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湘南扩军和革命檄文的传布

太平军攻占全州后，移军北上，进取湖南。1852年6月10日到湘江上游险隘的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所率湘军设伏袭击，损失惨重，其时兵力仅剩五六千人，由东岸峻岭小道，入永州府境（零陵）。因大水所阻，强渡未成，乃折而南趋道州。太平军在此休整近两月，增修了战具，铸造大小炮位三百余尊，补充了兵员，由何见机联系的会党二千人，以陈四、陈大为首的天地会众以及挖煤工人千余人踊跃参加了太平军。扩编后，设立道州大旗营，由何见机率领。清方总兵和春率军一万五千人前来追堵进犯，太平军几次出城奋力鏖战，挫败了清军的围攻。

其时，杨秀清侦知南路清兵力弱、派先遣部队二千人由南门突围，7月下旬克江华、永明，主力大军在8月10日突出重围，撤离道州，与先遣部队在宁远会师后，攻克蓝山、嘉禾、桂阳州、直抵郴州。

天地会在湖南有悠久的斗争传统，分堂林立，人数众多。他们早就与太平天国互相联络。太平军在湖南顺利进兵，得到沿途各地天地会众的热烈支援，踊跃参军，因此形成湘南扩军的热潮，兵力由五六千人骤增至五万多人，几达十倍之多。曾国藩记述此事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地者，大半附之而去。”天地会众熟悉本省山川、地形、敌情，就为太平军顺利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湘南扩军在太平天国战史上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使太平军兵力增加了十倍；而且由参军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遂使太平军增强了挖地道、攻坚城的战斗力，为攻夺大城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太平军抵道州后，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肖朝贵的名义发布了三篇讨清革命文檄，即《奉天诛妖救国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太平军特派人员到各地州县散发，甚至长沙、武昌等大城市均有榜贴。

檄文宣告了太平天国要“扫除妖孳，廓清华夏”，以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的革命目标。檄文提出了要争取团结天地会群众，在反清旗帜下团结对敌，并严肃劝诫那些天地会中叛逆之徒以及充当帮凶的清朝兵勇，要早日醒悟，幡然来归，指出“况查尔们壮厂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它对大批天地会群众的转变态度，投身革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檄文还号召各地人民举义响应，完成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并以民族气节激励士大夫阶层，要求他们学习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走上革命道路。太平军之能在两湖地区一再扩军和顺利推进，是与这三篇革命檄文的广泛传布并取得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分不开的。

　　二  战略方针的确定和围攻长沙之役

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之初，内部曾发生过有关战略方针的争论。虽然早在金田起义之时已有进取江南的意图，但行军到湘桂之交时，内部有些人却抱“怀土重迁”的观念，要求由灌阳南归广西，把反清斗争局限于狭隘的乡土地域。杨秀清反对这种保守思想，坚持继续北上进军，力主“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把革命斗争扩大到全国范围，即以进取江南作为当前首要目标，然后进而直捣京师，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战略方针，赢得了洪秀全的同意和广大战士的拥护，为太平军进取江南的革命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这次内部争论，杨秀清作出了攻取长沙的决定。8月17日杨秀清探知长沙敌守备力量薄弱，即派肖朝贵统率李开芳、林凤祥等二千人从郴州出发，轻兵袭取长沙。因清军在衡州设防甚严，遂确定北伐长沙的路线，不走耒阳、衡州大道，而选择清军设防空虚的地区，取道攸、醴僻径，走崎岖山路，兼程急驰，攻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9月10日就疾驰到长沙城南门外沿冈岭。此次向长沙进发，避实击虚，行军顺利，连克数个州县，均城空无兵勇，“行五六百里，无一兵一勇与之面者”。此次围攻长沙历时八十日。现分两个阶段来叙述：

（1）偏师攻城阶段（9月10日至10月13日）：9月11日晨太平军猛攻石家铺赤冈岭敌营，揭开了长沙之役的序幕。该处陕西兵刚到，营垒未完，乘其不备，围而攻之，清军惨败。接着转攻金盆岭清营，敌闻风先溃，太平军夺得器械枪炮无算，乘胜追击，进驰南门外各寺院高房，兵临长沙城下，并在高地妙高峰立营，架炮攻城。敌急运大炮到南城魁星楼上炮击太平军驻地。双方对战激烈，“枪炮火箭，如密雨流星”。英勇善战的肖朝贵在战斗中中炮重伤，不久殉国。此后数日间太平军昼夜猛攻，并开挖地道，轰倒城墙，冲进城中，敌抢救堵阻，疲于奔命，形势十分紧张。清兵八千人均老弱不能战。提督鲍起豹惶恐无措，只能向神祈求保佑。

