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不久即遣军西征，经略皖、赣。1853年10月，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护国侯胡以晃、殿左一检点曾天养奉命由安庆直扑皖北，以攻取当时的安徽省治庐州府（今合肥市）。

10月16日，胡以晃、曾天养部攻克安庆城北二十里之集贤关。11月初，胡、曾挥师北指，12日克练塘镇。14日又克桐城，二十九日克舒城。次日，胡、曾大军即进逼庐州府。太平军兵锋所向，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咸丰在三年九月甲子（10月24日）之上谕中称：目前“安徽安庆被贼占据，庐州又在危急。李嘉端（前安徽巡抚）既经罢斥，周天爵（前漕运总督督办安徽团练）复值患病。该处近颖、亳，切须防贼北窜”。清廷这一“切须防贼北窜”之重任就落到了刚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的肩上。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杨溪村人。生于嘉庆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1812年3月7日）。道光十七年（1837年）秋中举。此后，他曾数次去京师应试，但屡试不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仅以大挑二等的资格，授教职返乡。由于湖南新宁地区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江忠源返乡后即在家乡兴办团练。不久，当雷再浩（瑶民，沏南新宁与广西全州交界处黄坡峒人）率众起义时，他出谋划策，挥舞屠刀，镇压了这次起义。其后，当太平天国革命烈火刚一燃起，他又亲率由新宁团练组成的“楚勇”，直接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行列。从永安到桂林，从蓑衣渡到长沙，从南昌到田家镇，从汉口到庐州，由于他积极为清王朝卖命，因而，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他很快由兰翎换上了花翎，由一个不知名的小小浙江秀水县署理知县而升为知州、道员、湖北按察使兼盐法道、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并1853年10月21日被清廷任为安徽巡抚，成了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江忠源在给清廷的《奏陈由鄂酌带兵勇绕赴庐州新任疏》中写道：“臣本拟即日启程赴任，因亲信楚勇及自江西、云南、四川带来官兵，俱赴武昌守城，是以不能克期前往。再四思维，只得与音德布（滇军鹤丽镇总兵）酌带田家镇收集之兵一千四百余名，先行赴皖。俟贼船全出楚境，再饬催各起兵勇随后赶到。臣即由黄陂一带取道六安，径赴庐郡。现以差弁确探安庆、庐州贼情，应如何办理之处，惟当殚竭血忱，统筹全局”。

11月18日，江忠源自湖北急趋安徽，日夜兼程，于26日抵达安徽霍丘县境之洪家集。此时，他因路途劳累又感风寒，以致寒热交作，然仍“力疾行八十余里”，27日晚赶至六安州，已是“病益增剧”，留州城赶紧医治。

当时的形势对清王朝来说是十分危急的，连老谋深算的曾国藩闻讯后也十分惊恐，他在给友人黄南坡的信中这样写道：“田家镇之破，两湖既失藩篱，日日皆在忧危之中。譬若幕巢漏船，无可之安。比闻黄州业被窜据，巴河新筑坚垒，此下，如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傍水名城并为贼巢，长江之险非复我有。吕鹤田（即督办安徽团练的工部侍郎吕贤基。当胡、曾大军攻克舒城时，他自杀身亡。）业经殉难。江岷樵抱病六安，不能前赴新任，东南局势真堪痛哭”。

11月30日，江忠源获悉太平军已于前一日攻占舒城，吕贤基已死的情报后，深感形势十分危急。舒城距庐州仅一百二十里，如果太平军迅速进军庐州的话，庐州就会在江忠源到达前就被太平军攻占。因此，他焦急万状，在一份奏折中说：“庐州为新改省会，尤关紧要，应即星夜驰赴，接篆视事，以固根本。奈连日服药，病势转加，万难就道。因就六安连夜布置守城等事，一面飞咨署抚臣刘裕◇赶紧于庐郡妥为布置。”同时，他又向其主子表示：“傥贼由舒至六，臣誓与城存亡；若由舒至庐，臣也不敢俟病全愈，但能扶掖上舆，即当带兵赴援。臣受恩深重，正值军务紧急之时，而身遘沉疴，焦灼万状。然一息尚存，誓当竭一息之心力，以冀仰答圣恩于万一。”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八日（1853年12月8日）的上谕中说：“该抚因感受风寒不能前进，朕心实深悬系……该抚如尚未痊愈，所带兵勇可交福济酌量调拨；如已就痊，绝不可任令北窜。”在此之前，清廷已于12月5日命陕甘总督舒兴阿从河南陈州进援庐州。

