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忠源是太平天国初期湖南楚勇的头子。他以书生办团练发迹，率楚勇转战数省，死心踏地地对抗太平天国运动，得到清廷的重用，官至巡抚，名噪一时。研究太平天国或湘军的历史时，都有必要对他作些了解和剖析。

　　一 从科场失意到办团练发迹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西乡杨溪村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其父江上景，拔贡，早年“贫乏甚矣，无田以为赖，乃授徒”，后来家境有所改善，岁入尚有富余。江忠源四兄弟中居长，自幼受庭训，追逐科举成名之道。道光十七年，选为拔贡生，旋中乡举，赴京参加会试。然而屡试不第。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职用，回归原籍。

江忠源在接受传统的封建主义教育的同时，又究心经世之学。在京多年，常与郭嵩焘、曾国藩等人交往，受地主阶级经世派思想影响，对社会现实问题比较关心。当他回到家乡后，耳闻目睹新宁这个闭塞落后山区，所出现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以为“即一乡可以知天下”，预感到由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特别是由于“官吏骫法以贻害”天下，断言“天下之乱将起”。从维护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出发，他提出必须清除那些危害天下的官吏。在雷再浩起义前，他已推行保甲法，倡办团练，阴以兵法部勒村民，定期集训，教以地主阶级的“忠义”，使其知“亲亲长长之义”。同时，出告示禁止结盟拜会，捕捉入教之人，以“令悔教者自首得免罪”来瓦解青连教。随后率团丁入县城，协助知县建立连坐法，募勇设卡，扼守要隘。雷再浩起义爆发后，他率团丁200人，配合清军，扼险堵截，焚烧起义据点黄背岗，设计离间义军，袭捕雷再浩，还提出“严治其党，以绝后患”的恶毒建议。湖广总督裕泰上奏其事，得赏银500两，擢知县。次年揀发浙江。道光二十九年，署秀水知县。次年，补丽水县令，未赴，旋为浙江巡抚吴文镕、侍郎曾国藩以贤才疏荐，因奔父丧未得引见。江忠源在科场失意后，通过参加镇压雷再浩起义跻身官场。这为他下一步走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场，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二 募楚勇，在广西湖南抗拒太平军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江忠源以为“天下之乱无已时”，当改武职，为清王朝治兵，从镇压人民群众的寻找出路。咸丰元年夏，大学士赛尚阿奉旨前往广西督办军务后，江忠源由于内阁中书左宗植通过大学士祁嶲藻的推荐，被奏调赴军前差遣。这时，他喜出望外，不顾曾国藩的劝告，决计墨致从戎。

咸丰二年二月间，当他闻桂林被围后，即出散家财捐资募勇1200名，并嘱其弟江忠济及刘长佑等添募500名随往。他们先营于桂林城北，后移屯城东鸬鹚洲，进犯太平军。四月初，太平军攻克全州后，江忠源即独率所部绕道先到，驻城西桥头防堵入新宁之陆路；在城北湘江西岸富塘铺设伏兵，伐木作堰，以堵入永州之水路，还呼请清军驻营东岸，合力进攻，妄图一举扑灭太平军。

五月间，江忠源随清军进入湖南后，他按刘长佑的建议，募敢死士500名为“选锋”，准备与太平军决死一战。八月四日，自率选锋与和春部1000名，经衡州，兼程往援长沙。

八月十三日，江忠源等抵长沙后，由荣湾镇渡江至城北，先驻小吴门外，次日缒入城中。十七日，移营至城东北高地蔡公坟一带，逼近太平军营垒。二十日，随和春、向荣进犯城南门口太平军，特别猖狂。二十二日，他率楚勇往仰天湖堵截东王杨秀清所率自郴州赶来的太平军主力部队，遇到伏击，“骽受矛伤落马”，险些丧命，直至二十四日新任巡抚张亮基自常德来接任梯成入而时，才将他装在篮舆吊入城中。

