣人之道之所以遭到废斥，这跟调和精神之丧失有关，因此今天我等更应该大力来提倡这种精神。

正当章士钊在北方从事学术研究，提倡调和精神的时候，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去职，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上台后，急电约章南下相助。1919年春，南北政府靖和，在上海举行和会，章被任为南方和议分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9月又被邀请在上海环球学生会，以《新时代之青年》为题发表演说。他进一步发挥其调和论之宗旨，主张新旧调和与社会自决，他认为今日政治腐败程度，远胜前清，原因是“其所迎者新之伪，而旧之真者则已破坏无余也”。他提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的解决办法，并声称凡物必以己力得之方为可贵，今日国家之存亡，纯下之于社会全体，以分子共同之力量，发为团体之力量者。他说：“今日我国虽日共和，实质与共和相去，何啻万里。”为了求得真正民主共和，国民当奋起与共和之蟊贼相搏斗，直到胜利为止。他指出：近日学生及团体之运动，即不肯把国家付之二三卖国者之手，而求其自决之萌芽。他赞扬北京学生代表团马骏为学生中的拿破仑，可与关国之威尔逊相比。最后他概括道：“总之一国文化，能保其所固有，一国之良政治，为国民力争经营而来，斯其国有第一等存立之价值，此种责任，即在青年诸君。”章的演说，后来收入陆翔编的《当代名人新演讲集》，广为流传。在“五四运动”以后，他还公然提倡旧道德不可弃，而主张新与旧在逐渐的调和中求其发展，这是与当时的潮流，不合拍的，但他在讲演里，对封建军阀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并提出社会改革方案，要走民众自治的道路，这些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1920年5月，上海《新中国》杂志社向他征文，要求对国家建设发表意见，他说此问题在今日政策之下，无从谈起，于是以《裁兵与造法》为题，发表一文，（载于《新中国》杂志2卷5期）对当时南北军政提出评议。他认为要建设国家，首先要彻底裁兵，其次是根本造法。军队除治安外，一律裁除，使全国一百五十万兵，裁去一百万，然后改职业兵为义务兵。至于造法，他说：“民国改元，法制上有铸成之大错，即误将总统选举会、宪法会议、及立法部案顿于一机关是也。当时南京参议院成立于仓卒，既未网罗各方面人才，亦未尽从容讨论之能事，徒以中于客感，率尔成章，致民国八年中之纷扰，此亦为最大原因之一。”因此，他主张造法与立法分离，并称：“在约法有效期间，而广州国会又适实行制宪之业，愚议以何法及以何时见诸事实？”他反对国会制定宪法，认为八百多议员，齐集一堂，认识水平不一，难以完成制宪使命。他的主张是，人数宜少，人量宜精，集中一部分有宪政智识的议员，在宪政会议中，悉心推较，以期完成，交国会通过则可。是文发表后，没遭到军阀的反对，但因事关广州议员之制宪活动，故引起了部分议员的不满。是年10月孙中山联合唐继尧，积极贯彻“护法”主张，同时命陈炯明由闽回师讨桂，岑春煊被迫下野，章也随之而去，而且被广州参议院以附逆名义开除名籍。

章士钊回到北京后，对自己曾经积极宣扬过的西方代议制产生了怀疑。1921年2月在黎元洪的资助下，出国到西欧，拟对欧战后的政治进行考察。在伦敦拜访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先驱者潘悌等人，深受其影响。不久，因其父病故返国。次年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章时为北方议员，不愿自货，故南下在上海任《新闻报》主笔，曾撰文痛斥曹锟破坏约法，继而抨击代议政治。

此间他发表了许多研究墨经的文章，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先是在《东方杂志》（17卷20号）发表《名学他辨》一文，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大纲》“页二百之以驳训彼”的解释，提出自己不同意见。据《墨子经》日：“辩争彼也”。胡认为：彼为彼此之讹，引《论语》“子西彼哉”为证，彼今作彼，又：彼与波通，说文彼辩论也，与颇同声假借，故后人写作驳，今之争驳，即争彼也。章不以为然，根据逻辑推理，引证名家之说，发表议论，谓果如所言，以争驳话辩，则与言辩者辩也，又何以异。因此，他说：“公孙龙之他辩，在墨经号为争彼”，他者彼也，他辩与西方逻辑之言中词相类，不解此义，名学将不能讲。又说：“名学必明是非，而是非无由自定，因举他物，立子第三位，以为准则，谓如彼方为牛，否则非牛也，故曰争彼。”其例如：人皆有死，孔子人也，故孔子亦死。“人”在此为他词，处于第三位，即争第三位之当否，以争彼为辩是谓之他辨。而“他辩”就是以中词（M）联系大词（P）、小词（S）的推论式，即由两个前提推出结论。进而，他论证墨子的三物论式，与西方逻辑中的三段论式，或印度因明的三支式是相合的，并指出争彼一义，为墨子之骨干，胡适之误，失于武断云。对此，章太炎有评论说：“适之以争彼为争彼，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盖所失非武断而已”。

