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寻常的逻辑与想象，郭嵩焘与刘锡鸿，属官场里两个不同层次的人物，他们不可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与是非。
郭嵩焘出自湖南湘阴巨富家室，道光年间通籍的政坛才子，与沈桂芬、沈葆桢、李鸿章为同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他是曾国藩和刘蓉的换帖兄弟，又是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儿女亲家。他属湘系集团中的智囊人物，说服曾国藩夺情出山办团练，倡议捐输筹军饷，劝说江忠源创建水师。真可谓少年得志，名满天下。而刘锡鸿呢?乃广东省番禺县一渔贩之次子，在郭嵩焘中进士后一年才中举，聊充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咸、同之际，两广多兵事，刘锡鸿入幕助剿，先后被奖授内阁中书和刑部员外郎职，一时在地方小有名气。郭嵩焘署粤，结识刘锡鸿，从此开始两人戏剧般的交往史。
一
同治二年（1863）九月初十日，郭嵩焘抵粤，署广东巡抚职。诸事待举，用人迫急。经人介绍，于十月二十六日结识丁忧在籍的刘锡鸿。委以团局事。共处半载，刘脾气暴烈，时与同僚争长论短，郭虽屡加劝诫，收效甚微，但“爱其才，怜其不遇”，“颇加倚畀”。同治三年（1864）六月初一日，郭首次邀刘小酌。原先郭对粤人很有成见，与友人闲聊，多次讥斥其“勇于营利，怯于顾公”。对刘则另眼相看，屡派他处理棘手事务，称道他的“亢直无私”精神。同治五年（1866）初，郭在月摺中唯一保举刘以道员记名请简。吏部称不符奏定章程，未获准，但建议另行酌核请奖。五月，郭因弹劾两广总督瑞麟见黜，刘冒大雨面谒，求“给假以行，不愿留粤。”此时的刘锡鸿，颇能任事，亦讲情义。
郭嵩焘去官后，回籍隐居近九年。从郭嵩焘的日记看，郭耿耿于怀两件事：一是左宗棠以怨报德，全然不顾咸丰年间的搭救之恩，反而趁火打劫，替瑞麟说话，派心腹蒋益澧抢夺广东地盘；二是对朝廷诸多洋务举措不满，既批评保守派颟顸矫饰，又讥笑洋务派猛浪虚应。由于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中未载两人的往来尺牍，刘锡鸿又没有完本文集遗世，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两人之间笔谈的内容，但从头三年他俩函件往来密切程度上推测，无疑，刘锡鸿已被郭嵩焘引为知己。
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初二日，郭嵩焘给在京任职的刘锡鸿寄去一函，刘没有回复，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十九日，两人中断联系达五年之久。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能判定刘锡鸿赴京任职是否与郭嵩焘有关联，也无法确定两人为什么中断了联系。
同治十三年是多事之秋，边疆沿海，突发事件不断。朝廷四应仓皇，急于擢拔精通外交的人才。在文样、奕欣和李鸿章等人力荐下，郭嵩焘重被召用。十二月二十八日，郭赶在新年前夕抵京，寓于著名的法源寺。次日，刘锡鸿闻风而至，重叙旧谊。一个被朝廷弃置九年的花甲老人突然返回政治舞台，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味。刘锡鸿嗅到了这一点，他又焕发了对郭嵩焘的热情与尊敬。
