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北京

以不同姿态面对社会变革的中国文人

有一个安稳的家，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仍坚守传统文化的章士钊却没能实现这个关于家的理想。长沙、上海、东京、伦敦……章士钊飘泊了一生，说起来颇有周游列国的架势。正是因为漂泊，因为漂泊中的文化碰撞，他的救国思想才几曲几折，从激进到调和到农业立国，也正因为漂泊，他才没有一个长久的家，魏家胡同29号也只是他在任段祺瑞政府司法兼教育总长时的官邸，据说他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过几年。

1924年年底，段祺瑞宣誓就职，开始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政府招兵买马。当时，章士钊正在上海重操报人旧业，任《新闻报》主笔。湖南商学院的教授陈书良为章氏立传的时候，对段章两人的初次相遇设计了一个场景。一向风雅的老段正在手谈，听说章氏到了，棋也不下了，降阶相迎，这些举动让章士钊非常感动。当然，这个“曹操赤脚迎许攸”的场景未必真实，但对于颇有政治主张却一直不太得志的章士钊来说，就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的确是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可能是因为章士钊的书生意气，不擅权术，他和司法部的官僚们相处得并不愉快。好在段祺瑞欣赏这棵“孤桐”，教育总长辞职后，老段又打出了章士钊这张牌，让他兼任教育工作。其实，章士钊对培养人才很有想法，怎奈他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尤其是他主张严肃学校纪律，在女师大风波中的立场强硬，更引起了当年革命青年们的强烈不满，认为他“摧残教育，禁止爱国”。

在这场风波中，章士钊和鲁迅分别出演了官方和民间两个重要角色。章士钊作为官方力量，支持杨荫榆，采用强制性手段，把激进的学生们赶出学校，并提交呈文要求停办女子师范大学。身为女师教员的鲁迅则倾向学生，运动伊始，他就联合其他六位教员公开表示反对杨校长。就这样，鲁迅手中那支也尖锐也刻薄的笔和章士钊掌上的那截权杖，开始交锋。

虽然一个在政坛不倒，另一个在文学领域常青，归根结底，章士钊和鲁迅都是文人，以不同姿态面对社会变革的中国文人。他们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两种典型。一种应时而动，把老庄“以柔克刚”的理论发挥到极致，等待机会学以致用；一种桀骜不驯，从青年到老年，从登场到落幕，决不低头，倔强到底。无论章士钊还是鲁迅，无论选择接受还是反抗，文人在乱世中都难有作为。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论”，和鲁迅的“喊醒世人”之于那个时代，都是超前的，难为人理解的。之所以章士钊笔名“孤桐”，之所以鲁迅独自呐喊，世人对他们的全面解读都是从他们过世后才开始的。

前些年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章士钊研究热，把章氏称作是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认为比起政坛沉浮来，章士钊在思想领域的贡献更值得称道。他在寻求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农业救国论”，认为西方的制度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不适应农业国。对章士钊思想的再发现，也把章鲁二人的这段冲突从幕后带到台前。近日有学者指出，尽管章士钊对女子师范大学一事的处理过于武断，但指责章氏一手导演了“三一八”惨案却有失偏颇。1925年，章士钊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改任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一年后，惨案发生，这时不在其位的章士钊不可能授意武力镇压学生。

将近八十年后回头来看这段“公案”，站在29号的空屋当中，回想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现当年的学生也爱国，也偏激；章士钊也保守，也无奈；当历史还原了事件双方后，结论未必能用“是非”两个字简单总结。章士钊在晚年想起这段冲突来，笑着说：如果鲁迅还活着，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呢。

地理发现

在闲置中消磨的魏家胡同29号

魏家胡同29号，三换屋主，从章士钊的官邸到民航的宿舍到贸易公司；两易门牌，从解放前的13号变为今天的29号。八十几年的岁月，谈不上无情，这座院落依然存在，也说不上有意，变化就像风蚀水刻般一点一滴的发生。记者在寻访章士钊故居的过程中，几次经过29号，听当街偶遇的街坊们家长里短地聊天，扫一眼院墙上贸易公司和家政服务的招牌，几次错过，没有料到这里曾经是风云人物的家。

