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先生字行严，笔名十余个，其中以青桐、秋桐、孤桐最著名，湖南长沙人。生于1881年3月20日，卒于1973年7月1日。一生从事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有专著二十余都，论文数百篇，诗词近五千首。这篇小文，重点介绍章老“三指要”。
一、《逻辑指要》
1907年，章老始治逻辑于苏格兰大学。章老晚年回忆：“就级之明日，有老儒至僦舍见访。接之，赫然斯学教授戴蔚孙博士Prof．Davidsen也。博士弘识冲怀，锐意奖借。余得自意外，踊跃奋进。自是践履逻辑涂径，步步深入，兴会亦相缘而高。”
西方Logic，我国原译为“名学”或“辩学”，日本人译为“论理学”。章老认为：“论理二字，义既泛浮，词复暧昧，无足道也。”名学或辩学，“亦俱不叶”。“皆不可用”。章老从佛经翻译得到启发。1910年，章老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上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主张Logic直接音译为“逻辑”。其后又在他自己办的《甲寅》刊物上阐述过这个意见。这一译名经过学术界的讨论和时间的考验，终于成为学者公认之名，至今沿用不废。
1918年，章老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逻辑学。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名理，“以墨辩与逻辑杂为之。”1938年，章老旅居香港，撰写《逻辑指要》。后在重庆出版。1959年，三联书店有出版“逻辑丛刊”之举，章老将旧著“躬自校勘一遍。”“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古籍应用例子而已。”1961年，新版《逻辑指要》发行。
章老指出：“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讏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且欧洲逻辑外籀部分，自雅理士多德以至十七世纪，沉滞不进；内籀则雅理诸贤，未或道及。自倍根著《新具经》，此一部分，始渐开发，逻辑以有今日之仪容。若吾之周秦名理，以墨辩言，即是内外双举，从不执一以遗其二。惜后叶赓绍无人，遂尔堙塞到今。”章老宣称：“吾囊有志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逻辑指要》的最大特色就是章老所自述的：“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岂云称职！本编首以墨辩杂治之，例为此土所有者咸先焉。此学谊当融贯中西，特树一帜。愿为嚆矢，以待有志之士。”
柳宗元《辩鬼谷子》云：“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章老“指要”取意于此。
《逻辑指要》第一章《定名》附录章用《名理探考》一文。在1961年新版中，章老写了一段话：
“按：章用留学德国十年，深通数理，于哲学造诣非浅。归国后历充山东及浙江两大学教授。亡年仅二十八岁。遗著及藏书多种，都献于浙大保存。千九百三十八年，用留港就医，余命其校阅本稿，乃草《名理探考》一短篇呈览，并称漏略甚多，求勿附厕篇末。余重版仍不忍弃置，慨叹久之。千九百五十九年五月，作者补记在北京。”
章老晚年和笔者谈到他儿子章用时都是一再叹息。
二、《柳文指要》
章老自述其研究柳宗元文的经过：“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掣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忆余初知柳文，年始十三，所得为一湖南永州刻本，纸质极劣，而错字反较少。辛丑冬（光绪二十七年），余馆紫江朱氏，以此本教其长女湘筠，解馆未携走，……越二十八年戊辰(民国十七年)，余与朱氏俱寓天津，……其女捧书交还……持归后一直相随至今，其眉朱墨填委，批抹至不堪辨认。”章老为何如此“爱好”柳文呢？最好用章老自己的话来说明。章老说：“尝读柳子厚《梓人传》，审其有以通逻辑之邮。”又说：“（《说车》）文中举出两个例子：一遇阳虎曰诺，一叱齐侯类蓄狗。之两例者，高低有天与渊之别，而子厚将之纳入同一范畴之内曰圆。……自有柳文一千余年，吾迄未见有人解得作者善用二律背反之矛盾通象，督责其至亲密友之杨诲之。”作为逻辑学家的章老，爱好合乎逻辑的柳文，是必然的。