光绪元年（1875）伊始，郭嵩焘多次蒙“时甫四龄”的皇帝和垂廉听政的西太后召对，“眷遇优隆”，京僚注目，李鸿章甚至猜测他将到总理衙门任职。旨下，简放福建布政使，出入意料，郭亦深感失望。郭的朋友、著名清流党人物李慈铭称郭“心必怏怏”，“称疾不至”。不久，又有景廉劾击郭的举动，郭气急之下，称疾乞归，但屡次请假，屡次驳回。无奈，只得就任。同年，马嘉理事件爆发，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交涉期间，郭奉命回京，去留尤显微妙，枢垣只准其留京休养，不许回籍。郭心绪烦躁，无可排解，遂游览北京各处名胜，刘锡鸿相随左右，侍奉周详。便宜坊、广和居、复兴居、和顺居以及两人寓所，多次成为他们聚谈逍遥之地。兴之所至，两人曾作竟夜长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是五年之后的重逢呢?郭嵩焘热情赞扬了刘锡鸿：
“云生（刘字云生）于洋务颇有见地，而于世事多未谙熟旁注：具摺示之，乃至愤切以争，盖所见原自高人一等也。”
“晚饮云生处，言优时者无其人。”
看来，一向自视甚高的郭嵩焘，此时已将刘锡鸿引为政治和思想上的同道和知己。
刘锡鸿真是这样的人吗?郭嵩焘显然看花了眼，刘以后的言与行将证明，他其实是一个政治庸人，不仅政治见识不高，更缺乏政治品性。
光绪元年七月，朝廷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实际上是中国首次派出的常驻外国使节，非常引人瞩目。京城物议喧腾，直视郭嵩焘为卖国贼。在郭的家乡，乡邻写了“天主教大教士郭寓”的字幅挂在其门楣上。连昔日好友李慈铭也侧目而视：“郭、刘衔命至英吉利，实以马嘉理之死，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交往多年、兼有乡谊的王闿运更是痛心疾首：“筠仙（郭号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极力想摆脱这个是非之任，但和戎事急。慈禧亲自劝驾：“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总理衙门那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连平日陪坐旁边的慈安太后也反复对郭叨叨：“这艰苦须是你任。”
郭嵩焘想打退堂鼓，刘锡鸿却流露出极大的热情。他果真愿为出使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抑或甘心为朋友分谤?非也。现有材料表明，当时刘锡鸿仕途并不顺利，只是一个从五品的闲官，于是急于谋求出使副使一职。朝廷原定副使为许钤身，郭嵩焘鄙视许的人品和才能，忧其难以胜任。既然朝廷千方百计留住了郭，而郭又不喜欢派定的许钤身，便提出以刘代之。副使享有二品衔、二品顶戴的名头，诱惑实在不小。“锡鸿营谋随同出洋，百计干求，”四处托情。郭嵩焘起先拟派刘任参赞，后又改了主意，让刘充当副使。但郭在其暮年所作的《自叙》称：“刘锡鸿营求出洋充当随员，知朱石翘与吾至交，托之斡旋，石翘一力任之，吾谓刘锡鸿出洋有三不可，于洋务太无考究，一也；洋务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气，刘锡鸿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这段愤词极不可信。迟暮的郭嵩焘在乡间痛定思痛之际，完全忘记了出使前夕他对刘的赏识，他把与刘交恶后愤闷渲泄到不顾当年自己《日记》中真实记载的程度。虽说按照清朝官制，郭嵩焘只有挑选参赞以下随员的权力，副使须由朝廷任命，但从当时郭受到的“宠幸”看，他极可能拥有选择副使的建议权。所以，郭在《日记》中声称刘锡鸿“始拟派参赞由我，后派副使亦由我，”是可信的。
钟叔河先生单据郭嵩焘《自叙》认定：出使前刘锡鸿已是“郭嵩焘的死对头”，郭曾设法拒绝对刘的任命，而将刘安插进来的是李鸿藻和沈桂芬，目的在于“使他们互相钳制，彼此掣肘”。这显然忽略了《郭嵩焘日记》的准确性。李鸿藻、沈桂芬是否有能力影响这一任命尚待考证，而出使前朝廷对郭的极端信任与郭刘两人关系的融洽，则是有充分的凭据：