民航物业的工作人员搬开了堵在朱红大门前的挡板，费力转动钥匙，门上的锁有些生锈了。2003年，贸易公司另觅新址后，29号院闲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大门吱吱嘎嘎，逐渐洞开，与这处院子相关的那段动荡的历史，也如长卷一抖，在眼前展开。

魏家29号的“门里乾坤”没能向记者展示章氏当年的辉煌。只有两间正房和一间东厢房是“原装”，其他的厢房、耳房全都被翻盖得面目模糊。院中的洋灰地上只留一块坛口大的土地透气，野草蔓藤从这个透气孔中钻出来，整个夏天无人居住，也无人管理，荨麻疯长，在地面上铺了厚厚一层。穿过片“荆棘”，推门进入正房，房中空空，地板上散落着几块碎瓷片，窗台上有几株枯萎的植物。据说附近的孩子们时常会通过院墙上的窗子钻进来，这里是他们的“战场”，窗上的玻璃经过了几次“模拟战役”无一幸存。生活的杂乱总好过空屋的凄凉，这处在闲置中消磨的院落，让人在和平年代里产生了“兔从狗窦出，雉从梁上飞”的联想。

不能怪斯人已去，当年，章士钊住在这里，也就是斯人仍在的时候，这处官邸也没能趋吉避凶。1925年5月7日，二百多个学生在故宫神武门集合，气势汹汹直奔魏家胡同，冲进当年的13号，也就是今天29号的院子，要当面质问这位教育总长，为何“摧残教育，禁止爱国”。当时，章士钊办公未归，学生们满腔愤怒，无处发泄，动手砸烂了的玻璃和古玩。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台，章士钊黯然离开，去了天津。

不折不扣的名门在史家胡同浮出水面

攒钱、买房、娶妻生子是中国传统人生的三部曲。与新文化抗争到底的章士钊，在这方面却不够传统，他称自己既无不动产，也不蓄财。如是说，也的确如是做。直到1960年，周恩来特批了史家胡同原24号院给章士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终于有了一处长久的落脚点。在此之前，他和家人们在官邸和朋友家之间搬进搬出，始终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宅。

记者走进史家胡同，叩开了章宅的门。

这是一处极规范的两进四合院，保存完好，结构与魏家胡同29号非常相似。新漆的砖墙和门窗为小院添了几分亮色。二月底，紫藤架上还没有绿意，梨树和海棠树枝头的芽却在鳞片的包裹下透出些生机。一切都显示，这是一处精心维护的住宅，一座呼吸着现代空气的活生生的传统建筑。1973年章士钊在香港辞世后，他的女儿章含之、女婿乔冠华仍旧居住在这里。

从1960到1973年，章士钊正准备在此安度晚年，又一场运动──“文革”开始了。1966年，为了那段教育总长的经历，章氏又一次受到冲击，北大的红卫兵们闯进门来抄了他的家。这位曾为陈独秀慷慨陈词做辩护的章律师，已经85岁了，面对这些“革命小将”，他选择保持沉默，用沉默来维护一个老人的尊严。

至今，章含之回忆起这段历史来，还是相当动情。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理解也逐渐加深。尤其是进入老年以后，觉得自己该为父亲做点儿事。第一件是整理出版《章士钊全集》，二是把章士钊的骨灰从八宝山公墓迁到上海的一座烈士陵园中，并为他塑一尊铜像。现在，这两桩心愿全都完成了。

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小院，走过了这么多座名人故居，这一处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名门大户。保留了院落屋舍，更延续了一代接一代的名人故事。

地理链接章士钊在北京的另两处故居

第一处位于锡拉胡同，现已无存。当时章士钊应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袁世凯全家在搬入中南海之前就住在这里，章士钊被安排在他的旧宅里暂住无疑是一种礼遇。1913年，章士钊因好友宋教仁被暗杀，看穿了袁世凯的居心，逃离北京，赶往上海，组织“讨袁”活动。第二处位于东四八条，从1949年到1960年，章士钊和家人就住在东四八条老友朱启钤家的北房和东房里。据章含之女士回忆，当年那间北房只有20多平米，用隔扇分为两部分，前面是起居室兼饭厅，后面是章士钊夫妇的卧室。起居室里堆满了章士钊的藏书，除了吃饭的桌子外就只能放下两把椅子。坐椅子都像挤在书堆里。