当时的形势是，长沙敌守备兵力单薄，太平军则仅靠肖朝贵偏师进袭，战斗力量也并不强大，既无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又缺乏后卫支援，此时洪杨大军尚滞留郴州不前。因此长沙未能迅即攻破。

9月下旬以后，清军王家琳、和春、秦定三、开隆阿、江忠源等部陆续开到，分驻于城外天心阁到小西门河畔。敌兵数倍于太平军，乃转进攻。太平军兵寡力弱，只能坚守待援，相机应战。

（2）大军进逼阶段（10月13日到11月30日）：杨秀清在郴州接得李开芳的报告，得悉轻兵袭取长沙失利，肖朝贵中炮伤亡，决定亲自率领大军，驰援长沙。9月24日大军撤离郴州，长驱北上，经安仁、醴陵等城，于10月13日到达长沙近郊，连营十里，军威重振。第二天就猛攻浏阳门外清营。这一阶段的重要战斗有三：

一是河西之战。其目的是攻占长沙西面的防守要隘，夺取大军急需的粮草补给，在军事上的重大价值是打开河西缺口，粉碎清方妄图“三面合围”的反包围图谋。17日杨秀清派石达开率军三千人由南湖港过河，控制龙迥潭等处要隘，又从猴子石、结湖桥渡河，进占阳湖一带割取成熟的晚稻，以充军粮。清方为争夺河西，立派向荣、邓绍良等数千人渡河作战。长沙城外战斗重心转向河西。为便于湘江两岸互相接应，太平军“用船搭成浮桥，上钉木板，往来如涉坦途”。河西太平军聚集很多，两岸各险要地点立有营垒，河西有太平军驾炮船十余艘巡逻，见家河上还筑有炮台，军事形势渐见好转。10月下旬敌多次轰打浮桥，未能毁动。

二是水陆洲之战。清方为挽救河西争夺战的失利，发动了袭击水陆洲之战。10月31日向荣率清兵三千余人在西岸浅滩渡江进攻水陆洲北部。水陆洲是横亘江心长达数里的孤洲，太平军预伏在洲南柳林中，出零骑诱敌，待向荣军追来，太平军从林旁斜抄后路，扬旗而出，猛烈袭击，敌惊溃，伤亡千余人，向荣因骑善马得脱。水陆洲之战惨败后，敌不敢出战。在11月初双方形成“相持不战”的局面。清兵赶挖长壕一道，深宽丈余，在省城东南两面联营十余里，互相连接。妄图形成反包围之势。

三是强大的攻城战。在河东方面，杨秀清乘清方注意力集中到河西，从11月中旬到下旬，连续发动四次强大的攻城战，挖地道，轰城墙，架梯强攻，均未能破城而入。

其时敌方援兵云集，敌在“城内城外河东河西兵勇共六七万人”，粮米火药十分充足，而太平军屡次攻城不能得手，在敌人妄图三面合围的形势下，长期进行相持战和攻城战，既消耗兵力，军需补给也发生困难。长此下去，达不到“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目的。为变被动为主动，打开新的战局，太平军决定撤围西走。11月30日太平军乘夜渡湘江，由迥龙塘西趋，冲过福兴营，再由金牛岭一带翻山越岭，往西北直趋宁乡、益阳。太平军行动飞捷秘奥，驻守长沙的敌将领闻讯，又愕又惧，不知太平军所向何处。向荣盲目传令清军追赶，到湘潭始探知太平军已到宁乡，待清兵驰向益阳，太平军早已入驻城中了。

　　三  进兵益阳、岳州，攻克武汉三镇

太平军撤离长沙北进，攻克宁乡、益阳。向荣军尾追而来，太平军出城迎战。向军连日绕道奔走，饥疲不堪，毫无斗志，阵亡七八百人，余狼狈逃窜。太平军收得民船几千条，从此开始有了一支水上作战力量，乃放弃由陆路西绕常德进取湖北的进军路线，改由水路顺流东下武汉，并派精兵数千护船前进。太平军从湘阴临资口出芦林潭，顺流而趋土星港，扬帆北上，渡洞庭湖，适遇顺风，一日夜行七百里，直趋岳州。其时太平军人数已达十余万人，岳州是湘北门户，地处水陆要冲。清守岳州提督博勒恭武闻讯，先三天弃城遁走，12月13日，太平军从容不迫地入驻岳州。太平军在岳州逗留三天，整顿长伍，补充军实，尽得旧存吴三桂大批军械炮位，又得民舟五千条。无数船户参军，太平军立水营。