尔后他又发表了《名墨訾应论》一文，论述名墨非一家之说。这个问题自西晋鲁胜作《墨辩注序》以来，就合二为一了，认为惠施公孙龙子祖述墨子之学，且以正别名显于世。近人胡适亦说别墨即新墨，如欧洲言新柏拉图之类。而且还说“墨辩诸篇或系惠施公孙龙所作”云云。章士钊根据汉人以前的著作，翻此定案，谓惠施之学不出于墨，证据有三：（一）《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词，而不知实。”此墨惠并举，而其所蔽性又相反。据此章谓：“苟非惠子生卒年月略后于墨，将与言墨出于惠，同为无义。”故惠子非出于墨学者也。（二）《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墨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此三派中未列惠施与公孙龙。章认为这不可能是漏列。（三）《汉书·艺文志》，详载九流所出，谓“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二者流别判然不同，因此他批评胡适把二家混为一谈，是“读书不求甚解之过，莫若此甚”。

次年，他又在《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上，发表《名墨訾应考》一文，重申前说，谓前者“推言惠施之学不出于墨之道，仅明其理，未列诸证，法当逐条考之，俾便推究”云。接着他举出墨子书中许多条文，加以解释：如“经”次，无间而不撄撄也。“说”次，无厚而后可。这条梁启超认为没办法解释，所以他说：“次，何以必须无间无厚，未得其解。”章士钊认为梁是慎于下笔，故宁缺勿滥。接着他解释说：不樱樱，当依孙仲容校改为不相樱为是。樱者相得也，即相结著之意。次，言两物相次。无间，谓两物之间，不间一物也，不间一物，而又不结著，故日不相樱。凡两物相著，易致相叠，相叠则其积加厚，苟有有厚焉，相樱不可知，此虽无间，不得言次，故“说”日：“必无厚而后可”也。此条大意，乃墨子释动之精义也，谓两点之间有次无间，且无重叠之现象，以此驳惠施“鸟影不动”之伪说。惠子认为：鸟飞之全过程，以线表之，影不可量，故从线察影，鸟似不动。这是名家诡辩之说，墨子从实际出发驳之。谓两点相接日次，必无间而后才有真相接，必无厚而后不交加。一防接之不及，一防接之太过。说明事物是可分离的道理。诸如此类，章举出多条例子，以证名墨非出自一家，从而解决了一桩历史公案。

综观上述，可看出章士钊的治学方法，处处运用逻辑与语法学的规则定律，进行精密的推理，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受到学术界的赞扬：章太炎说他“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卢冀野说：“他对墨子有深切的研究，著有大取、小取、经说、话释、论辩等文。”

后来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又发表了《墨学谈》、《章氏墨学一斑》、《墨辩之辩》、《墨辩之物论》等文，纵论墨学，对当时墨子之研究，起了推进作用。梁启超也说：“最近章行严，常为讨论墨经之短文，时有创获”。

章士钊在这几年里，不仅研究墨学有了许多突破，而且在文章的写作上也是誉满全国了。因此，有许多读者写信，要求他介绍写作经验。后来他在《文论》（载于《甲寅》周刊1卷39期）里作了回答：“以愚观之，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仰，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驰，能斟酌手俯仰多少张驰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斯为宇宙至文。”又说：“子厚答韦中立书，自道文章甘苦，有日参之榖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夫于气则厉，于支则畅，于端则肆，于趣则博，子幽则致，于洁则著，相引以穷，其胜相剂，以尽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观止矣。”其中一个“洁”最为重要，有了它，其他自随之而来。其次，在具体作法上，他说：“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右是一是二，如观游涧之鱼，一清见底。”总的说来，他的心得，就是取众家之所长，融汇贯通，态度认真，不熟悉的东西不写，命意遣词合乎律令。因此，卢冀野在《中国文学讲话里》说：“他的文章以墨学做根底，以逻辑和文法做规则，所以严谨细密，没有地方可以攻击他。他能把中国墨子、印度的因明、西洋逻辑熔为一炉，比梁、胡一般人要高一些。”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也把章与严复合列为逻辑文学的代表人物，加以论述，称二人系“先河必海之义”。

