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他做中共诤友的无悔人生。

1949年春，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不抱太大希望，他清楚这是国民党惯用的伎俩，打不过就谈，并不真谈，而是拖时间，胡搅蛮缠，但他对代表团的到来还是十分高兴的，因为，一看名单就知道，这个代表团中，许多人已经是中共的老朋友了，其中就有自己的湖南同乡老友章士钊。

谈判中，国民党要求划江而治，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北平和谈破裂了，章士钊没有南返，而是留在北平，参加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协筹备会。章士钊被选为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并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之后，1956年，由周恩来提名，又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

章士钊其实与毛泽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相识了，按辈份讲，章士钊是毛泽东的长辈，因为他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至交，1920年，章士钊还专门拿出两万大洋资助毛泽东勤工俭学、闹革命，大大缓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可以说两人私交深厚。尤其解放后章士钊四次上书以及毛主席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更能显示章老的仗义执言和毛主席的心胸坦荡。

写了一个“走”字，与毛主席结下挚情

按辈分讲，章士钊是毛泽东的长辈，他与毛泽东的交情至少也算是师生交了，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至交，杨昌济很欣赏毛泽东，章士钊当然也喜欢。1920年，章士钊拿出两万大洋，资助毛泽东勤工俭学，这笔钱实际上是解了毛泽东闹革命的困窘之燃眉之急，毛泽东把这笔钱分为两部分使用，一部分用来资助一批湖南籍的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部分留作自己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经费，主要是用作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

革命起来了，毛泽东则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到20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时，章士钊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则是中共的领袖，两人在重庆和谈期间又见面了。章士钊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怕毛泽东在重庆有个三长两短，所以天天陪着毛泽东。一天，趁旁人不注意，他写了个“走”字给毛泽东看，并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章士钊告诉毛主席，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正在暗地里积极备战，趁他还没有全部准备就绪前，主席应速离开，蒋介石是什么毒手都能下的，要防止突变。

毛泽东当然对蒋介石不抱什么幻想，但他还是非常感谢章老对自己的安全的关心，这也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得到的最为感动的关照，本来就是同乡老友，现在更上升了一层意义，关系就更深刻了。

国民党要求划江而治，自然是不可能的事，革命的果实是不容一个崩溃的蒋家小王朝来分享的，他们也没有资格。但共产党还是认真和谈的，当然，国民党没有多少讲条件的余地。北平和谈破裂了，章士钊没有南返，而是留在北平，参加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新政协筹备会。不用说，对章士钊毛泽东是施以厚礼了，由周恩来出面，专门为他在北平准备了几个十分宽敞的住处，由章士钊的夫人奚翠贞来挑选，可以任选中意的一处为自己的家。章士钊被选为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并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之后，1956年，由周恩来提名，又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

一、第一次上书——因为打了一个比喻，差点被打成右派

1957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中共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对执政党如何不被黄炎培先生说的“周期率”击倒甚是忧虑，他希望中共不要走国民党的那条腐败的路子，能够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

他还十分关注中共高层的团结，关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同舟共济，不生龌龊，不希望像国民党那样，尔虞我诈，分崩离析.在那次会上，他引用古语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他说譬如一个水果，表皮破坏了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的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章士钊这番话不是讲反腐败的，而是讲领导层的团结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是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它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共产党的核心团结和健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是革命的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对中共的热爱，是对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真言，也是肺腑之言，然而，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扩大化后就走了极端，章士钊因苦口良言不中听而得罪一些人，成了许多批判会上的火力目标，大会小会要做检讨，狼狈不堪，又总通不过。批判他的人当然是矫枉过正，调子越来越烈，有人提出，要把章士钊划人“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中去，划为大右派。章士钊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干干瘦瘦一老人，拍案而起，怒斥道，“搞什么名堂，我就不相信可以这样搞的，我要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信后，沉思良久，当晚给全国政协写信，发出指示，信中说，章士钊虽然有些言论过火过激，但他对共产党没有恶意的，他的用意是好的，大可不必对他兴师动众，他是我的师长，以后不要大会小会批判他了。有了毛泽东发话，章士钊才没有被划进右派行列。

二、第二次上书——对“文革”打倒刘少奇提出异议

毛泽东70寿辰，请了两桌饭，除了亲戚，只邀请了四位湖南老乡，他们是章士钊、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