岳州太平军顺流东下，水陆并进，抵达武昌东门外，扎营于城东洪山、小龟山、紫荆山一带，并围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忠孝、武胜等门。太平军利用水师的优势，停泊于长江之中，切断武昌与汉阳之间的联系。接着，派黄玉崑、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等率领精锐部队，于23日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与敌激战于大别山，大败清军，占领汉阳。29日进驻汉口，洪秀全、杨秀清胜利入城。

时清总兵常禄、王锦绣已踞城设防。12月24日向荣军也尾随到武昌城外白木岭。太平军在临湖港一带筑起一道长墙，防堵敌援兵进路，并屡败向荣军。太平军乘夜联舟搭成横跨长江的浮桥，上由鹦鹉州至白沙州，下由南岸嘴至大堤口。从此汉阳到武昌两岸畅通，积极部署渡江进攻。25日太平军猛烈炮击，乘云梯攻城，因敌方有备，未能攻入。28日太平军一面自洪山营垒主动撤退，加强双峰山、小龟山、长春观等处营垒，阻截向荣军支援省城，一面连日冒雨雪，开挖地道多处展开猛攻。1853年1月10夜，太平军掘开文昌门地道，抵达城下。1月12日黎明，太平军轰崩文昌门城墙二十余丈，八勇士扬旗先登，大队人马随军四面乘梯登城，不少守城清兵尚在营帐中酣梦未醒，突被轰城巨响惊起，纷纷逃窜。又在阅马厂、武胜门等处战败顽抗清兵，全部占领了武昌。随后，杨秀清又派三千余人乘船三四百艘，于1月19日进占黄州府和武昌县，“百姓纷纷迁入”。

太平天国癸好元旦（1853年2月3日）后一周，杨秀清探悉长江中下游敌正忙于调兵遣将，进行布防，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决定撤出武昌，2月10日，近五十万太平军，分水陆两路向九江、南京进军。

　　四  太平军在武昌推行的革命措施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为适应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加强城市防卫。太平军入城后为防备向荣军的反扑，在城外东南北三面距城半里许修筑长墙派兵驻守，并在黄鹄山脊建立高数丈的望楼。

（2）发布安民布告和处决反动官兵。太平军入城后严格执行在道州所领发的檄文，决不伤害人民，对顽抗的反动官兵则决不宽宥。“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并释放狱中囚犯，让他们为革命效力。

（3）组织群众，设立各馆，继续扩军。发动群众自愿参加“拜上”（拜上帝会）当“圣兵”，不加强迫。入会者须报明姓名，年令籍贯登记入薄，按名散发“腰牌”，过集体生活，分别按具体情况安排工作。初以十人为一馆，后以二十五人为一馆，派有老战士带领。凡识字能书写的入馆掌“书记”。少壮有力的编入“正牌馆”，老人幼童入“牌尾馆”，老耋聋瞽残疾者入“老疾馆”。妇女入“女馆”。入馆后每日分以米盐油等。由于贫苦无食者踊跃参加，太平军在武汉又一次大扩军，人数高达五十万以上。“太平军至则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而以湖北为尤甚”。太平军离开武汉，人们多随军东下“男子从者十之八九，女子从者十之一二”。

（4）实行革命的经济措施。太平军进城后，对于官府在储财物，尽行没收归公。并分别对象，规定富者出钱，贫者出力，对富户典商令其贡献金银钱米，送到“进贫公所”发给执照，“进贡者仍归其业”。并继续贯彻圣库制度，规定太平军官兵均不得私藏财产，缴获一律归入圣库。凡私匿不报者严格惩处。圣库制度的实行，使太平军得以充实军需，奠定了大规模扩军的物质基础。

（5）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太平军每到一处，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到武昌后，就在阅马厂建高台作为宣讲地点，派专人向民群“讲道理”，讲述太平天国的政治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措施，有关宗教信仰的《十款天条》也包括在内。据清方记载：“所言则教人为善”。此外又刊印革命读物，其中有通俗易懂的《幼学诗》、《天条书》、《三字经》，也有《颁行诏书》、《太平诏书》、《命天诏旨书》等新刻本。太平军在武昌推行的各措施，对于增强军力，扩大政治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人们都推崇太平军“军律极严”，“上下战功利，民心服”。

太平军进军两湖是前期胜利进军、革命形势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使僻处广西一隅的农民队伍，成为一支推翻封建统治的全国规模的革命大军，为以后形成与清廷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以及建都南京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