1922年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作《五十年来之文学》一文，其中对章士钊的文学评论，略谓：梁启超之后1905—1915这十年的政论文章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的文章之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辟，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近，能译西洋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用古文译，章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高语罕所著的《国文作法》，讲到文章切忌轻簿时，也称赞“当世作者态度最好的是章士钊先生，像他的《甲寅》杂志，真不愧学者的态度。”但难读懂，因此当时学生中呼士钊之作为爸爸文章，而以妈妈文章归梁任公，这个比喻生动，很说明问题。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举行政变，囚禁曹锟，直系失势，皖系段祺瑞上台，邀章北上，委之以司法总长、后又兼长教育。从此，章投入北洋军阀怀抱，思想日趋保守，在文化上提倡复古读经，恢复《甲寅》，与新文化抗衡，其代表作为《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他称新文学创作是“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污蔑白话文是“文词鄙里，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等等;并举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复旧，为自己辩护。当时一些旧文人蜂拥而上，互相唱和，形成了一个以章为首的“甲寅派”。为此。各派代表人物纷纷向章士钊等发起反击：针对《甲寅》不收白话文的征文告白，钱玄同、黎锦熙主办的《国语周刊》针锋相对地提出“欢迎投稿，不取文言”的对策。黎锦熙还写了《为反对设“读经科”及中学废止国语事上教育总长呈文》，论述读经之害，谓当今学术昌盛，国体大变，与民更始之时，还实行旧世之遗策，永杜顺理求真之路，“则所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也”。希望章改弦易辙。鲁迅则公开指责他，认为他们提倡读经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想“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的力量压下去。”并说“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经不必遵，读经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这是从本质上对甲寅派的批判，使他们原形毕露。此外，成仿吾、胡适、唐钺、高一涵、郁达夫、吴稚晖等，先后都有批驳文章。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甲寅派终于随着安福系政治势力的垮台而失败了。在此关键时刻，1926年春，北京爆发了“三一八”

惨案，临时执政府枪杀爱国青年，激起全国民愤。段祺瑞、章士钊等在民众声讨声中被赶下政治舞台。章出走天津，仍旧办《甲寅》杂志，除照例撰写政治评论外，在学术方面，比较侧重于《论衡》的研究和整理。

他对是书的计划，首先要做校读工作，号召学人贡献心得，拟将此书依孙人和《论衡举正》的体例，“择条揭载，共同商订，以期蔚成本邦逻辑之宗。”倡议在《甲寅》三十六期发出后，首先得到杨树达的支持，将其读《论衡》之笔记二则，贡献出来，请其采纳，略谓：讲瑞篇将张苍误作为张汤，命录篇将鲍子都误为赵子都，云云。并称：“公近校论衡，闻之甚喜，窃谓公才性长于治学，拙于从政，如自今以往专事著书，甚幸事也。”此虽慰勉之言，但也说明了章士钊的学术才能，非一般可比。此外，唐兰、缪钺等皆有论衡文章奉寄，章设通讯一栏与之讨论，互相砌磋，时有创获。比如与杨树达探讨“实知篇”里一节就很有意义。书云：“詹何坐，弟子待，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日：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日：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这段文字，杨认为如文所说，则詹何所测，与其弟子相同，不容复述，故第一蹄字当作题，音近而误也。并称此事出自韩非子云。章则认为，以意推之，首句当断于是黑牛也。 “而白蹄”三字疑涉下文而衍。答词然字，宜为肯定全说而发。若弟子曰白题，师曰白蹄，此乃是其半而非其半。若如此，答语当为否字，不当为然字，云云。由此可见，他运用逻辑推理进行研究，能发现和解决一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他整理这部书的愿望，因故未能实现。后来刘盼遂作《论衡集解》，采纳了他的一些见解，但仍有大部分未能收入。