出使前夕，两太后再次召对，问：“所调各人，想皆系所素知?”郭答：“是。”
云生至，述所应调人员，若刘孚翊、李凤翎之属。”
表面上的和谐融洽，掩盖了刘锡鸿谋取副使职位的动机。而郭嵩焘昧于识人，却为刘锡鸿提供了一个攀缘迁升的绝好机会。今后郭刘关系的好坏，取决于郭嵩焘对于刘锡鸿是否仍具利用价值。
二
在刘锡鸿获得副使职位的同时，郭刘关系出现了裂隙。自然，挑起事端的是刘锡鸿。
光绪二年（1876）九月二十四日，出行在即，郭嵩焘忽闻刘锡鸿对自己颇有“致怨之词”，感到茫然不解，深叹“处世真大难”。原来，刘对郭起先只拟派自己为参赞，后来才改派为副使“啧有烦言”，尽管郭当面解释，派任参赞还是副使，都是“为公言之”，刘锡鸿则认为，郭嵩焘丝毫没有尽力。
次年初抵英后，递交国书的小插曲，又引起刘锡鸿极大不快。郭所携国书中的使命，“专为惋惜滇案，无充当公使之文，……刘锡鸿奉命充当副使，而国书并未一列其名，其外部据国书为言，阻其接见君王，实无辞可以相难，反复筹商，始获随臣一递国书，而刊刻各国公使名单，列入刘锡鸿名，而不详其职任，其言以为非补递国书，于例不得认为公使，如仍令充当副使驻扎，应恳天恩于补颁国书内兼列正副使名衔，以昭信据。”
闹了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国际笑话，责任自然不在郭嵩焘，但他首先认了错，自请交部议处。此举并未能消除刘锡鸿心中块垒，似乎是郭嵩焘故意让他在洋人面前丢了丑，掉了价。气闷难平，他竟未与郭商量，上奏总署，请旨俯赐将臣撤回。”而郭嵩焘知道后，非但未加挽留，反称许“持论极正”，更引起刘锡鸿的不满与猜疑。
此时的刘锡鸿，自以为可与郭嵩焘在官阶上平起平坐，不必再保持跟班式的顺从与谄媚；而郭嵩焘多少沾染了湘系官僚的习气，喜好为官一方，唯我独尊，不免轻视部属。刘锡鸿意识到眼前的郭大人不再是以前的郭恩人，以前的踏脚石正在变成绊脚石。至少眼前的窘境，就是郭嵩焘一手造成的。
于是，刘锡鸿的不满益形于色，几次与郭争执，“语言乃多怪诞，”郭颇为伤感，“前生太无积累，凡所提挈之人，无不相畔者。”但他仍以为刘只是脾气刚烈而已，三月初六日，适逢郭嵩焘花甲生辰，刘“治酒肴邀同事诸公宴叙”。四月二十二日，刘与使馆人员争吵，遭郭“戒饬”。六月二十六日，恰遇刘的生日，郭设宴回请，刘竟“以斋食辞。”恰在此时，北京发生编修何金寿弹劾郭嵩焘事件，导致刘首先对郭攻讦揭短，造成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郭嵩焘抵英不久，将旅途见闻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呈寄总署。“觇国之要义，为臣职所当为”，郭嵩焘是遵照慈禧太后谕命而做的，谁料却横遭非议。更不幸的是，刘锡鸿突然落井下石：“据何金寿一折，取日记所录，一一傅致其罪，”“刘云生编造日记，十日一寄沈经相、毛煦初尚书”。甚至参奏郭有十大罪状：“一、摺奏列衔副使上不加‘钦差’字样，为蔑视谕旨；二、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三、擅议国旗，谓黄色不当；四、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五、以中国况印度；六、效洋人尚右；七、无故与威妥玛争辩；八、违悖程朱；九、怨谤；十、令妇女学洋语、听戏，迎合洋人，坏乱风俗。”郭嵩焘始知刘锡鸿乃小人。乃痛斥刘“人世间绝无仅有之谬种”，“赋性乖异”，“狂悖矜张”，“凶横顽悖”。自责“无知人之明”。
痛定思痛，郭上《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求朝廷为己洗刷“被众口砾金之冤”，又专摺参劾刘锡鸿。但为时已晚，朝廷训斥他俩在海外吵嘴.有伤国体，于光绪四年（1878）七月二十七日将二人同时解职召回。