1949年以后，章老在北京编写《柳文指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依照柳宗元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称为《体要之部》，“体要者，谓柳集本体所有事，必须交代清楚也。”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种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称为《通要之部》，“通要者，谓各即品目而观其通，得所会归也。”上部成于1964年，下部成于1971年，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柳文指要》是章老长期研究柳宗元和柳文的硕果，这部巨著的如下几点特别值得称道。
（一）章老在《柳文指要·总序》中说：“余平生行文，并不摹拟柳州形式，独柳州求文之洁，酷好《公》《谷》，又文中所用助字，一一叶于律令，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余遵而习之，渐形自然，假令此号为有得，而余所得不过如是。”章老将柳文的艺术性归纳为“洁”和讲求运用“助字”（虚字）两点，这也是他一生学习柳文，进行创作的心得。兹分别言之如下：
洁——《通要之部》卷九《论文一·古文贵洁》云：“吾尝论子厚之文，其得力处第一在洁。”《体要之部》卷三十四《书·报袁君陈避师名书》云：“柳文自订之规律甚众，而洁字最为突出。……然则所谓洁者，作何义解乎？曰子厚《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夫为一书务富文彩，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夫明而出之者何？曰：视事实之所需，一字不加多，亦一字不加少，摈诬怪阔诞，而使读者不至误入陷阱，即洁之效也。”章老又引用并解释柳宗元《天爵论》“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一段话说：“爽达先觉，与鉴照无隐，在明之于人，有内感或外袭之不同。”。
运用助字——《体要之部》卷一《雅诗歌曲·平淮夷雅》云：“子厚行文，讲求运用虚字，虚字不中律令，即文无是处。”章老将柳宗元《平淮夷雅》所用虚字，如乃、于、允、止、其、曾是、是、伊、爰、式、聿，加以诠释，并说：“综举全集，子厚大抵每篇皆在细针密缕之中，加意熨贴，从无随意涂抹，泥沙俱下之病，必须明了此义，方可得到柳文之神。退之称子厚之文，雄深雅健，所谓雅者，不窥破此窍，即不能了解何谓之雅。”
洁与运用虚字之关系如何呢？章老说：“子厚《答杜温夫书》，勤勤于助字律令，是犹洁字初步用意，未足以统柳文之全也。”可见讲求运用助字是第一步，洁是最高目标。
（二）柳文的珠帘倒卷笔法
《体要之部》卷二十五《序·送徐从事北游序》云：“此文前后反覆，一笔到底，学柳文于此类篇幅，最能得到笔法。”章老指出：此序收笔“苟闻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一段话中，将“能如是”三字省略，“丝毫无损”，将“能如是”三字加上去，“格外有味”，这是“珠帘倒卷法”，“如是”是帘钩。“赖此一钩，将上数句卷成一束，使与下文衔接，便觉千钧直下，意外有力。”
章老进一步说：“柳文中惯用此种笔法，如《送僧浩初序》种种，随处可见，读者若不懂得此一笔法，即算于柳集无所通晓。”
（三）柳文的画龙点睛笔法
《体要之部》卷十六《说·谪龙说》云：“子厚于此类文字之结尾，每轻轻下一语，如画龙点睛然，以示警惕。若《永某氏之鼠》曰：‘彼以其饱食无祸为恒也哉？’而本文则曰：‘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志之壮，声之远，意之斩截，戒之显白，都表里乎是。”
又《罴说》云：“子厚善为小文，每一文必提数字结穴，使之知儆，《三戒》其著例也，而《罴说》则重在‘不善内而恃外’一语。”