就是在这顿饭席间，跟章士钊一起去的女儿章含之深得毛泽东喜爱，毛主席聘她为自己的英文老师。之后，因为章含之每周要去毛泽东那儿教英文，顺便成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书的送书员，毛泽东每次都是还清上次借的后再借新的，一次都不含糊，章含之感到纳闷，毛泽东开玩笑地对章含之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入春春意满江湖，举国喁喁望汉嵩，谁是旧时王榭燕，衔书献作朝发图”。“望汉嵩”指的是统一祖国，台湾归回。1956年后，章士钊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民间”任务，就是加强与在香港的国民党旧交沟通，承担中共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通话的角色。也因此层原因，他没有被打成右派。

一饭之哺，当涌泉相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章士钊生活也很困难，节衣缩食，但很快就不再挨饿了，大年初二，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专门踏访，送来毛泽东给他的两千元人民币。这是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来专门给他的，说是报答他当年资助二万大洋的还债之举。

还债当然是个借口，章士钊感到不安，对女儿说，当时的银元也是募集来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薪水。毛泽东听后，笑着对章含之说，“当然不是什么还债了，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用人民币能够偿还的呢？你父亲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钱摸不到手里，都拿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了，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就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你父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回去对你父亲说，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这样，一送就是十年，每年农历初二，毛泽东派来的人准时登门，带来毛泽东的问候。一些重要的统战活动，毛泽东、周恩来要亲自出面宴请，总是要德高望重的章士钊作陪。香港曹聚仁的到访，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狱，毛泽东在丰泽园宴请时都请章士钊作陪。在“文革”风云起来时，毛泽东加强与章士钊关系的具体做法是，让他的女儿章含之除了做自己的英文老师，还做翻译。

到1973年，毛泽东又要工作人员送钱去，章含之说“还期”已经到了，不必送了。毛泽东笑着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章士钊不愿再收，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起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不知道该还多少年，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章士钊知道毛主席的心意，接过秘书送来的这已经超期多“还”的两千元钱，激动地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的，还利的。”

尽管私交很厚，章士钊没有闭嘴不说话，屡屡触犯毛泽东，在那样翻江倒海一边倒的气氛下，连革命老帅说几句话都被无情地打成“二月逆流”，章士钊不识时务，还是要讲话，要一吐为快，急得在毛泽东身边的已是中共党员的女儿章含之提出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还是毛泽东阻止了章含之，毛泽东也没有对章士钊的“敢”言动怒。

那是为了刘少奇被打倒的事。1967年3月，章士钊对章含之说，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他要章含之给毛泽东带话，被章含之拒绝了，只得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章士钊也不兜圈子，开宗明义，对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走上了建设之路，国家的兴旺发达，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又是建立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团结一致基础上的，希望毛泽东和刘少奇能够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刘少奇什么做法不妥当，可以检查，但千万不能打倒，章士钊是真的不愿意看到中共高层内部干戈相见，不愿意党和国家为此受累，影响建设事业，因此，他主动做起了两面劝和的角色，他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给刘少奇强加的许多不实诬陷之辞，他是不会相信的，但为了大局计，他建议刘少奇忍受委屈，做一些检查，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也给毛泽东一个台阶下，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已经不可能送达堂堂国家主席手中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刘少奇后，对刘少奇主动解甲归田的要求未予置理，刘少奇转身被逮捕，成为阶下因。

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了信，3月10日，毛泽东在信中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章士钊自然只能扼腕长叹了，毛泽东信发出后，知道很难说服章士钊，又令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将有关刘少奇的专案材料送给章士钊看，工作人员特别叮嘱章士钊，这是尚未公开的党内机密，许多中共高级干部都没有权阅读，是毛泽东特别指示给章士钊看的。章士钊还以为真的能找到刘少奇的什么叛党叛国的实证，实际上，看了半天，除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外，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章士钊的心情越发沉重，仰天长叹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的进言没有人要听了，国家要遭殃了，翻来覆去，茶饭不思，他对女儿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看来，这不是法治是人治，有人蓄意要置他于死地。”一连数天，他都对自己唠叨不已，说，我的意见听不听倒是其次，我只是为国家担心，为国家担心呀。

这个“中央文革”的专案材料，是毛泽东的“个别情况复杂”的注脚，毛主席亲自作复，并且说“彼此心同”，说明没有因为他为刘少奇说话而开罪主席，还是把章士钊看作是自家人。

三、第三次上书——抗议红卫兵冲击民主党派人士住宅

红卫兵冲击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住宅后，章士钊十分气愤，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接信后，第二天就通过总理办公室给章士钊回信，毛泽东的回信是：“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毛主席把章士钊的来信复印后批给周总理，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立即派出警卫员保护章士钊家，同时指示解放军三○一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入院保护，周总理由此亲自拟定了著名的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及干部名单。