12月8日，江忠源在六安州接受了署安徽巡抚刘裕◇派员送来的安徽巡抚关防和芜湖关关防。此时，江忠源的病势已渐趋转轻。他连日探得太平军正在舒城补修城垣，开挖壕沟，闭门坚守，所以，就派总兵音德布带领兵勇一千名防守六安，自己却于第二天“力疾带领兵勇二千七百余名，自六安兼程前进，初十日（12月10日）驰抵庐郡。

江忠源一到庐州立即巡视并布置防守事宜。其亲信湖南举人邹汉勋和候选训导邹吕旬驻守大西门（即西平门）；四川都司杨焕章驻守德胜门；云南参将惠成、候补直隶州知州李承恩驻守南薰门；池州府知府陈源兖驻守时雍门；已革庐州府知府胡元炜驻守威武门；署合肥县知县张文斌、候补通判许亦清驻守拱辰门。其余文武各员都驻扎在城上，分段守御。布政使刘裕◇日则总理军务，夜则周历各城，严密巡查。而水西门城墙最低而城外坡垅独高，利于太平军攻城，最为吃重，江忠源亲自驻守其处，并将城墙加高培厚。

当时，庐州城内的情况是：

1.守城兵力单薄，城身不固。

江忠源在上清廷之奏章中对此有所述及，他说“现在庐郡所持者仅臣带来四川兵、开化勇、广勇七百余名及在六安新募之勇二千名，李鸿章勇六百名，刘裕◇所募之勇数千名，俱初集之众，尚须设法教练方能得力。”而且，“各门月城厚不满二尺，高不满一尺，又与城身不通，防守尤难得力”。

2.兵饷支绌。

当时，东关兵勇已欠发口粮二十余日。江忠源虽带来六万两银子，但发给滇、川、开化、广勇各兵勇十一月份口粮及新募各勇半月口粮，并置备锅帐、器械，已用去二万余两，尚存三万多两。如果东关兵勇及刘裕◇等亲募之勇日粮全部补给的话，那已所剩无几了。

3.守御器械一切俱无，城中米粮又复不足，子药铅丸俱形短少。

4.人员不足。

新任臬司无来皖信息，仍是已革臬司张印塘署理。拣发知县四人，仅到陆希湜一人，业已委署颍州府篆务。庐郡候补知县也仅数人，候补佐杂亦仅有十余人。因此，江忠源只得哭丧着脸向清廷诉苦：“臣初到任，既未知其能否，而应办之事百端交集，直是无员可委。”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忠源甚而不得不奏请暂时启用正关在狱中的已革藩司李本仁和即将奉旨交江忠源密查的已革知州童和丰，以济守御人员不足之危局。

显然，江忠源在庐州所面临的是一个缺兵、绌饷、捉襟见肘的烂摊子，这与他数月前主持南昌防务的情况大相径庭。他的前任李嘉端在任内，也曾先后于十月六日和十月十二日两次向清廷上奏，请求拨银二十万两，以济“安省兵饷不继，无可挪移”之困境。“一切经费、日粮毫无所出”，“刻下停兵待饷，危急万分”。江忠源面对着这样的困境，焦灼万端。但他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忠诚，却仍说：“臣受恩深重，自当于万难措手之时，力求有济。俟庐郡布置稍定，即当督率兵勇前往攻剿，不使贼匪北窜一步，以仰慰宵旰忧劳”。

正当江忠源仓促布置了庐州的防守，准备令音德布从六安州出发，他自己也带兵勇从庐州出发，妄图两路扑向舒城时，太平军已于12月12日兵临城下。

江忠源立即上奏清廷，求援兵，要饷银：“十二日黎明，贼匪大队径扑庐郡，守城兵勇过单，不敷分布。臣力疾激励将士誓以死守，并分别咨调音德布自六安带兵赴援，玉山、张印塘自东关带兵赴援；袁甲三、臧纡青自凤颍带兵赴援，并恳恩就近饬派大臣统带兵勇星驰赴庐，并由部就近筹拨饷银以济急需。”

咸丰帝在接到此奏后，立即于十二月十九日下诏：“庐州危急万分，稍有疏虞，致贼北窜，所关非细。”于是，他命令湖广总督吴文熔和湖北巡抚崇纶，“迅饬将留守武昌的久随江忠源的兵将，都交原带此项兵勇的都司戴文兰全数带赴庐州，听候调遣，万勿迟误。”同时又催促陕甘总督舒兴阿率军速进。当时，江南提督和春已至徐州，兵科给事中袁甲三驻蒙城，均奉命赴援，然袁甲三以需对付捻军为由而未赴援。江西、山东、河南邻近三省均奉旨各拨解饷银数万两至庐州。甚至，咸丰帝又谕江忠振可截留广东解部银十五万两。可见，清廷对庐州能否固守是十分重视的。真可谓是“所关非细!”