新北京观察

父亲生前最后的寓所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

父亲章士钊生前最后的寓所是北京史家胡同的四合院。在此之前，他似乎一生都在漂泊，更换了许多住所但没有一处是他自己所有。从我记事起，我就随着父母亲寄住在他们朋友的家里，一直到1960年搬进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才有了独门独户家的感觉。父亲在这里住了十三年，而这十三年是他一生最安宁，最平和，也是他潜心他酷爱的学术研究并颇有成果的十三年。

从一个狭小的七八十平米的家搬进了一个四百多平米的独立四合院，父亲从此拥有一个六十平米的客厅以及二十多平米的书房和三十多平米的卧室，连卫生间都有大约十多平米。北屋之外，我们在东边还有独立餐厅，西厢房三十多平米的两间房还是大哥章可居住。除了北屋的大客厅，父亲还有一个前后院相联通的前厅，一明两暗的前厅，供他会客和秘书使用。最前一排房子是传达室和车库。这样一所从未享受过的大院，对父亲、母亲和我真正是一种奢侈。我也从此不需要睡在冰冻的水泥土地过道而有了一间属于我自己的房间，那是与父母亲卧室相对的北屋东耳房，女儿洪晃是幸运儿，一出生就进入了这个温馨的环境。

父亲在史家胡同宽敞的环境里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研究他的学问，再没有嘈杂之声影响他，他可以一整天在他的书房中看书、写作。母亲在书房里为他备了一张大床，看书累了时，父亲就能小憩片刻。有时候我会看见他舒适地躺在床上，微闭双眼，口中喃喃地自言自语。他一定是在回想着逝去岁月中的许多人和事，有时候他会自己开心地微笑，有时他会很生气，一个字一个字地骂道“王——八——蛋”。我和母亲就在外面笑说他不知又想起什么坏蛋了！这种悠闲是他以前从未享受过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使他提笔撰写他一生最后的一部巨作──一百多万字的《柳文指要》。这是他一生研究柳宗元的成果，从六十年代开始写，七十年代完成。这部著作从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关注，他要我父亲把原稿送他，并亲自作了修改建议。1972年又在毛主席的特殊关照下，得以冲破阻力出版问世。

史家胡同四合院给父亲的另一个最大乐趣是他一生中真正享受了天伦之乐，尤其是在妞妞(洪晃)出生之后。父亲一生中从来没有长时间和任何一个子女在一起。我到北京后虽然与他住在一起，但由于我那时狂热和偏执的革命激情，使我在长时间里与他有很深的隔阂。但是妞妞的降临人世使他欣喜万分。读书之余，父亲的最大乐趣是和妞妞的交流和嬉戏。夏日，父亲喜欢坐在廊下的藤椅里，满心欢喜地看着妞妞在院中玩耍。冬日，在暖洋洋的书房里，我们都不会去打扰他，唯有妞妞是挡不住的“客人”，而且是他最喜欢的来访者。他喜欢妞妞依偎在他身边，这时候他会停止一切工作。我相信他一生最欠缺的亲情在这十二年中全部付给了洪晃，而洪晃与他的亲密接触，虽然是在她孩提时代，但她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父亲的人格魅力所熏陶。近年来，我越发感受到随着洪晃的成熟，她性格中的章门家风也日益凸现。

父亲最后一次跨出史家胡同是在1973年的5月。毛主席要他去香港重开与台湾的对话渠道。当时父亲已是92岁高龄，周总理和我都极不放心。但父亲坚决要为祖国的统一献一份最后的力量。不幸的是，毕竟他年事已高，香港6月的气候和室内的空调父亲很不适应，终于患肺炎于这年7月1日病逝香港。父亲在生命的最终时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走。从20世纪初投身辛亥革命到1973年倒在祖国需要的使命中，他的一生可谓无怨无悔。我深感父亲最后的眷恋是北京史家胡同的四合院和他最钟爱的妞妞。我送父亲去香港，一周后我将回北京，与他告别时，问他有什么话带给周总理。父亲说“报告总理，工作开展得很好。我一旦做完事，请总理早日派飞机接我回北京，我想尽快回家。”他又说“我不在家要带好妞妞”。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他对史家胡同的四合院寄予了无限深情。尽管那时母亲已去世，尽管在香港有殷德贞夫人，但在父亲最后的岁月，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才是他一生最安详、平和的家。

