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学救国”主张的提出
　　
章士钊字行严，出生于1881年。他家境贫寒，父母早逝。艰苦的磨练逐渐养成了他执着自为的秉性。他的青少年时代，清王朝腐败不堪，社会动荡不安，他耳闻目睹社会状况，反清思想逐渐滋长。21岁时，他投考南京陆师学堂学习，决心从戎救国，从此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在陆师学堂里，他国文成绩优异，深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和同学们的钦佩。这时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全国民愤大激。章士钊思想受此撞击，参加了学生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被称为“学魁”，1903年沙俄侵我东北三省，为了找到“合法”根据，又与清政府秘密交涉，签订条约.消息传出，一个反沙俄侵略、反清政府卖国的拒俄运动兴起。章氏参加了这次运动，并提出了“废学救国”主张。这主张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却遭到校方的压制。4月，他与同学林立山率三十多名学生到了上海，加入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创办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他们在爱国学社里一边学习，一边进行军事操练，为有朝一日杀敌报国做准备。章士钊除完成军事教官的授课内容外，还和部分同学一起用空余时间撰写文稿，投寄倾向革命的《苏报》。该报主办人陈范很欣赏章士钊的才华，特聘他为该报的主笔。当年5月，章就到《苏报》报到。他到任后对该报从内容到版面都进行了改革。他以“排满”、“排康”为宗旨，宣传革命思想；在“学界风潮”栏里，他大量报道各地学生运动；选摘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中斥责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的有关文字。在新书介绍栏里，他以满腔热情向读者推荐邹容的《革命军》，概述其反抗清政府、光复中华的要旨，并激励说，稍有种族思想的人读之，怒发冲冠，无不拔剑起舞。他还发表自己的《读＜革命军＞》一文，盛赞该书“为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此外，他还写有《哀哉无国之民》、《容民篇》，《呜呼保皇党》、《杀人主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论文，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大造革命舆论起了先锋作用。这样，往常一份平庸的《苏报》，在章士钊的主持下很快成了受各界欢迎的报纸。它宣传反帝国侵略，宣传反封建的革命，宣传爱国主义，成了革命派们最得力的立言宣传工具。但很快被清政府注意，7月7日就被查封了。章太炎、邹容被捕了，因办理此案的俞明震是位赏识章氏才学，同情革命的开明士绅，故章士钊“逍遥法外”。面对封建专制的迫害，章士钊激情更高地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8月7日，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人称《苏报》第二。他以犀利的文笔在报上控诉野蛮腐朽的清政府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迫害，揭露清政府卖国反动的罪恶行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此时他还组建了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苏报纪事》、《沈荩》等革命书籍。当他得闻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后，十分敬佩，便立即将日本进步人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出来，改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在国内公开出版。在序言中，他称赞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等。该书第一次全面介绍了孙中山的事迹，把他与中国民主革命联系起来。孙中山的名字随此书的出版发行流传天下，人们识重孙中山就从此书开始。后人评说：孙中山的威望影响以及“1905年迅速组成同盟会，章这册书的宣传之力是不可没的。”1903年10月，章士钊又去南京，把各校学生召集到北极阁，痛言革命的迫切，希望青年学生均走“废学救国”的道路。章氏这样提出口号，自己也身体力行。南京的讲演“是内地公开演说的嚆矢”，它促使很多青年学生走向这条道路。

章士钊的救国宣传屡遭查禁破坏后，1904年他放弃文字宣传工作，回到家乡长沙开展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他与杨守仁组织了长沙的反清秘密团体华兴会，又去上海组织了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暗杀团，名曰“爱国协会”。这是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杨守仁任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准备刺杀清廷的大官僚。章专门接待各地来沪的革命志士，为聚集革命力量做了许多工作。当他听说平时主张割地联俄的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北上，便亲自组织刺杀王之春。不料行刺者万福华动手时枪支失灵，事败而被捕。章士钊深虑刺杀案将累及东南革命大业，第二天前去探监，结果被侦探跟踪，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他和黄兴、苏鹏等十余人被拘捕。后经蔡锷等人的奔走营救，除万福华外，章士钊等获释。章士钊出狱后即去了日本。

从章士钊的早期活动可以看出，他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就以满腔热情宣传革命，付诸行动，组织并加入爱国运动的行列，为革命高潮的兴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他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他的革命活动连遭失败、不在于“废学救国”这个口号的不恰当，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正确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

