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廷军费开支迅速增加，而赋税收入却因统治地区的缩小而大量减少。银铜等硬币材料，其主要产地也因战争使交通阻滞而无法运出，这就使原来已紧张的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咸丰二年（1852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奏请铸用大钱。他认为“今必欲得一物以易银，有其用而无弊，惟有大钱而已”（《清文宗实录》），接着御史蔡绍洛等也上书请铸大钱，认为是裕国用而便民之良法。在这些官吏的鼓吹下，咸丰帝遂决定开铸大钱，咸丰三年（1853年），“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面额的大钱相继出台。

在全国广铸大钱的浪潮中，新疆各铸钱局铸造大钱的有：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喀什噶尔、宝伊、宝迪等六个局。所铸的大钱除以前铸的“当五”、“当十”外，新铸的有“当五十”、“当百”两种，“当十”大钱正面汉文“咸丰通宝”，“当五十”的正面汉文“咸丰重宝”，“当百”的正面汉文“咸丰元宝”。背面除汉文“当×”等字样外，穿左满文，穿右维文，均为铸局地名。现将各局铸造情况简述如下：

叶尔羌局在1853年曾铸过“当十”“咸丰通宝”、“当五十”“咸丰重宝”、“当百”“咸丰元宝”等三种红铜大钱，1855年停铸。

阿克苏局在全国广铸大钱的浪潮中加炉二座，赶铸大钱。所铸钱文有“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等几种大钱，后两种是1854年铸造的。1855年，因大钱壅滞，全国都停铸“当五”以上的大钱，只留“当十”一种和一文小平钱同时流通市面，新疆各铸局也均照此办理。

库车局在1853年成立时就碰上全国赶铸大钱的浪潮，现在看到的库车红钱中就有：“咸丰通宝”“当五”“当十”、“咸丰重宝”“当五十”、“咸丰元宝”当百”等四种。1855年全国停铸大钱，库车局自然也是照办的。

道光六年（1799年），张格尔叛乱，连陷西四城，原来的喀什噶尔局因战乱自然停铸。1853年在赶铸大钱的浪潮推动下，以前停铸的叶尔羌、喀什噶尔、库车等局又重新恢复了。喀什噶尔局在咸丰朝鼓铸的大钱今天见到的有“咸丰通宝”“当十”、“咸丰重宝”“当五十”、“咸丰元宝”“当百”等三种。1855年，全国停铸大钱后喀什噶尔亦随之停铸。

宝伊局在1853年11月初六日，将所铸制钱全数按户部规定份量改铸“当十”大钱，每枚重四钱四分，按八十枚作银一两发放官兵军饷。此种“当十”大钱为红铜质。

1854年，宝伊局加铸“当五十”（重八钱）、“当百”（重一两四钱）、“当千”（重二两）三种大钱。上述“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钱均有黄铜、红铜两种。“当五百”、“当千”未见实物。

1855年，宝伊局因“当五百”、“当千”大钱不能行使，奏明改铸“当百”以下（“当百”、“当五十”、“当十”）大钱。同年四月，宝伊局又决定收回“当百”、“当五十”两种大钱，只留“当十”和一文小平制钱共同行使，后来又将“当十”大钱改为当四行使，“当五十”改为当八行使。“当百”改为当十六行使，此后宝伊局新铸的铜、铁钱，均系“当四”一种。

宝迪局是在1855年开始铸大钱的，当时“当五十”以上大钱各地均已停铸，所以该局只铸“当八”及“当十”两种铜钱。迪化局铸“当八”大钱原因，据当局秦文称：当地钱800文为一两，钱八文为一分，因地制宜，故铸“当八”大钱。但这种“当八”和“当十”大钱在大小、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宝迪局又将两种钱份量加重，户部认为：易启商民疑虑，故又停铸“当八”大钱，只铸大型“当十”铜钱一种。这种大型“当十”铜钱汉字字体遒劲，工艺精美。

宝迪局在鼓铸大钱时，虽开办较迟，但筹组快、开铸快、改换币种也快，新币种类多，执行清廷的大钱政策十分积极，为此在咸丰七年（1857年）曾得到清政府的升赏。咸丰十一年（1861年）宝迪局停铸大钱。

清政府铸造大钱是为解决财政困难而铸的，发行后当然要受到商民的抵制，所以文献中多次提到“壅滞”。原有的“当十”红钱和一文小平红钱一起流通，后来再加上“当五十”、“当百”换算更为复杂。当地人民受不了不断换算的折磨，群起抵制，因此大钱很快退出流通领域，甚至连原铸的“当十”红钱也受到抵制，只按一文红钱行使，把“十”字当政府对人民的画押。凡此种种，可见开铸大钱是很不得人心的。

在大钱正式开铸不久，户部侍郎王茂荫就指出，铸大钱将“病民”、“亏国”。他说：“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矣。然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后来大钱发行后，物价昂贵，大钱贬值，行使不到五个月就难以流通，其弊端被王茂荫一一言中。此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83中曾经引用。马克思还担心王茂荫是否受过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