民间记忆

这一带胡同和民居都保存得很好

陈先生中国民航物业管理公司职员

南起东四三条，北到东四八条，这一带是25片北京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中的一片。这里的胡同和民居都保存得很好。北洋政府时期，很多政府官员都住在这里。像吴佩孚，就住在离魏家胡同不远的什锦花园胡同里。听说，我们物业公司办公的院子，曾经被吴佩孚作为监狱，关押犯人。解放以后，这里的很多处住宅都被民航接管，魏家胡同29号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一直住着民航职工，算是杂院。四合院的格局大致保存了下来，但近些年来根据住户的需要，也在不断装修，加盖了厨房浴室。直到2000年，住户全部搬进楼房，院子也就空了出来，出租给贸易公司了。

后代讲述

从那天起我感觉家是避风的港湾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

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前外交部长乔冠华遗孀

年轻的时候总是要和父亲划清界限，觉得他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后来工作了，给毛主席当英语老师，一次主席问我知不知道“《苏报》案”，我才知道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激进的革命派。之后，主席说看一个人要全面，不能光凭他一段时间的表现就给他下定论。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并不了解父亲。

我对父亲转变看法，还是在文革期间。当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被管制不让随便离校。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父亲被当时的北大学生批斗的那一天，我忽然很想回家，想到家就觉得是避风的港湾，很想见父亲一面。

我从魏公村出发，搭了一段车，后面就都是步行，到家以后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学生们冲进来，把父亲围在院子里批斗。我和家里人都吓得够呛，可父亲却没一点儿惊慌，完全是问心无愧的样子。学生走后，我们围上去问他怎么样，他只摆摆手，说想躺一会儿。躺了一下，他起身说要给主席写信。第二天就收到了主席的回信，从此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民主人士都得到了保护。

专家访谈

我最喜欢章老讲授的古文课

白吉庵原社科院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59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

当时的社会上不提倡学古文，毛泽东认为不会读古文，很多史书就没法看，长此以往，历史就会断代。在他的提议下，人大办了一个古代汉语教师进修班，我作为在校任教人员参加了进修。进修班请了许多著名学者来讲课，我最喜欢的教员就是章士钊和孙人和。

当年，章士钊是中央文史馆的馆长，教员名单里本来没有他，他却主动请缨。之前听说他的外号叫“章老虎”，我想既然叫老虎，一定长得很威风，豹头环眼，有点儿凶。没想到第一堂课，从门外飘飘然进来的却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老人，当时，章士钊已经快八十岁了。他讲课的内容是柳文。柳文是他的长项，他做教员很专业，讲课节奏控制得很好，下课也很准时。那段时间里，学校每周都会去东四八条接他，当时，他和家人寄住在朱启钤家里。

地理与人

“孤桐”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字行严，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1901年去武昌来学，结识了黄兴。1903年，任《苏报》的主笔。1905年到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相识。1907年，留学伦敦，攻读法律、逻辑学。后回国加入反袁行列。1914年再次流亡日本，创办民主周刊《甲寅》；1924年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又兼任教育总长。1925年因女子师范大学风潮而被迫辞职。1931年在上海挂牌成立律师事务所。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义务出庭为其辩护。1949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和谈。解放以后，任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以92岁高龄南下香港，为恢复两岸关系牵线搭桥。除了政治舞台以外，章士钊在学术领域也有贡献，他编写过《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学术著作。

地名溯源

魏家胡同：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南剪子胡同，明朝时为皇帝亲军驻地。清末参加颐和园修建的营造家马辉堂在胡同里居住，留有马辉堂花园，民国时吴佩孚曾在花园内住过。解放前是魏家胡同13号的章士钊先生故居如今已改为29号，这是他任段祺瑞政府司法兼教育总长时的官邸。

史家胡同：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清朝时属镶白旗，该胡同建筑整齐，房屋较好，多为大宅院。胡同内现有章士钊先生故居，现为后人居住。胡同的55号院大门影壁上还有砖刻和亲王诗：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阳崖含秀色，温谷吐潺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