1928年，南北宣告统一，国民党人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北洋政府高级官吏，章于是年底携眷出国，遍游英、比、德等国。在德国格廷根翻译科仑大学语言学教授师辟伯（hansspaibar）《情为语变之原理》一书。他在序言里指出：译述旨意在使国人了解“语言者类依文化进程而有变，”并以此来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不可墨守《六书》之陈说，云云。此外，他又翻译了奥地利心理家弗洛依德1925年写的自传，题名为《弗洛依德叙传》，与上书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弗氏为一医学家，在治疗精神病过程中，初是相信催眠术，后弃而不用，改为涤荡疗法，效果显著，故崇信精神分析学。1900年出版《原梦》一书，不为学界重视，反遭驳斥，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气馁和动摇，仍坚定信心，继续进行研究。1909年弗氏到美洲渥斯特大学讲学，精神分析学初步公之于世，深受欢迎，他说：“余在欧洲，人皆欲杀，易地于美，竟为上流赏接。”一改欧洲之困境。1914年《精神分析学史略》出版，崇尚此学者日众，欧战后所创设“国际精神分析学同盟”依国分部，遍及欧美，维也纳、柏林、伦敦、纽约、莫斯科等地，皆有其组织。然而，弗氏此学传到我国则较他国为晚，约在20年代中期。“叙传”出版之前一年，有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问世，而在张书之前，士钊已于1926年8月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政治心解》一文，文章介绍了弗氏之学。而且他本人还与弗氏有过接触，在书的扉页刊有弗氏所赠之肖像，及书信一封，内容系有关是书译注之询答。据潘菽先生回忆说：章行严先生由外国回来，宣传两个事，印象很深，一个是弗洛依德，他认为了不起，一个是工业国日本，农业国中国，云云。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在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的研究上是有所贡献的，但他过分夸大了性欲在人们活动中的作用，把性欲与食欲的作用混淆了，他的基本观念是反理性主义的，应给以批判。

1930年春，章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至沈阳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讲受逻辑与墨子等课。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入关到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间曾至国民党军官学校讲授过逻辑学。1943年在重庆整理为《逻辑指要》出版。他在序里说：“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伪言也。”驳斥了中国无逻辑学的谬论。继而说道：“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书中西结合，“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学为纬，密密排比，蔚成一学。”书的章节条目，多是按西方普通逻辑学体系排列的，书中解释和举例，绝大部分出自我国古代文献。此书乃作者三十余年反复研讨与教学的总结，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张君励在序之中说：“行严先生学说之行于国中也，时代略后于任公，而先于适之，其治学之方，不若任公之包揽一切，而以专精一二学科为己任。”这里所指的，逻辑就是其中之一。又说：“其传播欧洲学说，能发明奇趣，使读者超然心悟”，“在鲁胜之后，任公、适之、行严以逻辑知识论墨子，依史公例，三人可合为一传”。解放后，1961年作为《逻辑丛刊》之一，是书又再次出版。

章自1933年底入蜀后，诗词之作是个大丰收，自谓乱流而进，抒写胸中之所欲言，两年成诗约四千首。1940年写了《书綦江狱》，公开揭露国民党特务暗杀爱国青年的罪行，有“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之句。1941年6月又写出了《张将军诗》，悼念1940年夏在襄樊战役中为国牺牲的张自忠将军，诗云：“侧闻最后役，相持枣山阳。君见阵脚移，安危计未遑。一马忽驰先去，士卒竟先殇。大将恬死绥，奕◆流芬芳：”作者叙述了张将军的英雄半迹，并歌颂了他的爱国精神，表示了对抗日英雄的怀念。

抗战胜利后，章复员到上海，仍执业律师。1949年春，他以社会知名人士被李宗仁邀为和谈代表，随国民党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后来谈判破裂，他与其他成员一起留京，拒绝南返，从此走向人民革命阵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努力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协常委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长等职，公余之暇，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1959年9月应中国人民大学之请，在该校汉语教研室主办的古代汉语教师进修班讲授“柳宗元文选”。这次所编之讲义，即为后来《柳文指要》之底稿。是书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于1971年出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时，周恩来总理曾送他一部，作为纪念。