又——卷十九《吊赞箴戒·三戒》云：“子厚为小文，序与文并，每以一语提纲，另以一语相映作结。《临江之麇》：依势以干非其类，纲也，麇至死不悟则结；《黔之驴》：出技以怒强，纲也，技止此耳则结；《永某氏之鼠》：窃时以肆暴，纲也，以饱食无祸为可恒则结。”
章老对柳文的三条评语，指出了柳宗元写小品文的两种笔法：一种是在文章的结尾处，用几个字作结论。这种笔法使用较多，如《谪龙说》、《罴说》等。另一种是在序中用一句话提纲，在文中用一句话作结，如《三戒》。后一种笔法包括了前一种笔法，后一种笔法是前一种笔法的发展。章老指出：柳宗元用这种笔法“以示警惕”，“使人知儆”，这是柳文的思想性所在。
（四）章老研究柳文的重点是论证柳文的思想性和政治意义。章老反覆揭示柳宗元立大中为准绳，善于持喻，论古咸今、托物言志等要义。兹举例述之如下：
（1）章老指出：“柳文不甚言道，而重言中。”除了在《体要之部》各卷随文诠释之外，又在《通要之部》卷一《柳志》撰《大中》一篇，进行专题论述，其要点为：
“子厚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
“柳文立大中为准绳，万变不离其宗”，“或单言中”，“或言中道”，“或用骈俪语，如中庸又如中正”，“抑或别加状物词如时中”。
“子厚以‘当’与大中为同义语。”“宜当，骄语，宜亦当也。”
何谓“中”？章老引用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一段话，认为“右数语，子厚自作中之解释，尤为通彻。”
（2）《体要之部》卷二《赋·牛赋》云：“子厚为文，善于持喻，然其妙处，在分寸不溢，一出口即如人意之所欲言，凡吾谓此赋为叔文写照以此。”又卷十九《吊赞箴戒•吊苌弘文》云：“子厚吊苌弘，实乃吊王叔文，盖叔文遇羸病之主，而革政不成，致以身殉，与苌弘欲城成周，以强周室，卒为周人所杀，事微异而愚忠颇同。”
（3）《体要之部》卷四《议辩·晋文公问守原议》云：“子厚论辩文字，大抵有关当时朝局，精悍无匹之作，如《晋文公问守原议》，若视为作者心忧古人，洄溯晋故，岂非呆汉？”章老指出此篇是“假托古人摅其愤慨”，“文曰：‘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断制何等紧迫？就中不宜谋及媟近一句，最为纲领。推之《桐叶封弟辩》，并以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数语显示铜山洛钟之妙。”
又《桐叶封弟辩》云：“子厚行文，以‘合古今，散同异’六字，为之准则，故凡论古之作，皆属箴今，如《问守原》及本篇，最为显例，子厚熟精《春秋》义例，运用不穷。”章老指出“王设以桐叶戏妇寺当如何？妇特陪笔而已，而寺人最置重。”
（4）《体要之部》卷二十九《记·小石城山记》云：“此文寥寥二百字，读之有尺幅千里之势，而又将己之郁勃思致，愤慨情绪，一一假山石之奇坚，树箭之疏数，悉量表襮于其间，茅顺甫谓：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信然。”
柳宗元《箕子碑》云：“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封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章老指出：“此乃子厚大展抱负，隐隐以箕子自喻，绝非仅仅于殷周间推测其人事之或然也。”由此可见，柳宗元“绝对否认”他“与（王）叔文亲善为比匪”，而是“以唐无（王叔父）其人，谁与兴理自期”的。章老又说：“此碑谢枋得评价极高，《文章轨范》中收柳文仅六篇，而此碑其一。其说曰：此等文章，天地间有数，不可多见，惟杜牧诗一首似之。题项羽乌江庙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右说着眼在隐忍二字。夫叠山以向后志存兴宋而尊此文，子厚以从前迫切兴唐而作斯颂，两贤忧国仁民，隐衷如一。钊案：有友见此记载，于小杜诗大为嗟赏，吾曾有二绝咏此事云：‘柳州箕庙杜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人争隐忍定兴邦。’‘公孙落魄叟迴肠，破庙题篇事可伤，一人有心人眼底，化为天地大文章。’并记于此，以资印证。”