　　三 血腥镇压两湖群众反抗斗争

咸丰二、三年间，太平军离开湖南、湖北，顺江东去后，江忠源即率楚勇向这两省人民群众开刀，对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出湘后，江忠源从益阳分派楚勇前往安化，拿办挑运硝磺之人。随后，镇压晏仲武起义。十二月，他又奉张亮基之命，按左宗棠密授的方略，镇压征义堂。征义堂是道光年间由浏阳东乡古港周国虞等人发起成立的斋教组织。十二月十四日，江忠源以搜捕晏仲武余党为名，率勇由平江小路进入浏阳。十二月十八日，征义堂竖起“官逼民反”大白旗，被迫举义，约有3000人分成三路发动进攻。楚勇分三路反扑，堂众被杀300余人，退守古港。江忠源即分遣500人进扼溪冈、长泥岭，自率1000人进扼古港。在清军和团练配合下，至十二月三十日依次血洗三平洞、山口、大溪山、光雨洞、宝盖洞，又屠杀300余人，至结案时止，被俘监毙和杀害者达700余人。咸丰三年四月间，鄂东广济县爆发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抗粮暴动。江忠源赴江南途中又奉命前往镇压。四月十一日，他率楚勇1700名抵达蕲州，采取瓦解政策，西乡抗粮队伍先被瓦解，但东乡群众在宋关佑领导下却“既不受抚，又不畏剿”，并筑垒自卫。江忠源即派兵勇进扎菩提坝，断绝交通。四月二十三日，进扎宝塔山。宋关佑率万余人四路抗击，因未经训练，很快被打散，500余人遭到屠杀。二十七日，楚勇继续追击，被杀死和驱入水中溺死的群众不计其数。

从上所述可见，江忠源为了扑灭各地群众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总是把军事进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结合起来，十分阴险和狡猾。他在几次行动中，被杀害的群众约不下2000人，起到了打击太平天国群众基础，暂时稳定反动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恶劣作用。

　　四 援守南昌和在庐州败亡

江忠源援守南昌是奉旨赴江南途中临时决定的。咸丰三年春，清廷本已一再谕令他赴江南帮办军务，四月间却改令赴安徽凤阳一带，堵截北伐军，旋仍令赴江南。五月上旬，他由广济到达九江水石后，接江西巡抚张芾等人札件，说太平军船千余号溯江西上，令他酌情办理。于是，他与幕僚商讨后拟由江北取道霍山、六安进发，并于五月八日奏请添募3000人，厚集云贵兵力，以“自成一军”。然而，因次日探悉太平军已过彭泽县，乃急登岸躲入九江城中。随后再接张芾等人的札件，飞檄召援南昌。于是在五月十二日，他才带随员15人，百长、守备27人，分带楚勇千余人，拔营赴援。五月十六日，他抵南昌，先驻滕正阁，后移至章江门楼上。五月十八日，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船1000余号共万余人，兵临城下。当时，南昌城墙虽经修缮，也有所防备，但是城中守兵和练勇只有5000余人，又不习战。在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江忠源吸取了防守长沙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抗拒西征军。

首先，取得守城指挥权，整顿兵勇。五月十七日，他与江西大吏筹议防守时，巡抚张芾明令：文官府、道以下，武弁参、游以下，切战守事宜，俱听江的节制，违者按军法从事。随即他组成了由抚标参将柏英等人主持的营务处，设立了两所医药局。接着，改组了原募勇丁，将1300名楚勇分派至城上监督城垛守卒。他督官吏早晚巡城，“姿意斩杀”。兄弟在城上下答话者并杀，在街上偶语太平军攻城甚急者斩，有玩泄者斩，鎚城走者斩，首倡退缩者斩，犯梯禁者“死无赦”。在严行军律的同时，实行重赏。