太平军围攻庐州三十六天，先后采用了下列战术：

第一，占据城外民房，搭木城，筑营垒，围困七门，相互策应，以为环攻。

太平军这一战术散见于江忠源和舒兴阿等人的奏折之中。江忠源在奏折中称：“查该匪自扑城以来，日夜环攻，近且各门分扎营垒”。“贼情诡谲，既盘据民房以为藏身之因，复于无民房之处分扎营垒以为环攻之计”。“被围困以来，贼营林立，文报不通。”

舒兴阿在其奏折中也称：“逆贼于各门外均扎营垒，并将未拆民房以为窝巢。东门各街市最大，计五里有余，俱被占据，又将近城道路挖断以阻官兵进剿，致内外声息隔绝”。“七门外俱有木城、土垒，此击彼应，势甚猖獗。”

第二，架云梯，搭浮桥，近城根，挖地道，以地雷轰城。

太平军攻城之术尤多。他们时而以“小股分攻六门，以大队用云梯”集中攻一门，时而“编搭浮桥，偷近城根，开挖地道深广数丈”，时而“偷过城壕，逼近城根，各扎营一座，以为开挖地道之计”，时而又直接从“营内开挖地道”。太平军此一战术威胁甚大，多次炸塌城墙。江忠源惊呼：“贼势凶猛，安危在呼吸之间。”

第三，声东击西。

太平军惯于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敌人捉摸不定，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据江忠源的一份奏折中所称：一八五四年一月九日晨，太平军“四、五百人摇旗呐喊，大张声势先攻小东门”，正当他“添派楚勇三十名”前去增援时，水西门月城迤北城垛忽然轰裂八丈有奇，黑烟喷涌，昏不见人。”江忠源惊慌失措，穷于应付。太平军此术使江忠源提心吊胆，日夜不安，以至旧病复发，日夜咳嗽吐痰，饮食日减，日觉不支。

第四，阻击清方各路援军，使其不得近城。

太平军在紧紧围困庐州城的同时，又把陆续赶来救援的音德布、刘长佑（同知）、江忠浚（江忠源之弟）、舒兴阿、张印塘等各路援军万余人阻于庐州外围，近则离城一、二十里，远则三、四十里，动弹不得。江忠源虽多次派兵勇缒城而出去接应援军，然而均未得逞。

在太平军日夜不断的攻击下，江忠源日暮途穷。为了解决守城兵力不足，他奏请“饬令府县就城内选募牡丁，分守垛口”，为了解决即将告竭的军饬，他又向商绅借贷，“粮台缺粮，缺钱。向各家、各店，或银、或钱、或米粮，听随商民自便。倘系乐输，即按数咨部请奖；若算暂借，则候饷银一到即还”。同时，他又令官员捐银助饷。于是，布政使刘裕◇捐银四千两，已革庐州知府胡元炜捐银一千两，署合肥县知县张文斌也捐银一千两。

与此同时，江忠源仍一面拼命组织防守，“雇集民夫从月城开壕，分三路向外迎掘，冀可拦截”，以破坏太平军所挖之地道；一面接连向清廷呼救求援。于是，各路援军先后到达庐州外围。音德布、刘长佑、戴文兰（都司）、江忠浚等分别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八五四年一月二日先后到达庐州，扎营于西城外二、三十里之处。舒兴阿也率五千援军（一说为一万五千人）由河南陈州到达庐州西北的冈子集扎营。已革臬司张印塘收拾东关戍卒之残部，也移驻冈子集。这样，增援庐州的各路援军，光“西北面兵勇约有一万余名。”此后，和春也于十二月十四日带兵千余名赶至庐州东北的梁园。戴文兰又“选举兵勇二百名”，带着千余两银两“从德胜门入城助守。”

在庐州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逃脱灭亡的命运，江忠源奏请咸丰帝能授于他随时保奏出力尤著之员，并将不遵调度之员随时正法的权力。“臣甫经到任，即值围城，又值万难措手之时，非赏罚严明不能整齐众志。如有出力尤著之员，可否由臣随时保奏；其不遵调度之员，可否由臣随时正法，伏候训示遵行。”显然，江忠源妄图以赏罚大权来“勉强镇静，安定人心”。

同时，为了协调、总统城外各路援军，以更好地组织和指挥解庐州之围的战斗，江忠源又奏请由江南提督和春这个所谓久历戎行、调度有方的将领去总统城外各路援兵。他在另一奏折中称：“现在庐州城外援兵云集，急需久历戎行、调度有方之员以资统制。戴文兰业经调入城中，音德布实非统御之才……若得和春总统城外各路援兵，镇将以下均受节制，必能迅解重围，遏贼北窜”。

