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皮小童巧“认罚”堂兄师长识奇才
毛泽东的启蒙老师之一是毛宇居先生。他是毛泽东未出五服的堂兄，自幼饱读诗书却安于淡泊，只以教书授徒、造福桑梓为乐。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毛宇居给学生们讲授《春秋》、《左传》等经书。由于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亲情关系，自然对毛泽东的管束比其他人严厉得多。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经常违反课堂规矩，给先生和堂兄“捣蛋”。
有一回，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课堂预习课文，不得随意走动、闲谈。可是，毛宇居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了屋后山上。毛宇居回来后责问道：“石三，谁叫你到处乱跑?”“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记硬背也是空的。”毛泽东辩解道。毛宇居很生气，他指着教室外的天井说：“你有本事不服管教，就以天井做首诗来，做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
毛泽东不愿挨打，只得认罚。他绕着天井转了两圈，思忖着这诗怎么个做法。他看见：天井中有一座深井，调皮的学生从溪里捉了些鱼虾养在里面。这给了毛泽东灵感，他随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轻易“过关”，让毛宇居认识到堂弟是个奇才，同时也从毛泽东的“反抗”行动中体会到：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这个聪明而顽皮的少年的求知欲，更不能“降服”他，只能因人施教，严宽相济，方可奏效。此后，他改变了对毛泽东死板的教法，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让他自学，尽量扩大毛泽东的视野。在他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书籍，学识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在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方面，更是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及至后来，他写著作或作演说，往往博古通今而用典贴切，这些都不能说与毛字居这位“大哥”无关。
三儒精心育良木
徐方与杨共扶植
在毛泽东众多老师中，有三位“宿儒”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他们就是徐特立、方维夏和杨昌济。这三人在学业上、体能上、眼界上、思想上都给予了青年毛泽东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徐特立的师生情源于湖南第四师范。当时，徐先生已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社会上颇有名气。在10年的执教生涯中，他不仅创办了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师范，而且门生遍及整个长沙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长沙王”的美誉。
能拜徐特立这样有名的教育家为师，同学们都引以为荣，毛泽东也是如此。事实证明，徐特立不愧是一位能给学生以良好影响的好老师，他以自己的优良品质和高尚师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尊敬和爱戴。
徐先生讲课时，声音洪亮，富于表情，常以手势助说话，很有感染力，且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也不喜欢谈空洞的大道理，常以古往今来的模范人物及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启迪学生。他这种授课方法，生动具体，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徐特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方法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时，一师学生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他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
徐特立先生的师风、学识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记，以至多年后他还念念不忘：“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怀中老师，一位是徐老。”
方维夏与毛泽东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情谊笃深，互为导师，教学相长，风仪师友，堪称学思典范!
方维夏，号竹雅。1914年，毛泽东随第四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教授农业、博物学科。
方维夏在教学中主张学以致用，针对一些教员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方维夏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为使学生对博物一科产生兴趣，他采取实地教学法，经常带领学生到岳麓山和妙高峰采集多种植物标本，现场讲授。他还引导学生通过实习活动，达到既学会各种生产技能，又熟悉各行各业的管理方法的目的，从根本上去掉旧时代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
方维夏常常教导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多次以徐霞客的故事勉励毛泽东。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教导下，青年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1917年暑假，毛泽东打算去作一次长途休学旅行，得到了方维夏老师的首肯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也正是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游学，使毛泽东开始深入广泛地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三人中，杨昌济的身份可能更为特殊。他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老师，更是他的岳父（杨昌济系毛泽东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的父亲）。他不仅是毛泽东生活、学习的榜样，更是他思想的导师。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要求学生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自己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也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他对多种健身方式感兴趣，比如：远足、登山、冷水浴、日光浴等。其中，尤以游泳为他最喜爱，能自如地横渡湘江。他不仅在夏日游，还在寒冬游；不仅自己喜爱游泳，还发动同学好友都参加游泳活动。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但是，毛泽东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就有7名同学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在几年的师范求学过程中，面对社会现状，青年毛泽东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方法。在这段时间，杨昌济从思想上给予了他指引。他不仅将《新青年》介绍给毛泽东，还鼓励毛泽东向《新青年》投稿。他还对以毛泽东为首成立的新民学会进行指导，对他们的纲领性文件《新民学会的章程》事先都给予了悉心指导。
今天，当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先生是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明师危难善知人