章老所云“友人”、“有心人”，指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看过《柳文指要》全稿，对柳宗元、杜牧、谢枋得的“隐忍”议论，“大为磋赏”。章老写了两首七言绝句，咏叹其事。除了毛泽东主席外，谁能当受章老“天地大文章”的赞誉呢！
（五）章老宣称、撰《柳文指要》，“所三致意者，为文中之政治意趣也。”《体要之部》一揭出政治性强的、各种体裁的代表作品，如：
《体要之部》卷三《论•封建论》云：“子厚之论封建，不仅为从来无人写过之大文章，而且说明子厚政治理论系统，及其施行方法之全部面貌。”
又《天爵论》云：“子厚所为《天爵论》，可视为抗古箴今，双管齐下工作。”
又《时令论》云：“吾尝论子厚非薄当时礼制，而迹之差显明者，莫如《时令论》。”
又《断刑论》云：“《断刑论》者，与《时令论》相辅而行之所为作也。”
又《辩侵伐论》云：“子厚此论，关乎唐室之安危者甚大。”
又《六逆》云：“子厚之《六逆论》，明明为王叔文而发也，……所引秦用张禄，魏疏吴起，符进王猛，胡族李斯诸例，无一不影射叔文。”
又卷十三《墓志·王淑文母刘氏志文》云：“子厚之草此志，乃争取时间为之，倘稍涉游移，叔文一生之抱负功业，可能永无正面写照之任何文语。”
又卷十八《骚·斩曲几文》云：“鄙意此崭崭为弃绝阉宦而作，……适以反映永贞作政之最大号召，而标识达道专法之唯一准绳。”
又卷十九《伊尹五就桀赞》云：“子厚一生为学人政之大宗旨，不外急生人三大字，……夫永贞七八月短短期间，所行善政如彼之多，感动人心如彼之大，即可证伊尹就桀，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者，涉思不谬。”
又卷三十《书·寄许京兆孟容书》云：“千载而下，如闻其声，中正信义，及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乃子厚毕生学问与志愿所在。”
又《与杨京兆凭书》云：“书中有关目语，最为扼要：一曰‘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代表子厚之政治思想，与其平生明章大中之旨相通。”
又卷三十一《书·与吕温论非国语书》云：“《非国语》者，子厚体物见志之作也，……尝论以文字言，《非国语》在柳集中，固非极要，若以政治含义言，则疏明子厚一生政迹，此作针针见血，堪于逐字逐句寻求线索，吾因谓了解柳文当先读《非国语》，应不中不远。”
馀不多举。章老还对这些政治性强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更为深入，他说：“子厚之政治理想，往往执持甚坚，遇题发露，不一而足。如（《六逆论》）篇中言任用者之道，此在《封建论》中已发其大凡，即所谓‘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是也。此外《非国语·命官篇》，对晋文公树一义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举族以命乎远近，则陋矣。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此以视《六逆论》中远间亲、新间旧之驳义，如骖之靳，相辅而行。”
（六）顺便说一下，《柳文指要》中多处引用了笔者的考证成果，略举三例：
（1）《通要之部》卷二《永贞一瞥·册府元龟之永贞史料》云：“卞孝萱勤探史迹，时具只眼，顷从《册府元龟》中检得永贞史料二事见示，颇足珍异。”《柳文指要》1362-1363页全录我文，今摘引如下：
“《册府元龟》卷五○七《邦计部·棒禄》：‘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诒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一举而停十九个宦官之俸钱，为中晚唐绝无仅有之大事，二王刘柳与宦官斗争之坚决，于此得一强证。”
1965年章老撰《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大书特书此事，认为“于攻治柳文有甚深理解”。
（2）《通要之部》卷二《永贞一瞥·二恨潜通史迹》云：“就中权珰强镇，此二恨如何交通构扇之迹，恨无显文露书可资左验，曾偶与卞孝萱谈及而嗟叹之，越日，考萱果提供‘永贞史料钩沉’二则，持读辄为一快。”《柳文指要》1358—1359页全录我文，今摘引如下：