二、提出“苦学救国”，探求救国理论
　　
章士钊在日本经杨度介绍结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二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夭下大事。联系自己，章回顾了两年来的革命活动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上海被捕的经过，“领悟实行非己所长”，“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他评价自己是个书生，“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他以日本变法自强中，觉得教育重要，决心不谈政治，另寻出路，到西方去探求救国理论。做一个苦学救国论者。至此，他从废学救国很快转变成“苦学救国”。为准备去欧洲留学，他先考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专科学校专攻英文。1905年8月，以兴中会和华兴会成员为主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留日学生踊跃入会，他却冷漠处之。为实行自己的奋斗目标，1907年他用《中等国文典》之书稿费作盘费赴英国留学。他主攻政治经济学，兼读逻辑学。凡有关国家组织宪政、内阁制度的书籍他都读。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写政治论文，介绍西欧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治学说，对立宪政治尤多发挥。他的文章对当时热心宪政的人起过很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正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四年级的章士钊听到胜利的消息，深受鼓舞◆◆◆，阐述立法部与行政部之关系，介绍西方各国执政党与反对党平等共处之原理。他的政论文章与时局的发展紧密联系，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党人为限制袁的专权，放弃总统制而采纳内阁制时，章士钊写出了《记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的文章，鼓吹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制政府。尽管他的内阁政治主张等言论，受到许多党人的反对，却得到了宋教仁、黄兴等人的支持，为他们所迫求的政治发展方向大造了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就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当然，章士钊从西方学来的政治模式，也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已证明了这一点。

章士钊在国内经历了几年政局的变换，也经历了五四运动等，他在探索，也有仿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1921年他决定再去西欧，对战后的西欧政治进行考察，并拜访了一些知名学者，听其议论、分析。这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领悟到中国与西方不同。1922年9月回国后，他联系中国的具体情况，转向了鼓吹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受到舆论界的重视。同年11月，章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这给了他实践基尔特的“农治”和“业治”理想的条件。章士钊“苦学救国”的主张在1924年至1926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长时仍在坚持，当时他反对学生参与政治，反对学生参与革命活动，目的是让他们走闭门读书、“苦学救国”之路。这种思想曾影响了他大半生。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还有探索，但他走入迷途，陷进泥潭，与抱有这种片面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章士钊在实践中探索的“农治”、“业治”救国理论中，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流弊，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不适合中国，救不了中国。而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以愚谈马克思之书，体大思精，闳中肆外……他同情和支持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却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他在不断地探索救国理论，并付之试验和实践，却未进一步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的救国探索尽管是幼稚的，保守的和曲折的，但有其历史意义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在走了一大段弯路之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面临又一重大选择时，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召唤，走向人民，走向光明，抛弃了国民党反动派。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促使他最后选择一条正确道路的重要原因。

三、为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尽心尽力
　　
全国解放后，章老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及其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第二任馆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不久，他欣喜地看到一个破烂不堪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短时间内就焕然一新，日益繁荣强大起来，他深受鼓舞，由此衷心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积极支持和参与新社会的各项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尽心尽力。

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章老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诚恳地帮党整风。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在发言中他引用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健全最重要”。这肺腑之言倾注了他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赤诚之心，表达了他对新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关切之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就搜集传单、小报，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当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遍及全国各地时，他的心情极为沉重，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他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在那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他冒着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信中言辞切切，请毛泽东制止打倒刘少奇，请刘少奇做检讨，他说，“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毛泽东敬重他，给他回了信，并派人将刘少奇的“罪状”送给他看。章老读着毛泽东的回信和所谓刘少奇的罪状，自言自语地说：“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国家要遭难……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他为局势的无可挽回而叹气。

新中国成立后，章老不顾已逾古稀之年，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公务之余，他不间断地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据初步统计，有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几千首。学术上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四、为祖国的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早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企图维持残局，假惺惺地提出和平谈判，并物色了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有历史渊源的章士钊出面斡旋。章士钊欣然允请，两次来北京，真心实意地为促进国内和平尽心尽力。当蒋介石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谈判破裂，章士钊拒绝南返而留在北平，但是，从此台湾的回归、国共再次合作，始终是他的心愿。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愿，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促成此事，章士钊于1956年、1959年两次赴香港做国共两党的穿针引线人。1962年、1964年又两次去香港，想为国共两党做些沟通工作。1963年毛泽东主席曾幽默地说，章士钊“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虽然章老的多次奔波没有什么结果，但他从没有懈怠，他仍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寻找着时机。1972年以后，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立外交关系，国内“文革”暂处于缓和阶段，已九十多岁高龄的章老认为时机又来临，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不顾耄耋之年、多病之身，主动向周总理请缨，再去香港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话。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大力支持他，为他赴香港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1973年5月中旬，章士钊的专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共产党飞机的直飞，章士钊的到来，轰动了香港，也是一个向台湾发出对话的强大信号。章士钊一到香港，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联络关系，寻求国共直接对话、和谈的途径。他计划三个月完成使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劳苦工作一个多月后，1973年7月1日，他带着遗憾、也带着欣慰，离开了我们。遗憾的是他不能亲眼看见祖国的统一；欣慰的是，他为祖国的统一做到了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