其次，焚烧民房，防备地道攻城。江忠源根据守长沙经验，把纵火焚舟、焚屋视为“刻下第一要义”。五月十七日下令闭城后，他力排众官异议，以重赏楚勇200名下城焚烧附廓庐舍。与此同时，在城内限期募夫拆毁德胜门内附近民舍，添筑月城，派楚勇加强防守。对城外近处残存的民庐，则赏勇毁掉，并拆去横隔的墙垣。同时，开挖明沟，埋设甕缸，监听太平军挖掘地道的动静。一旦发现地道，即灌水淹塌。在城上，配置了大量沙包，以备塞塌城缺口。

又次，向外求援。在守城兵力单薄情况下，江忠源一再奏请增调援兵，并向湖南告急求援。在清廷的催令下，张亮基从湖北派去兵勇2000名，向荣也从江南大营派去营兵千余名。在六七月间，湖南先后派出兵勇合计5800余名，其中有湘勇2000名，宝勇千余。据记载，南昌城内外清军兵勇后来增加到万余人。

最后，为了孤立城下西征军，江忠源于八月间令湖南兵勇移驻樟树镇，以扼制水上太平军；又分遣楚勇、湘勇分别前往泰和、安福，镇压当地天地会起义军，“杀戮甚伙，大河浮下无头男女尸千佘人。”这样，使西征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

江忠源的上述措施，比较有效地加强了守城力量，制约了太平军攻城战的发挥。太平军从五月十八日以后的90余天的战斗中，虽在章江门、德胜门等处多次发动强大攻势，先后三次从地道进行爆破攻城，还在城外一再重创敌军，然而始终未能克城。八月二十二日，赖汉英奉东王杨秀清之命，主动从南昌撤围。江忠源“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勉强守住了南昌，使太平天国失去通过江西向华南扩展的一次良机，因而声名大振，进一步受到朝廷重用，不久升任安徽巡抚。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他一步步地走向末日。

西征军撤围南昌后，转进湖北，节节胜利。江忠源又奉张亮基之命，紧急回援，而南昌的兵勇为反对江忠源“侵吞赏银”，于八月二十四日揭竿鼓噪，杀伤其家丁，使楚勇健壮者多逃去。新宁之勇“皆溃散回楚”。刘长佑则另立“刘”字旗号。因此，他仅调鹤丽等兵勇2000余名随行。九月十二日他率百余人渡江后，见半壁山已为太平军占据，知军情地势皆失。次日，田家镇北岸清军溃败，他率部分营兵在江口仓猝拒战，也溃不成军，北逃广济。后得按察使唐树又部的补充，才移驻黄陂。他为了躲避西征军的锋芒，而置汉阳、武昌不顾，进驻德安，经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专折奏劾后，才移军至孝感、汉川。十月初，江忠源接到补授安徽巡抚之旨后，进驻滠口，转至武昌。十月十一日，率残败之兵勇1400余名，自汉口起程，赴庐州。十月二十一日至黄陂。二十七日，卧病六安，接受巡抚关防。十一月十日，带病率数百人入守庐州。庐州是新设安徽省会，与南昌情况并不一样。城周20余里，城垛4900多个，守城团丁、援兵仅3000人，粮食军火并无储存。江忠源为死守计，驱策全城文武官吏和居民，悉听登城助守。同时，飞疏告急，请兵请饷。十一月十二日，西征 军兵临城下。一个月后，城中“军饷告竭，借贷已穷，子药无多，诸物不备，援军虽集，未能直抵城下”。江忠源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十二月十六日夜，太平军从地道轰塌水西门，发动总攻。次日，江忠源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投水关桥古塘，结束了他的一生。

　　五 对湘军组建的影响

江忠源与湘军的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他和曾国藩均是同时代的湘籍人士，其家境和个人出身的相似之处颇多。他们在京师建立了师生关系，“以学相切磨”。后来书信往来，互通信息，商讨问题，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相互影响。