这部书是作者对《柳宗元文集》及唐代历史六、七十年来学习与研究的结果。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依柳文原集编目，逐篇加以探讨，其中包括评论、考证、校勘等等，下部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柳宗元的学术思想，及有关柳文诸方面的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等等，并引述历代诸家之说，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书对永贞之变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顺宗为唐室第一英主，”“叔文一案，千古莫白。其冤缘，当日北司专政，史官畏势，故多菲实录”。章根据柳文指要及其他史料，翻了千余年来之旧案，充分肯定王叔文、柳宗元等人的政治主张，并论述其进步意义，特别是与韩愈相较，颂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批驳了韩愈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的谬论。全书对柳宗元的思想，品行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与评论，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对研究柳宗元及唐代文学都是很有价值的。但作者限于过去的认识，在解释柳文和对社会发展的论述，有循环论的错误，如“自生民以来，中国一治一乱，循环无已，不论何代，开国以后，迟或百年，少则数载，政治必趋腐朽，积渐以至于亡。”其次，对柳宗元本人也缺乏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柳在历史上的作用。

至于柳文对章的影响，他在序中说道：“余少时爱好柳文，前后六七十年，若问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要之余平生行文，并不摹拟柳州形式，独柳州求文之洁”，“余遵而习之，渐形自然，假令此号为有得，而余所得不过如是”。的确，章之行文，酷似柳州。

是书有如下特点：第一，为柳宗元翻案。过去韩柳并提，实际是扬韩抑柳。章从政治文学两方面进行考证，得出柳居韩上的结论。略谓：柳在政治上是改革家，韩是保守派，柳文贵洁，特别注重虚字之用法，而韩文则相反，典型事例为致孟东野书，一篇之中，至连用“其”字四十余次，柳以行为本，韩根本达不到，柳文与笔俱佳，韩则有笔无文等等，共举十一条对比，柳都是高手。当时文名，柳远在韩之上，至宋司马永叔崇韩薄柳，之后数百年间，是非然否之论不一，但韩柳之名已成定说。自近人严复著论辟韩，退书在思想上千年不倒之垄断地位，升始动摇，至新中国之成立，韩之原道诛民学说，形成冰与炭之不能两存，于是柳进韩退之势，自然形成。上述可看出，章之立论从“民”出发，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他又说，虽然如此，对韩在文学上的成就，“无意加以抹煞”，说韩不足之处，仅就二人比较而言之也。章之观点在1959年政协一次座谈会上发表后，引起王芸生的兴趣。王经过一番研究，于1963年在《新建设》第二期上发表了《论韩愈和柳宗元》等文章，结合唐代历史，对二人进行详细评比，也得出与章相同的结论。第二，章在叙述中，所论诸事。皆以1949年为限，谓是年为中国“麟止开制之岁”，大赞社会之美，如提及士与农之隔离，劳心与劳力之分，是过去社会、二千年之遗迹;建国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将子厚打通四民之理想实现了。又说“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这些议论不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忱，同时也说明历史的发展，对柳宗元的评价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作者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进行浪漫主义的设想，写了《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节，由柳之民本思想出发，分析了他反封建的意志（主要指的是《封建论》一文的思想），服于理道，不拘夷夏之分等的政治主张，然后说道：“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1949年之政权，必当无鍳柄不相容之虑”，从而断定，“子厚生于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亦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类者。”据此，王芸生在其所著《章行严先生与柳文》里补充说道：“柳宗元如生在今天，以他的学行修养，也必然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其一份力量。行严先生以此期许柳子厚，也正是他的‘自道’。”恰当地揭示章士钊借古自况之内情。

是书完成后，他已是九十一岁的老翁了。但他人老心不老，仍继以往，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决定整理《论衡》一书。为此他时常在卧榻上写作。1973年他到香港探亲，仍手不释卷，高兴地对来访者说：“此来预备整理《柳文》出第二版，并完成《论衡指要》”，“此外还准备拜访来港、在港的故旧”。然而，天有不测之风雨，为时不久，7月1日他竟带着未完之宿愿，与世长辞了。他病逝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评价，在悼词中称赞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时刻关心台湾省的解放，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晚年又以高龄孜孜不倦地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在学术问题上，能够接受不同意见，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在港公祭时，港澳各界人士有一千三百多人前来参加公祭仪式，7月12日在北京又举行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均送了花圈和出席大会。正如王芸生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说的：“岂止‘社会亦不觉多此一人’而已，今天大家悼念行严先生的逝世，正是国家深感少此一人。”

章士钊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文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从事写作，年既老而不衰，著作极富，据初步统计，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五千首，可谓一大家，在我国文化史上无疑占有重要一席。他所留下的这笔文化遗产，值得研究和整理出来为“四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