咸丰帝在接此奏章后，立即下诏批准了江忠源的请求。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854年1月16日）的上谕中说：“和春久历戎行，谋勇兼诸，总统城外诸军，无论何路赴援官兵悉归节制，其有不遵调遣者，即以军法从事”。

这样，江忠源幻想以和春来指挥、调遣各路城外援军来实现他的“步步为营，渐逼城下，内外夹攻，开通道路，迅解重围”的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忠源的处境日趋狼狈。处于穷途末路之中的江忠源只得乞灵于神灵的庇佑。他又是读祭文，又是求城隍，苦苦哀求城隍：如今“军饷告竭，借贷已穷，子药无多，诸物不备，援兵虽集，未能直抵城下，脱有不虞。”为此，恳求城隍“约限三日内，率尔爪牙，助我城内外之兵勇，协力同心，迅解重围”。然而，泥塑木雕的城隍怎能救得了已陷入山穷水尽境地之中的江忠源呢?江忠源企图固守庐州重镇的梦想很快就在太平军的严密包围和沉重打击下破灭了。灭顶之灾，降到了江忠源的头上。

1854年1月15日四更鼓后，大雾迷天，咫尺不辨。太平军再次炸塌了水西门城墙，城内乡勇骤将垣上灯火一齐熄灭，在弥天大雾的昏暗中，皆以长绳系城垛垂墙而下与太平军联合，百姓继之，城头秩序大乱。太平军乘势奋勇杀入。此时，其它各门也有太平军攻入，城内兵勇遂乱作一团，纷纷逃命，慌不择路。江忠源见大势已去，自刎未遂，又投水关桥旁的古塘自杀而亡。同日，布政使刘裕◇、池州知府陈源兖、候选同知邹汉勋、胡子邕、副将松安、都司马良勋、戴文兰等均被杀。署庐州府知府胡元炜向太平军投降。

江忠源守庐州，同样采用其守南昌的坚壁固守、伺机反扑的防御战术。为什么太平军攻二月而未下南昌，月余却攻破庐州呢?其原因主要有三：

１.从太平军方面来考察：战争的实践，使得太平军的战斗力增强，同时战术的运用得当，猛烈地攻城，狠狠地阻击清方的援军，浴血奋战一个多月，攻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皖北重镇一一庐州。这在太平天国的军事史上是值得大书的光辉篇章。

2.从清方来考察：庐州客观条件的不利是江忠源孤守败亡的重要原因。守城兵力单薄，城身不固，兵饷匮乏，守御器械不足，得力人员不多，援兵不力等种种因素，都和南昌的情况不能相比。尤其是陕甘总督舒兴阿“坐拥重兵，竟驻距城三十里外之冈子集，不肯前进”，作壁上观，“又不遵旨拨兵交和春统带调遣”，这与庐州在短期内就被太平军攻破的关系甚大。事后，舒兴阿被“革职戴罪自效”。不久，又“有旨饬该革督即行回旗”。从清廷对舒兴阿的从严惩处也可看出，舒兴阿拥兵自重对庐州被攻破的影响之大。

其次，曾国藩迟迟不发援军。江忠源在庐州曾多次写信给曾国藩，催他从速增派六千湘勇援皖。在此之前，曾国藩也曾一再表示要练勇六千以援皖。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自九月以来，每思练勇六千概交阁下统带，为澄清中原之用。屡函与阁下言及。”曾国藩在给他人的信中，也曾提及练勇援皖一事：“岷樵勋望日隆，全握兵柄是意中事。鄙意欲练勇万人，概交岷老统带，以扫荡、澄清之具。”“弟前岷樵书曰，拟再招勇六千，助成万人。”“欲练勇六千，概求吾党忠义朴诚之士统领，而一归江岷樵调度，以澄清海宇之具。”显然，曾国藩原来确是有练勇援皖交江忠源统带、指挥的计划，而当江忠源危急求援之时，甚而咸丰帝亲自下诏饬曾国藩率勇援皖，但他却一直以勇未练就为由，推托、延宕，至使江忠源这一希望落空。因此，庐州失守与曾国藩迟迟不发援军也是不无关系的。

３．从江忠源本人来考察：他既有骄兵轻敌情绪，又轻信已革知府胡元炜的庐州“兵力已厚，饷也充裕”的诡言，身疾未愈而只带了在六安新募之勇和少量川兵、开化勇、广勇，仓促赶到庐州，而他的亲兵一一“楚勇”，却又远在长沙、武昌等地，加上太平军又接踵而至，使得江忠源毫无喘息时间。

太平军庐州大捷，既攻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皖北重镇，又清除了太平天国的死敌一一江忠源，这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是有极大贡献的。

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对其对立面清方和外国侵略者等方面情况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对江忠源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和一定影响的反面历史人物，也应给于应有的重视。本文只是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