“崔元略撰《唐故兴元元从、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知省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并序）》云：公讳辅光，……属太原军帅李自良薨于镇，……公驰命安抚，……便充监军使。……元和初，皇帝践祚，旌宠殊勋。……韩愈《顺宗实录》卷四：‘六月癸丑，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裴均、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时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均为荆南节度使，严缓为河东节度使，三人相距遥远，缘何不约而同？幕后盖有操纵者焉。据《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永贞之际，严绶上表请皇太子监国一事，疑亦拱手听命于李辅光，特治史者苦无确据。今以李辅光墓志所云‘元和初，皇帝践祚，旌宠殊勋’等语为证，可释然矣。又据（新唐书）卷一○八《裴均传》，均为大珰窦文场之养子，其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当亦受宦官指使，可从严绶类谁得之。”
章老说：“从崔元略志中‘殊勋’二字着想，为问国家大事，除监国外，将更何所谓殊？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营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徐，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又于《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中大书特书此事，认为“人从而覆治柳文，将能理解亲切”。
（3）《体要之部》卷四《议辩·晋文公问守原议》、卷三十八《丧·为王户部荐李谅表》引用笔者的考证成果，证明王叔文革新集团成员李谅所撰之《辛公平上仙》，是影射顺宗幽崩。原文较长，为节省篇幅，只用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此事经过：
我由韩诗究出韩柳关系的隐微。但对“天位未许庸夫干”一句诗，也如前人一样，只认为是韩愈的信口开河，未予重视。却经章行严先生指出“此语不是无的放矢”，并提出唐顺宗李诵之死可疑的问题。这一观点，得到卞孝萱同志的支持，并提供了史料和见解。孝萱同志考出《续玄怪录》的作者是属于王叔文集团系统的李谅，并研究出《辛公平上仙》所描写影射的被杀皇帝不是宪宗，可能是顺宗。这一发现很重要。由于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二王政权和永贞内禅一幕政变的重要意义。这对中唐和中唐以后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971年，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华书局以大字排印《柳文指要》。章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将笔者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干校召回，协助他校勘。笔者回北京后，章老对我说，书的内容由他负责，我只进行文字校勘。我深知章老性格（《柳文指要》）中即有“吾文一落笔，即不欲任性涂抹也”等语），虽看出内容有失误之处，也无能为力，实为憾事。此书出版后，章老赠我一部，亲笔题：“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
三、《论衡指要》
章老“偏嗜”柳文，又喜爱王充《论衡》。他曾在《甲寅》杂志上宣布整理《论衡》计划，并设“通讯”一栏，与学者切磋。《逻辑指要》中引用《论衡》之处，触目皆是，如第三章《思想律》即引用《论衡》之《无形篇》、《书虚篇》、《实知篇》，馀不多举。《柳文指要》中还常以王充与柳宗元对比，如：
“子厚之所谓偶然者，非子厚之创论也，王充著《偶会篇》，曾详哉其言之。彼《感虚篇》……惶不为灾之为偶然甚明。”