刘锡鸿在这一事件中尽显以怨报德的恶劣品性。在事件中，李鸿藻、沈桂芬、毛昶熙、景廉等总署大臣皆轻贱郭嵩焘，嗅觉灵敏的刘锡鸿又一次捕捉到了政治风向，迅速脱去热衷与精通洋务的外衣，以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夹杂私怨，无中生有，以此企图摆脱与郭嵩焘多年的干系，另寻靠山。郭嵩焘此时似有所悟：“（刘锡鸿）一闻李兰生议论，遽至反戈相攻，不遗余力。”
刘锡鸿的卖友行为造成郭嵩焘极大精神刺激，常常“竟夜不寐”，“晚睡不能合眼”，以至疑心日重，使馆里有人传言，刘锡鸿每十天向总署打一次小报告；又传说，刘早在出京前已接受了李鸿藻的密令，随身携带弹劾用的“摺件”抵任，图谋害人，郭皆深信不疑，并据以认定部院辅臣与翰詹言官互为奥援，构陷于己。
据我的考察，《使西纪程》遭毁版事件发生后，刘锡鸿的确经常给李鸿藻、毛昶熙打小报告，但那只是他单方面的谄谀与附缘，并非李、毛事先的指令。至于说何金寿是李鸿藻的同援，也站不住脚。请看证据：
“何君乃逢迎李、景发言盈廷，总署惧而毁版，谤者遂亦中止。”（李鸿章语）
“兰孙奉讳后，枢垣无与（指刘锡鸿）交通，惟闻熙初尚书颇一力庇之，恐其在德京尚有纠讦。”（李鸿章语）
“铸（指何金寿）本橧党，而不附和议，甚可怪也。”（王闿运语）
李鸿章是郭嵩焘最亲密的后援，在郭、刘冲突中，始终站在郭一边，他给郭嵩焘的信中多次证实，何金寿之举，无任何政治背景，更不存在何与刘、何与李鸿藻等人勾结之事。
刘锡鸿与李鸿藻之间亦不存在出京前达成所谓“弹劾密约”。因为直到郭嵩焘率使团出发一周后，李鸿藻才与景廉一起被任命为总署大臣。此前，文祥、沈桂芬等“以兰生辈不谙洋务，一切不使与闻”。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四日，李鸿藻又奉讳回籍守制，他怎么可能跟刘锡鸿这样的无名小卒交通勾结呢?更何况出京前他与郭嵩焘保持着良好关系。同样，沈桂芬与郭嵩焘亦有良好交往。相反，我们却找不到刘锡鸿与李鸿藻、沈桂芬往来密切的证据。
无疑，当时官场，特别是枢垣思想多保守僵化，郭嵩焘《使西纪程》中对西方文明的赞美与向往，自然会遭到不约而同的围攻，这是郭、刘交恶的政治背景。如果我们将其无限制地放大，换化成郭、刘交恶的直接和唯一原因，就掩盖了历史真象，掩盖了郭、刘交恶中个人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三
郭嵩焘自幼恃才傲物。十八岁就学于岳麓书院。“笑谈都与圣贤邻”。做官后，仍“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人处，直与人以难堪”。严劾瑞麟、岑毓英，怒骂左宗棠、蒋益澧，只许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三人为洋务同志，凸显了其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其阴柔的一面，则表现为澹泊宦途，“无承迎上司，希荣见好之心”，“甘居人后。未尝敢有营求。”与人谋见不同，辄以辞官归田为念。他不谙宦情，书生气过重。刘孚恩、王文韶、李鸿章、潘祖荫、郭嵩焘、曾国藩都曾好心相劝，但他“生平自信无害人之心，无忌刻人之心，无一意自私自利之心”，依然我行我素，曾国藩认为他只是“著述之才，非繁据之才”，暗怨李鸿章不该保奏郭嵩焘出山，“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真可谓知人之论。
刘锡鸿自视甚高，“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概”，同治初与其有过从的王闿运称他“不近人情而以为率真，……欲为一代名人”；光绪初在京与刘锡鸿作过邻居的李慈铭评其“喜言经济，自负能办洋务”。
除了性格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外，郭刘两人政治取向和思想见识上有无分歧呢?这种分歧对两人关系有无影响呢?