才俊妙计展锋芒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早在湖南一师期间就显露了出来，而给予他这一展现机会的是时任校长的孔昭绶先生。
孔昭绶在任期间组建学生志愿军。毛泽东被孔昭绶任命为学生志愿军连部的上士文书，第二年，又因在袭击溃兵的战斗中指挥有功，提升为第一连连长。
1917年11月间，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军阀傅良佐被打败，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便撤往长沙，到达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消息传来，全校近千名师生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之中。校长孔昭绶紧急部署全校师生作好疏散准备。
且不说一千多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一师校园势必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说什么这次再也不能让学校遭受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
尔后，毛泽东经侦察得知，这些溃兵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于是，毛泽东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械。
孔昭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立即会同孔校长作出决定：抽调配有枪支的学生志愿军100名左右，作好出发准备；紧急动员全校师生准备迎战；接着，他又联络警察统一行动。
时将黄昏，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的地方时，警察和学生军在山头上一齐开枪射击，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约有千余人当场缴械投降。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灾战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孔昭绶还将他誉之为普鲁士名将“毛奇”。
有情相助宏图业
却是殊途两路人
在毛泽东的众多老师中，有一位被历史尘封已久而鲜为人知。他当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做过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支持过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最后却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做了国民党的高官。他，便是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先生。
1916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由易培基担任国文教师。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他和毛泽东过从甚密，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毛泽东同易培基、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一道，立即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组织、策划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
几年以后，毛泽东在自己所填的一首诗词中，生动地回忆起这段自己青年时代最为辉煌的一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泽东曾经这样讲：“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毛泽东在湖南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是从一师开始的。继青年团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在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易培基这个党外的民主人士，仍给予毛泽东大量帮助。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师生之间感情交往的本身。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易培基最终走上了与毛泽东不同的路。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易培基走了另一条政治道路，而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他曾私下多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这位恩师，并以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与惋惜之情。
编后：是什么造就了一代青年
我们在感动于毛泽东时代的青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感动于老师的拳拳爱生之心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代青年?
我想答案首先在于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可以说，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育，未来，就会有什么样的中国。而我们今天的教育现状，能令人满意吗?
让我们看看目前的教育现状：据说某中学教室的墙上曾挂有两双鞋，一双皮鞋，一双草鞋，考得上，进城穿皮鞋，考不上，回家穿草鞋；湖南株洲一位中学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公开鼓动学生，只要考好分数上好大学，将来你就能娶美女、开名车、住别墅；著名大学花巨资修建校内高尔夫球场，因为它要培养学生当“上等人”，以后做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除此之外，更普遍的是一天天涨上去的学费，是日益沉重的书包，是办补习班忙于赚钱的老师，是学生越来越厚的眼镜片、日渐赢弱的身体，还有早已忘却理想的大脑……
我们为什么而办教育，老师为什么教学生，学生为什么而学习，家长为什么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分数，为了上好大学，为了金钱地位美女吗?那么，理想、责任、信念呢?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难道就真的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价值了吗?一师里同是穷学生的毛泽东和刘俊卿，他们一个脚穿补丁摞补丁的布鞋，却再三把买鞋的钱省下来买书读，可另一位却装少爷，拿父亲辛苦攒的钱买皮鞋穿，虚伪之极令人生厌。其结果呢，毛泽东成了一代领袖，而刘俊卿成了叛徒，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啊!
另外，还有必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方法和教师的责任。中华民族自古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天地君亲师，教师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而神圣!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先贤给教师的职业定位，就是说，教师不光是教授知识，还要教给学生为人的道理，立身的品格，解答学生对人生的疑惑。而今天，我们的教师还承担着这些重任吗?为学校争升学率的“填鸭式”灌输教育已让学生不堪重负。先贤早已指明，“身教胜于言传”，也就是说。教师应时时处处以身作则。毛泽东的老师，可以说是一群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一群真正无愧于这个称号的先生们。希望他们能够触动当今每一位教师的心灵，对学生施以最好的教育。
是什么造就了一代青年?是他们遇上了一所好学校，一位好校长，一群好先生，于是，开始从平凡走向不平凡。这其中，需要思考的太多，我想他们最可贵的，是抛弃了世俗的利益，他们不是仅仅盯着分数或者一份工作，他们志存高远。希望我们现今的青年学子也能有这样一段飞扬的青春岁月，从小树立崇高的理想与信念，奋力拼搏，从而真正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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