“寻子厚之偶会论，较王仲任为进一步。盖仲任辨别灾祥，常历举前后两现象使之相次，先坐实前者，而始将后者证明为虚。如云：‘夫桑谷之生，与蛇绕左轮相似类也，蛇至实凶，御者以为吉，桑谷实吉，祖己以为凶’，此蛇至之是否真凶，桑谷之是否真吉，仲任胸中并无胜算，而为措词立论之便，速先坐实前项，使之显现后项为虚。此一逻辑程序，殆为子厚所不取，……。”
“王充《论衡》，未见子厚稍一涉及，然而两家唯物论点，无形中适与暗合，《天说》其尤也。试取子厚所说，与仲任所论两两对勘，谓自汉逮唐，吾国唯物理论萌芽，实以此二人为中枢，应是天下方闻之士所公认。”
“子厚《非国语》者，王充《论衡》之流亚也，特（论衡）语详，而《非国语》于短峭见意，《论衡》所涉极广，而《非国语》专一而精。故其义感人也深，而说尤易人，古来析理之书，此种最为贵重。”“子厚称李致用(景俭)作《孟子评》，……王充刺孟，所诋尤笃。”
“荣古虐今，较言厚古薄今犹进一层，荣虐字都矜炼。尝考王充《论衡》中《齐世》《须颂》等篇，屡用高古下今，尊古卑今，褒古毁今，称古毁今，长古短今等字，子厚或因而发兴，别拈两字，期与遥遥相称云。”
王充、柳宗元是章老所景仰的两位古人，因为《论衡》、柳文都合乎逻辑和具有唯物观点。比较之下，章老对柳宗元更为敬佩，这或许是章老先撰《柳文指要》，后撰《论衡指要》的原因吧？《论衡指要》尚未完成，章老就去世了。但章老研究《论衡》的阶段性成果，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例如刘盼遂先生的《论衡集解》中就采纳了章老的不少见解，请看：
《论衡集解》卷七《道虚篇》：“作道术之书，发怪奇之文，合景乱首”“章士钊日：‘合景乱首’当是‘古吴纪若’四字之误。”
卷十三《超奇篇》：“阳成子长作乐经。”“章士钊云：《后汉书•班彪传》有阳城衡，即子长也。又桓潭《新论》云：阳城子长名衡，蜀人，与吾俱为祭酒。仲任所说，殆即其人。”
卷十六《祥瑞篇》：“君子在世，清节自守，不广结从。”盼遂案：章士钊云：‘从’为‘徒’之误，是也。作‘从’则与下文‘人不附从’相复。”
卷十八《感类篇》：“况雷雨扬轩䡷之声”“盼遂案：章士钊云：‘轩’当为‘軯之误。䡷軯，震雷声也。”
卷二十三《言毒篇》：“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胀胎肿而为创。”“章士钊云：‘胀’为‘胗’之形误。《说文》肉部：脸，唇伤也。”
同卷同篇：“药生非一地，太伯辞之吴。”“盼遂案：章士钊云：‘辞’为‘采’之声误。今案《四讳篇》，太伯人吴采药，是其明证。
卷二十五《祀义篇》“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章士钊云：‘事’为‘享’之字误。下文‘鬼神未必欲享之也’，其证。”
卷二十六《实知篇》：“行事，文记谲常人言耳。”“章士钊云：‘谲’当读为‘述’，盖‘谲’与“遹”同声，‘遹’又与‘述’古通用也。”
港二十七《定贤篇》：“故名多生于知谢，毁多失于众意。”“章士钊云：‘意’当为‘爱’之误。古‘爱’作‘㤅’，与‘意’形近也。而‘知谢’又与‘众爱’互倒，本作‘名多生于众爱，毁多失于知谢’，于义方合。”
同卷同篇：“小贤多可称之行，可得箠者小。”“章士钊云：‘箠’字当为‘筭’之形误。”
同卷同篇：“恶至大，箠弗能。”“盼遂案：‘恶至大’不可解，疑‘恶’为‘物’之声误。北音读‘物’如‘恶’而致讹耳。‘恶’与‘数’为对文，‘箠’字宜似章说改为‘筭’。”
卷三十《自纪篇》：“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章士剑云：‘覆部’骈词。‘部’古通作‘蔀’。《易•丰卦》：丰其蔀。王弼注：蔀覆，障碍光明之物也。此‘覆部’与《易》注同意。”
同卷同篇：“贤者欣颂，愚者逃顿。”“章士钊云：‘逃顿’即逃遁。本书‘遁’字、‘钝’字均以‘顿’为之。”
同类同篇：“文孰常在。”“章士钊云：‘孰’疑当为‘族’，声之误也。……盼遂案：章说‘孰’，为‘族’误，是也。……”
既然不可能看到《论衡指要》全貌，从《逻辑指要》、《柳文指要》以及《甲寅》等刊物中钩出章老对于《论衡》的片断见解，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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