郭嵩焘的洋务见识的确独步一时。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皆难以匹及。光绪元年，朝廷有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六条海防之议。郭嵩焘上五百余言的《条陈海防事宜》，提出修“内事”、备“外防”之计。他说，政之本，在整饬吏治，治之方，在求强求富。“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练兵、制器、造船、非财不能举办，理财之方，尽于二者，曰开源，曰节流”；与外交涉，“言者争持战、守、和三说，其实三者俱无可言，惟在讲求应付之方而已。”“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其论精彩之处，在于对外国所持的开放心态。
郭写成奏本，先请刘锡鸿一阅，以“评其得失”。刘阅后写成1.2万余言的札记，与郭探讨。他同意郭对政本治末的基本看法，称道其“论时事十分透彻，论治法十分精要”，同时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如主张节流，反对开源；在造船制器上，他思路有些混乱，既觉得“洋人枪炮精巧，足备战阵之用。非不宜于置力，但处事固有缓急轻重”；又以为洋人轮船不足畏，用鱼网可制伏。他还反对郭倡议“商人自制轮船之说”，固持“内患”重于“外寇”之议。虽说他有的见识仍属愚腐可笑，但他也不像同时期的一些守旧大臣，如方濬颐、徐致祥，于外洋一无所知，亦不想知，只知一味排外。至少刘锡鸿在用心考察西政，并发现了西政引进中国后的一些负面效应，如洋务官员“开销浮冒，监守自盗。”他赞成“遣使各国以通中外之情”，对西方议院、公使制度亦有所考究。他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冬烘。
使英期间，两人各写了一部域外游记。对照来读，颇有意思。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战派，“南宋以来，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君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铲除此等议论，而后人心风俗可几于古，……所谓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外洋同中国一样，并非夷狄之邦，“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西洋“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先，尤重邦交之谊”；“其人皆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缀。彼土人士，可畏哉!可畏哉!”他还对英国“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和“买阿尔”（Major，市长）描述了一番，认为“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对西方认识比议论海防时起了质的变化，要求平等看待西洋各国，并学习西方政教风俗。这些议论被枢垣视作以夷变夏的逆言，是毫不奇怪的。
奇怪的是，刘锡鸿的见识则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甚至有所倒退。他坚持中、西为政不同。祖宗之法不可骤变。如极力反对兴建铁路，理由是铁路毁田迁坟，遇乱又资敌助匪。但这些腐见并不妨碍他对英国政俗的欣赏：英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其议会议员“志不在名不在利，常数十年无以贪著者”。以为英国致富之道，在于其国人奋发从事工商。
总体上看，郭嵩焘是一个卓尔不群的政治家，不仅有深邃的见识，还有超凡的勇气，想别人所未想，言别人所未敢言。而刘锡鸿则显露出一副政治庸人相，在思想见识和政治取向上，愈往后愈趋于保守迂腐，其出洋后的见识甚至不及未曾跨出国门的一般官员。我不想在郭、刘之间做一个优劣评判而了事，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刘锡鸿曾经有过的一些较新较洋的见识会不断消失呢?说到底，又是那个贯穿中世纪的学随术变的政治准则在作祟，一切以保住乌纱帽、以利于升迁为目标，政见、人格、信仰、道德，都只是手段和珐码。在清末官场上，多见门派和个人利益上的明争暗斗，而少有思想、信仰上的争强好胜；多见同认识层次上的官僚勾心斗角，如奕欣与文祥、曾国藩与左宗棠、郭嵩焘与左宗棠，而少有因思想、信仰相歧而割席断交的管宁与华歆；思想政见相左而保持良好交谊的例子倒俯首可拾，如李鸿章与张佩纶、张之洞与梁鼎芬、如郭嵩焘与潘祖荫、王先谦、张力臣。我们实在没有理由非要把郭嵩焘与刘锡鸿的交恶仅仅归结为思想见识上的分歧，否则，也太抬举了那些毫无政治操性、只知投机钻营的巧宦。刘锡鸿只是一大批这类人物中的无名小辈和失败者，可中国近代以来桩桩洋务伟业的毁败，何尝不与这群小爬虫的蚁食有着极大关联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