章士钊早年被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级行》等文章中骂过，“文革”爆发时，章含之受不了政治压力，要与身为民主人士的父亲章士钊划清阶级界线，她把这想法与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对她的这种想法进行了“规劝”，毛主席说，“我的朋友中确实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章士钊宇行严)不是的，你知道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点，你知道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的学生架了出去，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至于与鲁迅打笔仗，不必太认真看这事，打笔仗么，总会言过其实，行老因为《苏报》案而坐过牢，流亡日本，后来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作为后辈，你应该知道。”毛主席继续说，“你是中共党员，我很高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要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四、第四次上书——苦心之作《柳文指要》成为中美交往的礼品书

“文革”中，章士钊除了每天看“两报一刊”，就是钻研柳宗元的著作，写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下两部近一百万字，全部是用文言文写作的这部巨著已经杀青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章士钊写作这部巨著，因为毛泽东本人对柳宗元十分喜爱，在这点上与章士钊可谓心有灵犀了。郭沫若属于贬柳宗元的，毛主席为此还写过一首诗，批评郭沫若，诗是这样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犹传秦政制，十批不足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主席十分喜爱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这是一篇永垂千古的政论文，柳宗元对周、秦、汉三代的兴亡的考察是准确的，他透彻地分析了封建制的弊端，肯定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郡县制的正确。毛主席可谓是柳宗元的千古知音，因此，在章士钊写作过程中，他就主动提出要章含之将书稿带来让他“先睹为快”，章士钊将书稿分两部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是通读了书稿，读得非常细，逐字逐句地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还改动了几个地方，毛主席将书稿看完后，当然同意出版，他又将书稿推荐给康生看，谁知，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康生并不知道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关系，身为“文革”红人，他的阶级斗争之弦当然是绷得比毛主席还要紧，他看了没几页，就觉得这部书稿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回事了，极力反对出版。

毛主席只得又把已经还给章士钊的上半部稿子要来，让康生细看，毛主席给章士钊写了封欲言又止的信，信是这样写的，“行严先生：来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上部都已经收到，已经读过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批评。……”

康生原意是想在批《柳文指要》上捞一把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次毛主席没有同意他批章士钊，毛主席的一些谈话和给章士钊的信，都说明他对《柳文指要》是持肯定态度的，康生自然很会察言观色，马上急转弯，说章士钊八十五岁了，能写出如此著作，实非易事，毛主席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这样，倾注章士钊后半生心血的著作，终于算是在政治上通过了。

但要出版时，“文革”全面夺权开始，出版机构瘫痪了，一直到1970年，才开始着手出版，然而，欲开机印刷时，康生又节外生枝，非要章老按马列主义观点将全书修改，章士钊极为愤怒，对“文革”派随意用古人打今人的做法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而这本《柳文指要》是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他才进行写作的，为什么说变就变了，连柳宗元也要为“文革”来服务了？否则就要一棍子打死？章士钊心中无名怒火窜上来，又提笔给毛泽东“进言”了，他在信中说，我不相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也没有听说过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来信后，表示此书可以出版，但并没有弃康生而同意章士钊的观点，只是批示说，对像章士钊这样的老先生，这样的党外人士，“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故不必改动了。”

著作终于在1971年出版了，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就只有两本，一本是紧跟“路线斗争形势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另一本就是章士钊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化著作《柳文指要》。章士钊的这本专著还作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的礼品书，由周恩来总理送了一套给他，现在珍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柳文指要》出版后，周恩来总想要给他一笔稿酬，但由于文革时取消了稿酬制度，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把稿酬制度废除了，不过总不能行老辛苦十年没有一点报酬啊！”周总理指示不以稿酬名义，只说是酬谢章士钊的艰苦创作，送了他一万元。章士钊非常感谢周总理的悉心关心，这笔钱他从未动用，章含之去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章士钊要章含之将这一万元换成美元，买点营养品给毛主席、周总理送去。因为政策原因，美元没有换成，但毛主席、周总理都领了章士钊的心意了。

章士钊在香港去世后，毛主席专门派专机在广州迎接他的骨灰，飞机抵达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乔冠华等到机场迎接。章士钊先生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廖承志、郭沫若、许德衍、阿沛·阿旺晋美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前，周总理和邓颖超会见了章士钊的亲属，总理说，“行老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毛主席知道行老去世是很难过的，要我转达慰问，虽然行老不在了，还是欢迎你们和行老其他在海外的亲属常常回来看看，含之在这里，史家胡同的房子我们早就说过是给予行老和他的亲属住的。欢迎你们常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