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一直关心台湾问题，进入晚年时，他还在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

1972年春，毛主席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他十分赞赏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毛主席亲手打开中美建立正常关系的大门，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也确立了双方建交的原则，其中包括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在筹划，既然跟美国总统都可以谈，同台湾领导人更可以谈谈。于是，这个使命又历史性地落在了章士钊头上。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破天荒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这架中国政府专机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以前国共和谈国民党政府代表章士钊及其家人。此一意味深长之举，轰动了香港。章士钊虽说是来“探亲”，探望他在香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香港及澳门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章士钊到港的消息，并猜测章士钊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的使命。

章士钊已是92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有句古话，“九十不出门”，张老先生绝非仅为探视小夫人而来，他是肩负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而来的。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是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

他参加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在南京学堂组织过反清学潮，并策划过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过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编译中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作“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这真是一则有趣的革命轶事。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参加过反袁、讨袁斗争。他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曾经为陈独秀出庭辩护，其数千言辩护词，使举座为之震惊，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还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被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遂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抗战夫人殷德贞，就是他92岁高龄来香港探视的夫人。

章士钊作为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举世闻名，他在逻辑学和柳文的研究方面，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从事写作，著作极丰。据统计，专著20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5000首，可谓一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经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合适不过的。

章士钊在国共北平和谈中就曾当过代表。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章士钊是最佳人选，遂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热心的章士钊当即表示赞成，并愿为此效力。代表团原定2月8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的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十分紧张，深怕自己上台后与中共的和谈之门关上，于是他亲自到上海请章士钊等人出面，邵力子则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2月13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往北平。和平之门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离开北平。4月1日，章士钊又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至此，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

同年5月，他同邵力子联合写信给代总统李宗仁。信中说，中共让步不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平，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他和邵力子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这封信由另一个和谈代表刘斐带到广州，亲手交给李宗仁，敦促李宗仁、白崇禧认清人心所向，争取和平解放广西。无奈李宗仁受制于人，未能幡然接受劝告。这年的6月，章士钊还写信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和平解放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1956年春，中共写了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钊捎信给蒋介石，信中情真意切地发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在这封信中，共产党提出了台湾实行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和承诺。其主要条款包括：其一是，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其二是，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其三是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也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协商；其四是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的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共产党提出的这四条，应当说对台湾当局是照顾的，条件是宽容的，而对蒋介石本人也是尊重的。蒋介石自1949年逃台后，虽暂时稳下脚跟，但日子并不好过。朝鲜战争已结束3年多，他靠驻台美军保护也不好受，蒋介石与美方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因而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有着共识，所以统一两岸有着共同基础。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左思右想，终于在1957年初派出秘密使者来北京接触。可惜没有谈出结果。1962年、1964年，章士钊又2次赴香港，为祖国统一做了大量工作。

这次章士钊不辞辛苦来香港，是想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架起新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章士钊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他特殊的个人经历，他在国民党中有许多故旧，好些国民党头面人物是他生前好友；此外，他和毛泽东是同乡，并且早就认识，相互之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前，经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介绍，他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不小的经费。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当然没有说成立共产党需要经费，只说是为了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他帮忙。他立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得2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他当然不知道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资助革命活动了。在43年后的1963年，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了这件往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1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上第一笔2000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2000元。章士钊感到十分不安。要女儿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后微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呀！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掏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信给我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有一次，毛泽东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章士钊在纸上写了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暗中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就迅速离开重庆，防此突变。毛泽东很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4名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在章士钊住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好，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还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让他一家搬进了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使他有了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环境。

在“文化大革命”极为混乱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线装书奇迹般地在1971年公开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然而喜悦之后，他的生活更加空寂。“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也无事可做。身边的奚夫人于1970年因肺炎去世，他失去相依相伴的老伴，内心异常孤独。他是一个从不虚度光阴的人，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心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了9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周恩来说：“在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合适不过了。过去1962年、1964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92高龄，恐怕身体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当时他头脑虽然异常清晰，耳朵却聋得厉害。同时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致使腿部肌肉萎缩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章含之也认为父亲纵有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念头，可惜已力不从心。此事一度作罢，他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叨念，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了专机送去？”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情景：我一时不知如何表示，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毛主席的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92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可是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1973年5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学院内科张惠芳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女厨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位女孩……

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报界对父亲来港的宣传的确证实了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8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新的和平桥梁。然而我对父亲的健康却忧心忡忡。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亲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我觉得他出奇的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不多。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一周后，我带妞妞离港回北京。他深情地对我说：“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人也许真有一种第六感觉，会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种预感。在我和父亲30年的相处中，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他的诗作洋溢着强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却极少动情。我在香港寓所辞别父亲时，不知怎么我产生了一种悲哀，对老父亲依依不舍。父亲也是这样，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可冷酷的时间没有给父亲留下3个月的生命。1个半月后，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

这位爱国老人把遗憾留在了香港，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来者。