咸丰二年冬，曾国藩奉旨出山长沙后组建湘军，江忠源曾经参与商讨。他赴武昌后，留防长沙的楚勇成为支撑湘军组建的一支队伍。他赴江南途中，奏请添兵募勇，凑成一万之数，“自成一军”。同时，函请曾国藩替他先募3000人，得到曾国藩的大力支持。自调派湘勇、楚勇共3000人赴江西助守南昌后，又订出续招计划，“遴委官绅，广为招募”，至十月间已招得四、五千人。曾国藩募练湘军陆师，实际上是在“保卫桑梓”和为江忠源“赴江南”、“澄清中原”助一臂之力的号召下进行的，并曾许愿“概交江岷樵统带”。

江忠源在推动曾国藩建立水师方面，尤为突出。早在咸丰三年春，他就从湖北致信曾国藩。建议合江楚皖各省战船数百艘，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七月底，他困守南昌期间，根据其幕僚郭嵩焘力主速建水师之议，令其代拟疏稿上奏，请饬川楚制造船炮，以肃清江面。八月，清廷即从所请，命湖北、湖南、四川督抚，速置炮船。此时，江再次致函，要曾国藩以办船炮为当务之急，并出任制造船炮之事。十月，江赴庐州途中又一次写信，请曾国藩筹办船炮，训练水勇，然后蔽江东下。曾国藩在此时才认定“总宜先筹水师”。十月二十四日上奏，拟截饷在衡州试办。难怪曾国藩说他“专力水师，幸而有成”，是从江忠源之谋。吴南屏也说到，湘军水师之兴，实始于江忠源，而曾国藩成之。

此外，江忠源的一些治军经验教训也往往为曾国藩吸取。在此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湘军赴江西守南昌对曾国藩治军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曾国藩看来，此次赴援虽然折将损兵，但是却打出了“勇敢之名”，“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从而增强了他编练新军的信心。同时，他从此次实践中吸取了战败的教训，指出一定要坚持“详择营官”，一定要加紧训练，“新招之勇，未经训练，断不可用”，并且要加强哨探。此后，他引以为戒，对湘军出省打仗总是持慎重态度，决不以“公义私情”而轻率从事。这样，就避免了湘军在羽毛还未丰满时就被太平军消灭的厄运。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总头子，对于江忠源在推动湘军组建所起的作用，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他说：“国藩所鳃鳃治办一切，练勇置械，稍廓规模，实恃此人为我先导。”曾氏幕僚王定安亦称，江忠源初创楚勇，“其时草眜缔构，实为湘军滥觞”。由此看来，也当把江忠源划入湘军创始人之列。

然而，必须指出，江忠源创立的楚勇并没有成为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榜样。

首先，江忠源的楚勇与绿营兵仍有着不解之缘。楚勇本是江忠源作为乌兰泰的幕员时奉命募集的。虽然其基础是团练，还是由江氏统带，但是却依附清军，很少独立性。江氏自然俯首听命于朝廷，而楚勇是受朝廷或地方军事长官调遣和指挥的。他曾想“自成一军”，却还欲以调营兵来组成。自入守南昌后，江氏指挥的军队不仅有楚勇，而且多是营兵。在对待绿营兵的态度方面，从其所《疏陈军务八条》看来，并无创立新军取替绿营兵之意。这与曾国藩创建湘军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的做法，是有重大差别的。

其次，江忠源没有为楚勇创建独立营制。王闿运曾经指出：“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先从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对楚勇往往持批评态度，说“楚勇束伍太不讲”，又说“江氏之勇，名为新宁，实则贵州、四川、衡永郴桂，无所不有。在军日久，见闻日广，数千金之赏，五六品之官，习惯不惊，骄蹇之风，颇难驾驭”。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期间，逐渐看到楚勇的弱点，对其态度也逐渐改变，所以在制订湘军营制时，决不可能取法楚勇。当时，他“搜考规则，今古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而楚勇则“于湘、霆之外，另有家数”。

由于江忠源与绿营兵关系如此密不可分，其楚勇又未建立独立营制，这就决定了曾国藩不可能按照楚勇的面貌来组建湘军，同时也决定了江忠源及其楚勇的影响，与曾国藩为总头子的湘军比较起来，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不可能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引起清代兵制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